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

形势不允许达尔文再拖延下去,慢慢搞出一部让人无法挑剔的著作,让自然选择引起进化的论断不容置疑。经过18个月的字斟句酌,他终于搞出了一个“摘要”,取名为《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通常简称为《物种起源》。在那本书中,达尔文首先指出,起源是“一个长期存在着争议的话题”。他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证据,说明进化比特创论更为合情合理。该书的第一版共有14章,达尔文分为三大部分展开论述,就像是在演出一部精彩的三幕传奇剧。

在第一幕,达尔文先勾勒出进化理论的总体轮廓。由于他无法为预计会引起很大争议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他便通过生动的类比,先讨论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如何通过人工选择形成多种多样的不同品种。他想以此说明,既然狗和鸽子一类动物可以在家养条件下形成那么多的变种,那么,自然界产生的变种在比那长得多的时间里当然就足以最终形成不同的物种,而不仅仅是形成一个物种的许多品种。

接着,达尔文列出了他的理论的几个基本要点: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导致物种改变。他的指导思想是,每一个物种的不同个体都会在它的每一个性状上表现出某种变异,那么,就同马尔萨斯理论所说的人口压力必然会引起竞争和生存斗争一样,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结构最优的个体便会以更高的生殖率繁殖,这样其后代与其祖先的血统已有所不同,经过长期的如此分化,最后就会导致物种改变。人类在相对说来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通过人工饲养做到的事情,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生存斗争”在“漫长的全部地质时期”里难道还不能做得更好吗?

在那部伟大智识戏剧的第二幕,也就是在全书中间的那些章节里,达尔文指出了自己的理论中存在的所谓“困难”。在这里,他以最严厉的批评家的身份在诘问自己,其实是就别人最有可能抨击他的观点的那些问题预先作出回答。没有设计,没有上帝的参与,仅靠一点一滴的渐变,如何能够造出如鹰眼那样完美的器官呢?怎样能够用自然选择来解释某些具有奇特习性或本能的动物的存在呢?譬如说,杜鹃会到其他雀鸟的巢里产卵,蜜蜂具有高超的构筑蜂巢的本领,蚂蚁群中存在着毫无意义的等级(sterile castes),甚至有的品种的蚂蚁竟会捉来其他蚂蚁为奴。达尔文不厌其烦地逐个例子进行分析,竭力论证一点一滴的变异积累起来,最终就有可能产生出我们在自然界里看到的那些古怪的行为和特性。在涉及地质和化石记录时,由于当时缺乏他的理论所需要的表明存在着物种之间过渡生物形式的证据,达尔文解释说,已有的地质资料极不完整,现在能够见到的仅仅是地球上漫长的生命历史中留存下来的零散样品。

在戏剧的第三幕,也就是全书后面那些章节,达尔文以列表方式一一举出用特创论非常难以解释,而用他的进化论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加以说明的问题。现有的化石资料还很不完整,为什么它们提供的证据却表明在过去的年代曾有过物种灭绝和物种改变?我们如何能够最为合理地解释动植物的地理分布?达尔文还进一步逼问,如果不承认在一代代的繁衍中出现的渐变,我们的分类学家怎么能够对我们在自然界里所看到的显然互有关联的亚种、物种和生命形式的序级进行分类呢?如果不根据进化原理,怎么能够解释差异非常大的不同物种,它们的胚胎却惊人地相似呢?达尔文又援引了许多已知的无用器官的例子,他称之为“退化的或萎缩的器官……不完全和无用的”,例如“无尾动物残留的一小截尾突”。对于特创论来说,退化特性简直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所不能的神怎么会造出一个动物王国却遗留下那些无用的器官呢?对于进化论者,胚胎相似和退化特性反而支持了他们的假说——这些特性正是从一个物种变为另一个物种时,机体组织发生变化以后遗留下来的“以前事物状态的记录”。达尔文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按照这种变异代代相传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存在着退化的、发育不完全的和无用的也就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器官,那虽然是旧的创世说肯定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但根据这里介绍的观点,就不仅不是什么困难,反而是预料中的事情。

在近500页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不厌其烦地反复举例、反复论证,竭力向人们说明他的进化论的优越之处。这本书在科学家和受过教育的业余爱好者中间十分畅销,结果,达尔文就让他的读者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思想观念得换一换了,《圣经》对物种起源的解释好像不大对,应该代之以自然主义的说明。

达尔文在他的书中,尽管从头至尾都在回避人类是否也在他的洞察范围之内,但是,在那本大部头专著结尾前的第三段,他还是就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问题挑起了争论,其中的一句话可能是科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论断:“人和人的历史的起源将被光明照亮。”达尔文希望由别人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又不满意他所看到的别人——甚至有他的支持者——用另一种光明来审视人类的做法,于是他只好自己上阵,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年)一书。在这部著作中,达尔文毫不含糊地把人同一种猿一样的祖先联系起来,甚至还强调指出,进化不仅产生出人类的身体特征,而且也在本能、行为、智力、情感和道德的形成上发挥了作用。(https://www.daowen.com)

