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诸神和上天

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发展有自己的基于天文观测的历法，但只是在一部分第一批文明中，我们才能看到名副其实的天文观测。精确历法对于农业社会的用途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用于农业，也用于例行的仪式活动。历法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很明显，例如用来确定签约和以后履约的日期。

在美索不达米亚，有一种非常精确的历法从公元前1000年一直使用到公元前3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历算家早就靠数学计算编制出了在好几百年后都一直有效的抽象历法。他们编制的是一种一年有12个太阴月即354天的历法，那当然与一年有365天的太阳年不同步，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额外插入一个太阴月（即设置闰月），以使太阴月与（决定季节的）太阳年协调一致。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是在19年中插入7个闰月。古埃及的僧侣/天文学家维护着两种不同的太阴历法，但是，埃及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却是第三种法定的民间/太阳历。这种历法一年包括12个有30天的月，另加5个节日。因此，每过一年，那种有365天的民间历就会偏离太阳年四分之一天。于是，在埃及历史的长期进程中，民间历年慢慢滞后，每过1460年（4×365）竟会错位一个（决定农时的）太阳年回到原位。民间历与太阳历在公元前2770年相合一次，到公元前1310年又会再度相合。这种不准确的历法导致的混乱，直到有人突然想起埃及的一件大事——每年一次的极有规律的尼罗河泛滥——可以根据天狼星季节性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独立进行预测，才得到解决。

历法、天文学、占星术、气象学和法术构成了一种普遍模式的一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以及美洲的文明，经历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尽管我们现代人存有偏见，但是，在那些早期文明中，要把天文学与占星术，或者把天文学家与占星家及法术师区分开来，那是不可能，也是不公正的，因为那些探索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若要预测庄稼收成、军事行动的结果或者国王的未来，那么，占星术和神秘学问在当时是被普遍视为有用知识的。的确，一俟历法天文学（它毕竟能够预测季节）出现，它们就构成了第一批应用科学。

图3.7　最早的科学研究。古巴比伦天文学家系统地研究了那些决定着每一个太阴月里新月第一次出现时间的变量。他们不单观测现象，还研究这些因素的变化，反映出天文学已经成长为科学。

在所有的古代科学传统中，巴比伦的天文学最为发达，值得细加分析。在古巴比伦，占卜从检视动物的内脏演变到信仰星象，可能促进了对天空的研究。古巴比伦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天文观测记录，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47年。到公元前5世纪，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能够不太准确地预测几个主要天体的未来位置。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完全掌握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太阳和月亮的循环。尤其是，稍晚一些的巴比伦天文学家还了解了日食和月食及其食分，并能作出预测。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和推断出几个行星在什么时候升起、下落和可以被看见，尤其是那颗作为晨星和昏星的金星。巴比伦天文学和六十进制计数的遗产是非常伟大的，这不仅因为我们至今仍在用度数测圆，还因为是他们定下了一个星期有7天，并早就认出了行星。的确，巴比伦天文学的许多技术传统都传了下来，为后来希腊和希腊化的天文学家所采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巴比伦天文学家所从事的研究活动。诚然，他们观测天空，肯定使用了观测仪器，而且做了精确记录；其实不止如此，他们还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去解决某些非常具体的天文学问题。

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例子，“新月问题”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出于历法和宗教的原因，巴比伦天文学家需要知道一个太阴月有多少天。两个满月或两个新月之间的间隔有29至30天（平均29.53天）。那么，某一个月到底应该是多少天呢？有几个自变量在影响着这一结果：从地球上看到的天空中太阳和月亮之间的相对距离（图中的AB），一年中的季节（α），还有较长时期里月亮来回移动的距离（CD）。由于这些自变量的影响，预测新月的再次出现显然就很困难。巴比伦天文学家研究并掌握了“新月问题”，还能够编制出正确的天文表，可靠地预言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新月。“新月问题”表明，古代的巴比伦天文学家就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29还是30天？）进行过积极的科学研究。这项研究的基础是观测、数学分析和对现象的模型化，而且还是理论性的。值得我们更多注意的是其中隐藏着的抽象的数学循环模型，而不仅仅是他们看到了天上运动着的东西。

医学和医学社会组织也是国家支持有用知识这一官方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每一个早期国家中都出现过不少在政府任职的名医，他们关于解剖学、外科学和草药的实际的及经验的知识在国家支持医药研究的环境下不断增长。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200年）的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医学纸草书，就经常被引用为以“理性”和无神论态度处理病患的例证。

同样，在首批文明的早期，金丹术和金丹术知识也开始备受青睐。金丹术无疑起源于古代的冶金实践，若说技术产生过科学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就像占星术一样，金丹术承诺有实用价值，在国家支持这一主基调下，许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直到现代。我们在理性和伪科学之间所划的界线，还尚未被认识到。所有这些研究似乎都属于有用知识的范畴。(https://www.daowen.com)

说到最早期文明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必须谨慎。似乎可以保险地说，在所有那些社会中，宗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思议的，那里住着诸神；天体常常被赋予神性，天上有许多神话故事。例如在埃及，天由女神努特（Nut）擎起，法老死后变成星星。在巴比伦，行星的运动代表了天神的运动。在中美洲，按照玛雅人的说法，大地是由一只浮在水池里的巨龟托起。中国人则持一种比较有建制的、诸神间有领属关系的宇宙观。但是，从总体上说，没有一种早期文明形成过关于宇宙的理论模型，那时绝无抽象的、机械的或者自然主义的宇宙。在这些文化中，几乎看不到对自然界有过独立的自然主义探索，或者抽象地研究过“自然”的概念。

首批文明倾向于广泛接触知识，编制出许多无所不包的列表，里面罗列了一大堆的词、数、神、植物、动物、石头、城市、统治者、职业或者书写人，有时竟不加分类混杂在一起。仅仅认识和记录知识的这种做法——即所谓的“列表科学”——在社会尚未形成正式的逻辑和分析思想的时候，恐怕只能如此。那些编纂资料的人承担如此枯燥的苦差事而又隐姓埋名，也许只有在国家供养一大批读书人，把他们当做文职官员的地方，才有此可能。

总之，出于实际需要，科学随着文明一批一批地浮现。书写和算术作为新的技术被应用于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专家们无论处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得到国家保障，他们全都服务于同样的功利目的。存在着先进的历法、解决了复杂的天文学难题以及间或搞些数学“玩意儿”，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显示第一批文明的科学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缺少的是理论抽象，那是我们所认定的科学的更进一步的标志。因此，真正需要作出解释的，其实是科学理论和按其自身价值对自然知识进行追求的起源，即所谓的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如果说由数学和天文学所体现的科学是随着第一批文明多次地、独立地兴起的话，那么，自然哲学便是只随希腊人独一无二地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