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尔·西翁的一生波澜不惊，因为他始终注意让他的生涯避免变故。这个法国北方人在一个阳光充沛的地区，在蒙彼利埃，谋到了一个他中意的教授地理学的职位，他从来没有试过去换一个巴黎的教授职位。人们完全能够料想到，不会有什么人要图谋他的职位；我们别要求谁有超乎常人的美德。1899年到1922年，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同学，就认为他是十分出色的“地理学家”；之后他再也没有其他外号；但是他是一类十分少见的地理学家：极其敏锐，极有学问，特别注意与竞争伙伴进行思想交流，本能地逃避一种封闭的环境。因为在那种环境中，那些“牧羊人”的指挥只能驯养出无创造力的牲畜。但是人们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半地理学家”，怀疑他的方法，又有点为他的学科担心。

32年前（1909），我已经在《历史综合评论》的一篇书评中指出过这一点，当时这本杂志刚刚在业内有了一些声望。尽管《东诺曼底的农民》这本出色的论著非常吸引历史学家，尽管它鲜明地揭示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关联性，但它完全是一本地理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西翁在开头连续两章中，以一种非常敏锐的地理学意识，考察了自然环境的状况；更是因为，他显然十分熟练地处理了所遇到的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人口学或统计学、财产或经营制度方面的所有问题，“他不是作为研究工业或农业、人口或产业的历史学家，而是作为地理学家写出问题的已知条件，并且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在1909年。但是在1932年，朱尔·西翁自己揭露了一个屡犯天真错误的人所犯的错误，此人是《地中海地区地理》的作者艾伦·丘吉尔·森普尔小姐（这是时隔二十年，她重犯了另一本书《地理环境的影响》上的错误，但这次的错误更加严重，那本书曾惹得我本人在《土地与人类演化史》一书中发火）。他出于朴素的好心为错误辩解，他写道：

地理学家不必涉及那么丰富的令人生畏的历史问题。只是因为他受过的教育和历史学家不一样，而且好奇心也不同，有时他可能希望从一些新的角度指出问题，通过强调至今仍被忽视的一些自然因素来重新提出问题，并且提出一些难题，即使他无法解决它们。他的错误可能蕴含许多道理。但是，只要……他会历史学家的技能……他就应该同时作为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来思考。

他还批评了我曾常常坚持的一个论点：“如何要求他从此不仅要掌握，而且亲自从事关于冰川或多旋回地表形态，关于气象学以及人们所称的植物社会学的研究？这里不存在自然地理学和与历史有关的地理学这两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不同的学科吗？”人们发现，从这个刚刚完成“成名大作”的年轻人，到拥有充分经验的大师，其观点和理念没有任何不同。他们的思想保持完全一致。

逐年追踪朱尔·西翁的科学作品不是我们的意图。除了提到的论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看来，这篇论文越来越像是两三部产生了法国地理学派真正独创的地理学的专著之一），我们提醒大家，尽管他有点不情愿，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对“瓦尔河上游”的自然地理学研究成果；要不是能让他跟我们法国的一个最多彩、最原始的地区愉快接触，他一定会极度厌烦的。关于那里的森林荒芜的一章，他突然显露出了喜悦之情，好像终于回到最适合于他的研究了。这之后便是一个转折。当维达尔·白兰士构思他的《世界地理》的计划时，他想必找到了一个能胜任的人，可以承担其中的两卷，不至于被这个非常沉重的担子压垮。按照计划，这两卷用来阐述“季风的亚洲”的一些大国和地区：印度、中南半岛、中国、日本，他这个识人行家（这种行家常常让人发现自己的长处）没有犹豫。这位大师认为，这些地区历史渊源那么深远，那么充满人类活力，它们产生的文明其规模和影响可以与我们的文明相媲美。要理解它们，并且让别人理解它们，我们需要一个思想开阔、直觉力非常强的人。因为时间紧迫，他个人还无须花多少时间去进行收效甚微的实地勘察，就能提供足够清晰的看法，让专家们心悦诚服。维达尔这位大师就选择了这个身体柔弱却才思敏捷的朱尔·西翁。事实证明，大师的直觉无懈可击。