达尔文的理论在今天早已得到证实,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洞察力是何等的敏锐。他在当时不可能写到现代遗传学方面的内容,更不可能引用关于遗传的生物化学的成果。在他那个时代,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地球的年龄会超过几十万年。而且,那时也未曾发现似人的化石(尼安德特人的骨化石是最早被认为属于现代欧洲人的化石),因此,人和猿之间似乎还隔着一道需要填平的巨大鸿沟。只是在进入下一个世纪以后才有了系统化的和确实的证据,能够把理论变成公认的事实。在达尔文活着的时候,他的理论并未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达尔文看到了遗传是如何起作用的,看到了变异是如何产生并在后来的某一代群体中稳定下来的,但是他的那些认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停留在“那些许许多多的、还不十分清楚的或者说只是隐约可见的变异规律”,并没有在他的论证中形成逻辑十分严密的链条。他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也认为遗传是一个混合过程,就像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中间色。但是,如果遗传是通过混合产生的,那么,一个更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怎么能够把它的那些优良特性传遍整个群落呢?事实上,一种优良特性过不了几代就会被稀释,经过一代一代的混合还会彻底消失。达尔文也曾经想到过,新物种也许能够在岛屿上产生,或者在其他比较小的孤立的群落里形成,因为在那里混合效应能够减至最小,按照概率规律,一个特性优良的变种就有可能占据整个群落。但是,即使在很小的繁殖群落里,也可以证明,混合仍然会阻止新物种的形成。关于自然界中存在的拟态进化,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存在同样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譬如说,两种属于不同物种的蝴蝶怎么会有相同的外貌呢?

对进化论的批评还来自未曾料到的一些人,他们是物理学家,批评所持的理由既权威,又无法反驳。达尔文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达尔文曾经提到形成一个地层的时间是3亿年,那就意味着生命已经进化了若干亿年甚至几十亿年。但是,当时的物理学根据已知的地球辐射冷却和推测的太阳燃烧(那时以为太阳就像一个燃烧的大煤团)计算出来的地球年龄,绝对满足不了达尔文的纯定性理论所需要的出奇长的时间。要知道,达尔文把他的观点公之于世的时候,物理学这门学科主要由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的成功,在智识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协调一致,在科学界享有很高的权威;更何况,当时代表物理学站出来公开反对进化论的还是威廉·汤姆孙(William Thomson)[即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那样的大人物。

在接下来的20年里,达尔文针对那些批评尽量作了一些解释。然而,在达尔文的那些解释中,他表现得却不像一位彻底的达尔文主义者,倒有点像拉马克主义者了。他虽然仍然坚持自己钟爱的自然选择,但退了一步,承认自然选择或许不是引起物种改变的唯一机制。不过,在进化是否有足够时间的问题上他却没有屈服于物理学权威,他指出,我们并没有“充分了解宇宙的结构和我们这个星球内部的真实情形,由此去推断它过去所经历的时间不可能可靠”。他还提出,进化引起改变的速度在很早的时候或许会比现在要快得多。他甚至也同意了其实是拉马克的观点,认为造成进化的那些因素有可能同时影响到动植物的整个群落,包括导致群落中大批个体的改变,这样一来,个体变异的重要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达尔文在他于1867年出版的《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一书中还单辟一节,专门讨论了一种有可能使获得的特性得以遗传的机制,他把那种机制称为“泛生”(pangenesis)。就达尔文本人而言,在他的那部伟大著作首次出版时,他对自己学说的表达倒是观点明确,显得十分干脆利落,而在以后的版本中,反而暴露出了他在思想上的不少矛盾。

《物种起源》第一版刚一问世,立即就招来了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卫道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实在无法容忍达尔文离经叛道的进化观点。《物种起源》出版后没过几个月,1860年,在牛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反对者就在那里你唱我和地大肆攻击达尔文。在会上挑起的争论中,牛津的圣公会主教维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攻击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居然把人等同于猿猴。T·H·赫胥黎(T.H.Huxley)因为积极为进化论辩护,也大受讥讽,甚至被骂成“达尔文的哈巴狗”。

就在崇拜达尔文的那些人在公开场合勇敢地捍卫进化论的时候,达尔文本人却已经退休,待在位于唐的家中继续自己的工作,照料自己的花园。在那些年里,他出版了好几本很有分量的著作,内容涉及动物的情感、植物的授粉和交叉授粉、食虫植物、攀缘植物以及蠕虫的行为。所有那些工作都体现了进化的思想,并以他的自然选择原理作为基本框架。但是,即使有那样多的工作,也未能完全说服当时的科学界以进化的观点去看待生命的历史。达尔文于1882年病逝。他的思想尽管威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也没有成为查理爵士,但这位慈祥的老人绝对是英国的一位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文化伟人。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与艾萨克·牛顿爵士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