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这是供非科学史专业读者阅读的一本通史性质的世界科学技术史著作，译者正好属于原作者为这本书预定的外行读者。我翻译此书，大概也就是我国最早逐字认真地阅读过它的一位读者。根据我读后的感受和收获，我可以负责地说，不搞科学史的人，尤其是科技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和科普工作者（包括大众媒体的有关人员），花不多时间读一下这本书肯定值得。

因为原作者把叙述的重点放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史，亦即关注的是科学和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样，普通读者便根本无需去记忆那些自己未必关心或未必用得着的史料，也无需把作者的观点当做权威结论，阅读时只当做是在了解科学史家们为什么和怎样在进行科学史研究（这已能吸引外行的兴趣了），就能够加深甚至更正自己对科学和技术本质的认识。作者在“序言和致谢”中开宗明义，明确交待：“本书是为非专业的读者和大学生们编写的一本世界科学技术史导论，旨在提供一幅‘全景图’，以满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的需要。”这是诚实的界定，他没有像有的作者那样拔高自己东西的学术成就，也没有不实地扩大自己作品的读者范围。

经过半年的伏案劳作，如今总算可以交差了。我对科学史是外行，倒也不是全无接触，更知道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过，我早先接触的科技史故事，大多是大讲“第一”，而知道我的老祖宗的“第一”越多，我越不能像阿Q那样自豪起来，这大约是孩童时在家乡常听到的“好汉不提当年勇”那句老话对我影响太深。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与科技沾上边的普通中国人，我头脑中有许多“为什么”，我国的科学史专家却偏偏似乎不大肯向我“普及”我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翻译了这本书，我觉得豁亮多了，不是它给了我什么结论性答案，而是书中的故事启发了我的思考。

作者在全书中贯串了他们的一个观点，那就是，那种流行的普遍看法，即“技术依赖科学乃是一种亘古通今的关系”，是“没有历史事实根据”的，虽然科学和技术在20世纪的确结合得非常好，但是，“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历史条件下，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向前发展，而且在智识上和社会学上都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中，技术起到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我知道，这在科学史界只能算一家之言（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阿西莫夫也说过“在没有科学的时代”一类话），而“科学推动技术发展”也不仅仅是普通人的流行认识，实在也是有学者的科技史研究在支持着的另一派的观点。不过，作者为了论证他们的观点，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和技术所处的历史条件上，也就是同时代的社会环境上，这就更能吸引我这个外行人的兴趣，而国内科技史著作（至少就普及而言）如此着眼的，我还尚未见到。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谈这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和事，不谈同时代社会为之提供的环境或条件以及它反过来对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只是有用），恐怕既不符合事实，也是不搞科技史的读者会感到枯燥乏味的。

作者明白无误地指出，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科学与神秘学问不可区分，甚至宗教情结也曾经驱使过一些人去探索自然，这种观点在从没有接触过科学史的人看来，或许有些新奇，其实在一本导论性质的科学史著作中绝不可能是什么标新立异，外行读者在读过作者的分析以后肯定能获得启迪。原来，科学研究虽然是迄今为止所能有的最好的了解自然的方法，但它走的并不是一条逻辑线路，而只能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摸索着前进。科学既然是探索，它就从没有告诉过我们什么“终极”结论，而只有科学家在当时所能得到的较为接近“真象”的认识（摹写）。尊重科学却不该迷信科学，译过这本书，更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事实上，宣称得到了“终极”结论，恰好是一切伪科学不同于科学的共同特征。例如，关于宇宙演化历史的“大爆炸”理论无疑是一个用科学方法作出的科学假说，然而，因为它偏离常识显得怪异，便被当做科普的热门话题，常常把这种实际上是时空均有限的人类对在时空上无限的宇宙所作的猜测（或阶段性认识）炒作得就像是一个“终极”结论，用不可能准确的常识比喻手法描绘得“事实就是那样”；据我看，这样的“科普”只能引导人们对科学产生误解。至于关于地外智慧生物的“科普”，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误导，并被多种歪门邪说加以利用，使“外星人”充当了“神”的替身。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世界通史，空间是全球，时间则是从人类起源一直谈到20世纪结束，自然就不能不涉及人类文明的起源。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各自独立发生，而且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那是由“水文地理和生态的因素”决定的。意思是，人口的增加超过了环境的承载极限，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这似乎是一种流行的观点。不过，我这个外行在按照作者的意思一句一句翻译时，头脑中总是要闪出好些疑问。“生存”这个词，不同时期和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就有不同的理解和相差极为悬殊的忍受力，所谓“人有不同的活法”。穷，未必思变。就我从懂事起的这几十年所见，倒是人们在吃窝窝头的时候不想变，现在生活好一些了，反而不安于现状，更愿意作新的追求。虽然文明起源问题与现实问题不同，难道历史学家真的能够摆脱今天的经历去理解过去么？作者当然也说了，这“尚无定论”，而且在书中某处也提到了还存在着从文化上寻找原因的研究。我期待着有关的学者能给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一个更为可信的说法。

