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2年到1933年一种历史学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省

不回溯过去，就做不到反省。Domine non sum dignus.[2]——当一个人第一次来这个学院讲学，为这么多看不清面孔的听众所围绕、所打量的时候，这句话就会自然地流到嘴边：他感到了肩膀上自己弱点的沉重。而我也将羞于掩饰这一点。再说，听课的学生和同行们对当选教授的期待，并不是一通情感的抒发，而是一个有关某种奋斗、某种精力奉献的坚定承诺。那么我要为之奋斗和奉献精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呢？我是历史学家，要把这个事业说清楚，还只能直接按年代顺序来叙说。

1892年：阿尔弗雷德·莫里辞世后，法兰西公学院撤去已开设了一个多世纪的通史和应用历史学方法教席，为的是另设一个历史学教席，其最早的名字是历史学与伦理学，其风格多次变换，在多努执教时为古典主义，在米什莱执教时为浪漫主义，保证了教学卓越而富有新意。

1933年，即四十年后：学院创设了一个现代的通史与应用历史学方法教席——这是我个人对这个教席的随意叫法，其正规名称则是人们此后在学院的通告上所看到的那个现代文明史教席。

1892年和1933年，这两个年份其实体现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不得不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要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对我这一代人所接受的观念和所学到的方法进行不客气的质疑的话，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傲慢自负。其实我只是在明确地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你们和我自己指明今后要一起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