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社会斗争

从事生物科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人，如今全都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现已成为许多人从事研究和理解科学问题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其他科学领域，对于进化论的某些影响，直至今天也还存在着争议。

达尔文学说用自然代替了神，因此，它一开始就同宗教精神和《圣经》权威水火不容。1925年在田纳西州进行的那场“猴子审判”官司，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例子。在那场官司中，一位公立中学的教师斯科普斯（John Scopes）被控违反了该州不准教达尔文学说的法律而被判有罪。即使今天，争议仍然没有停止，而且不止是在科学界内部对进化论本身尚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在公立学校里还出现了是应该教生物科学还是应该教“科学创世说”（scientific creationism）之争。出版商为了讨好宗教势力，长期以来居然干脆从他们出版的教科书里删去了许多关于进化的内容。在神学界，除了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外，主要的宗教当局都及时地作出调整，按照伽利略的办法，把他们的教义修改成尽量不与进化论的普遍原则产生矛盾。他们已不再拘泥于《圣经》中的词句，反而让神干预进化过程，说是在人类肉体进化到某一个阶段神才向其中注入了非物质的灵魂。

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争论就更加激烈了。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最初的争议是由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派别挑起的。该派别主张，社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阶级层次，可以用生物学中的生存斗争来加以说明。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不仅阶级，连人种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总想以此来粉饰他们的社会和心理学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意思是，社会中现存的一切，连同它所有的不公正，都是由生物学的遗传特性决定的，很难通过社会改革来加以改善。

各式各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全都在为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秩序构筑思想基础。例如，美国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早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财富的福音》（Gospel of Wealth，1900年），他在那本书里就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想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证明财产和利润的神圣不可侵犯，并想以此科学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他一些颇有辩才的理论家也提出过种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他们的理由仅仅在表面上看起来相似，但却无一例外地全都表现出理直气壮的样子。例如：有的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张目，有的宣传优生运动和主张“劣等”人绝育，还有的在论证男人天生优于女人，等等。但是，美国社会科学家的主流却是反对如此滥用达尔文的思想。

在如何科学地解释人类进化的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业已发现的化石至少代表了3个南方古猿物种和2个始祖人类物种。南方古猿是一种已经灭绝的两足动物，属于生活在500万年前的一种始祖猿过渡到人之间的中间物种；而始祖人则是在我们这个智人物种进化之前紧接着南方古猿出现的一个物种。这些发现虽然可以被看成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明，但是，也只有在仅仅涉及人的身体特征的进化时大家的意见才比较一致。至于人的精神和行为方面的特征，则仍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在这方面，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都异口同声地维护意识的尊严，反对基因和自然选择的侵入。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阐明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即社会状况必须要严格地采用社会事件来说明。这样一来，他就在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根基本来就不牢固，因为大多数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都具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性格，所以涂尔干那句警示性的格言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过很大影响，结果，用生物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做法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到轻视。(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达尔文学说自身得到澄清而开始发生变化。当时，奥地利动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茨（Konrad Lorenz，1903—1989年）建立了一门被称为动物行为学的新学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自然条件下动物的行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集中研究了动物的心理及行为特征的遗传基础。受到他们的启发，自然也就有一些科学家开始关注起人类行为的进化。这方面的工作在1975年威尔逊（Edward O.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书以后得到了极大加强。他在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可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进行研究。他的这种观点在意识形态方面招来一片反对之声。反对的基本理由是，人类社会生物学里包含有“生物学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后者将成为为现存社会中最不如人意的那些现象的辩解借口。有人可以不喜欢社会生物学，但是，强加在搞社会生物学的人身上的那些严厉的政治指责也是不公正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生物学的研究一直十分火热，研究的重点是非人动物的社会行为。

达尔文学说在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中还必须战胜它的另一个对手——拉马克主义，后者的基本观点是获得性状可以遗传。拉马克主义有两个观点颇具吸引力。一是它认为环境对进化过程有直接影响；二是产生新生命形式的过程可以被加速。前面曾经提到过，达尔文本人在设法说明发生变异的原因时其实就接受了拉马克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拉马克主义总能够得到一小部分人的青睐，直到进入20世纪。例如，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曾经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过拉马克的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有那么几年，苏联政府也曾大力提倡拉马克主义，把它作为迅速改进其农业的最后希望。再往后，拉马克主义就没有了市场，基本上无人理睬了。科学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时被称为“遗传学中心法则”的信念：DNA携带着所有遗传特性的密码，因此，没有任何机制能够通过改变某一种特性来影响到决定该种特性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化学性质终于敲响了拉马克主义的丧钟。

达尔文学说在今天已经为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范式。对于达尔文学说的基本主张，即物种是进化的成果和自然选择代表了进化的主要方法，科学家们的看法其实完全一样，只是在涉及进化的具体方式时，还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差异，譬如说，进化是渐进式的抑或是一系列跃变，遗传特性怎样才算适应了环境。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生物科学界差不多是在重走达尔文生前所走过的道路——从基督学院的神学学生走向承认生命的多样性其实是自然的伟大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