我曾经赞赏这种被迫跳出区域性专著的迷人圈子的行为。我承认，后来看到西翁听信他人怂恿，在《世界地理》中撰写了专论意大利和希腊的研究成果[2]，我不太满意。并不是因为这些成果不如以往的成果优秀，而是我更喜欢这样的人能自由研究地中海世界，而且尤其要自由自在地论述，不要受到一般的限制。我也更喜欢他能在一部更具个性的著作中表现出色，说不定还能献给我们一部独创的作品，一半“论述人类地理学”，一半“论述地理学方法”。这样的作品只有他能够写成，而且无疑会是一部杰作。

这部杰作没能问世并非是由我决定的。大概在1910年，当亨利·贝尔酝酿《人类演化史》的写作计划时，要我找可以担纲撰写他最珍视的最初几本著作之一的人（这本书最初应该是《土地与历史》，后来只写成了《土地与人类演化史》）。我毫不犹豫地说，这活儿非朱尔·西翁莫属。可是朱尔·西翁拒绝了，因为他刚刚接受了《世界地理》中关于远东的两卷的写作任务。情况变化出乎意料，他再三要求我替他承担如此繁重的任务。为了说服我，他甚至向维达尔·白兰士求助……以至于有段时间，大师和他的弟子都认为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地理学家”；这两位都不是那种在学科之间竖起藩篱的人。

西翁的著作，除了他的论文和为《世界地理》撰写的文章，最终只在阿尔芒·科兰出版社丛书中留下一本出色的小书《地中海的法国》（1934）。但是，要是只把这唯一的一本关于地中海研究的著作当作朱尔·西翁的成就，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除了我们的《年鉴》，还有《地理学年鉴》、《综合评论》、《科学》、《社会学年鉴》、《阿尔卑斯地理学杂志》，以及朗格多克地理学会的《公报》等等。显示出他在各方面都无拘无束的求知欲，还显示出一种思想的活力，这种思想不必从自身寻找，而是寻找他人的思想来使它在自己身上产生，并且使它提供它所能给予的一切。马克·布洛赫的那本内容丰富的著作，就在西翁的沉思的头脑中产生了一整套想法和计划，他在《历史综合评论》上发表的书评在结尾处表示希望看到这部杰作的“某些部分很快就会过时，因为他指出，这个艰难的课题含有大量人文方面的极为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将会引起一场热烈的研究”。[3]勒费弗尔·戴斯诺埃特关于“套车术”（attelage）的奇特著作是如此；罗歇·迪翁的启发性论文《法国乡村格局的形成》也是如此。在这些富有成果的著作所引发的争论中，西翁一如既往地牢固确立了他的地位，展示了他的能力和独创性。他也因此和我们及《年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4]

最近几年，他还以另一种方式跟我有着密切联系。他兴致勃勃地同意主编一卷《法国百科全书》，这一卷需要论述衣、食、住等方面。似乎诸多情况凑起来妨碍了这一卷的撰写，写作超过一半还需要推倒重来，改写了四五次；倒不是因为由西翁主编的这三个部分老要修改，而是迫于各种需要才这么做。先是必须增加关于体育运动的内容，后来又增加了关于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的内容，而这种内容有的甚至还没有等到书出版就过时了。而读者也没有来得及向朱尔·西翁表示敬意，而他的细腻文笔，他的准确概念，他的精到方法和他对生活的透彻的见解，都无愧于这种敬意。

他人品高尚。他属于那样一种人，当他离开你时，你一想到他就会感到绝望：“他走了……可是我还有许许多多事情没跟他谈呢……”他离开了他喜欢的人，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以他自己的方式。在1940年这个残酷的夏季的一天晚上，他累了，躺下了，第二天早晨再也没有醒来。他那颗那么脆弱的心脏，承担了太多的忧虑和悲伤，终于被压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