科学是一个探索过程，作者自己坦率承认他们写作这本书也是如此。作者写道：“既然科学是人类以理性讲述的关于自然界的故事，那么，只要自然哲学还是一种社会和智识活动，这个故事就肯定要继续修改。其实，科学史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铁的事实，目前任何一种科学表述事实上都会被抛弃，正待被更好的表述所替代。”关于他们自己的书，则说：善于思考的读者“……看到的不是真相和一致的意见，而是各显其能的探索、关于历史变化解释的热烈争论和种种复杂的分析研究，历史学家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或那种观点的支持或反对。因此，我们不可能告诉读者事情肯定就是那样一堆永远不会改变的结论。相反，我们倒要提醒读者注意我们的史料来源和书中观点的倾向性，以及整个叙述肯定会存在的局限性。”早就有学者指出教科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们常常会使学生感到“事情就是那样”，从而导致思想僵化。阅读这本书，由于作者大致沿着实际研究工作的思路叙述，读者能够有参与感，进入对所讨论问题的思考，并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和阅历情不自禁地对书中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支持或反对”的思索。在这里，外行读者丝毫感觉不到是在接受权威的“训导”，就像在与比自己在有关课题上知道得更多的学者一起讨论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愉快的阅读经历，比起只读到一大堆对于自己未必有用的死知识更有收获。

最后提一下翻译的事情。译者既然是科学史外行，翻译起来拦路虎自然不会少，除了要克服同中文英文水平有关的困难以外，最难办的是作者不可避免地总会有少数“不尽其意，不尽其理”的表达文字。这时候，按字面直译糊弄过去，实在觉得对不起读者，必得联系前后文（包括作者的文字习惯），查资料，请教有关专家，进行一番有根据的揣测，才能够尽量接近原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古代外国人名地名对于我也是一个困难，不但难查，难找到对口的专家请教，更难判断查到的哪一种译法算是已经“约定俗成”。例如，中美洲的Olmec文化，《辞海》里是“奥尔密克”，而在中央台最近的有关电视谈话节目中打出的字幕是“奥尔梅克”。我的处理办法基本是：人名译名选取的次序是《辞海》→《古今科技名人辞典》（阿西摩夫著，科学出版社）→《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辛华编，商务印书馆）；地名选取次序是《辞海》→《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中国地名委员会编，商务印书馆），少数实在查不到的，才参考其他未必可靠的资料，参照同源其他人名地名的已有译法径直音译。(https://www.daowen.com)

我知道，没有一个译本（原作也一样）不会留下遗憾，翻译既然是“再创造”，就不可能没有译者带进的理解上或疏忽上的错误。全书译完正式自校两次，都曾经发现过一两处足以使自己大吃一惊的错译，为此自己又反复翻阅检查了多次，大概总能达到及格标准的吧。尽管如此，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仍然发现和纠正了我的若干处错译，更不用说对全书人名、地名的译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标准化（依的是俗成原则）和统一，使译文的正确性得到进一层的保证。这再次证明，出版物的质量必需要经译者和出版者共同努力，才有望提高。

恳望细心的读者把发现的或者是有所怀疑的问题（不必管是翻译上的还是原文就有的）及时反映给出版社，那就有可能使此书在再印时得到更正，而且，也只有读者的反馈，才能够真正帮助译者和出版者改进自己的工作，那是提高我国出版物质量在当前比较缺乏而又最需要的东西。

译者

2002年6月

重版附记：

吴国盛先生阅读初版后，指出初版一处译文意思的错误，并若干不妥或值得商榷之处，译者在认真考虑之后做了不同的处理。在此对吴国盛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然而，我自知现在的译文也难保证没有遗留下错误或不妥，这均应由译者负责。另外，索引是责任编辑殷晓岚代劳的。

译者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