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比利时人的观念和情感不断发生转变。亨利·皮雷纳在最准确和最敏感地追踪、理解这些转变,并为我们说明这些转变时,所展现的灵活性和独到的适应性,与他在《中世纪的城市》中指出所谓的“欧洲文化观念”发生的,从所产生的任何后果和反响上看都非常重要的持续变化时,所展现的灵活性和独到的适应性是一样的。人们无疑有许多理由完全放心地信赖他,只有“才能”这个词能充分解释和归纳这些理由——更是因为人们还觉得受到一位导师的引导,这位导师说到其短暂的表象和应时的方面的一些事,他甚至都没有经历过,他实际上是对它们进行思考,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其最深远的根源。这就是不时地回忆、比照和再现过去的事。1825年8月14日,威廉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任何在王国以外学习过的比利时人,都会被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个法令不就是菲利普二世的那条禁止这些比利时人经常出入外国学校的著名敕令吗?威廉一世在列日指责反对派品行卑鄙无耻,因此把人们本来尽量只针对大臣们的攻击引到了他身上——这不就是“袒护格朗维尔大主教的菲利普二世”吗?在1825年到1828年间,比利时自由主义在法国影响下的发展,与比利时新教在同样原由的影响下的发展,不是相对应的吗?再往后,在1830年,进步人士对威廉一世的态度,不就是16世纪奥朗日的威廉对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吗?例子不胜枚举。皮雷纳心里装着祖国的全部的鲜活的历史,以连续但没有系统精神的方式,不时地用更早的过去为我们阐述过去,并竭力揭示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迁中把比利时民族各代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在他在根特大学任教第四十周年之际,他的朋友及以前的学生献给他两大卷《文集》[18]。几乎就在此时,这位历史学大师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双重方式,展示了他的某些卓越品质,这些品质让他成为目前法语界研究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历史学家中,最全面,无疑也是最具有多样而均衡的才能的历史学家。这位伟大的工作者又一次把他思想的精髓传给了“外来学生”,虽然这些学生从未在大学课堂里和他面对面,但一样受到他很多的教诲,从他的思想吸取了养分。当20岁的人还在踟蹰不前时,当你们在途中还没有遇到时机时,你们所期待的,而且本来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乐趣,即某一天在偶然翻开的一本书里,发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范例……不过,这位比利时历史学家的这种高超技能本身;这种才能的非凡的适应性;这种以同样非凡的洞察力理解并且让读者理解最不同、最不可比的文明状态的禀赋,对我们来说,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确实存在天分,存在个人才能。他是他的国家和民族的光辉榜样,天资中存在所有令人喜欢的诱人的东西。这个比利时人精力充沛、红光满面、兴致勃勃、说话直率、想象力丰富,身上具有无数代人积累起来的美德,激励着他耐心地从事艰苦的工作,同样也热情地支配生活,让它服从他的强烈意愿,他集这些美德于一身,臻于完美,让人们觉得他热情洋溢,觉得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充满求知欲,充满通过理解来生活的欲望……还有教育、文化,这是由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在两种文明之间建立并维持的联系,他认为这两种文明不是相互对抗的,而是互补的,他了解这它们的长处,也了解它们的缺陷,而它们就按照由他的批判意识,由一种对他的需要和才能的很准确的判断决定的比例,向他提供了一种营养物质,是从只属于他的蜜中提取的物质。
还应该想一想,是水平面,还是垂直面?我的意思是说,这有一部分不是因为,亨利·皮雷纳身为一位来自幅员相对狭小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没有被卷帙浩繁的档案和专著压垮,依靠个人的力量,借助于文献资料,最终能够追踪自古罗马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比利时的历史命运吗?不是因为,他因此能以一种十分独特的能力,意识到一些事件不断由另一些事件引起,并意识到存在一些如果被学究们“删剪”就会很容易引起错觉的干扰事件吗?不是由于这些既属方法范畴又属技术范畴的原因,他才能如此正确地从内部构造上理解他向我们所展示的历史的全部文明状态吗?而且,要是他担心迷失方向,不敢超越人们为习惯上所称的中世纪划定的,传统意义上的年代范围,只是谨慎地对五六个世纪的欧洲史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去汲取生活在这些世纪之前或之后的人的个人经验,他还能在理解中世纪独有的制度和社会时,表现出这样广泛的领悟,这样强烈的直觉,使我们不得不尊他为大师吗?
这是学院式的争辩,这样的争辩竟无意义。皮雷纳这个生动的榜样给我们的教益,就是在1923年4月9日在第五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公开会议上,他的受到热烈赞同的发言给我们的教益。是水平面,还是垂直面?两者都有。水平就是空间的扩展,垂直就是时间的延伸。这正是亨利·皮雷纳的比较方法所要求的,他以那么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确定了这种方法的意图,并宣扬了它的用途。况且对我们法国人来说,这种方便实用的方法,不能让我们获得一点按时间延伸并使时代连接的经验吗?比利时历史就让皮雷纳充分获得了这种经验。我们不是也有自己的外省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同样的便利吗?不过,这里需要一种精神,在这位历史学大师的让我们受益良多的著作中,就是这种精神自始至终让他充满活力,获得灵感。
[1]《历史综合评论》,ⅩLⅤ,1920年。
[2]Les villesdu mofen age,essai d'hisl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Bruxelle,Lamertin,1927,p.206.
[3]Les anciennes démocraties des Pays-Bas,Paris,Flammarion,1910.
[4]Revue Historique,t.LⅢ,1893;t.LⅦ,1895;LⅩⅦ,1898.
[5]l'Histoire de Belgique,Bruxelles,Lamertin,1900;六卷本,目前出版,从1900年(第1卷,第一版)到1926年(第6卷),除了最后一卷,第二版或第三版都有所改动。
[6]发表于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Classe des Lettres,1914。参见L.Febvre,Les nouveaux riches et l'histoire(Revue des Cours et Conférences;23eannée,2e série,numéro du 15 juin 1922)。
[7]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t.Ⅰ,1922;t.Ⅱ,1923.
[8]对照《历史评论》(第156卷)中,费迪南·洛从他的角度为路易·阿尔方的著作《蛮族》(Les Barbares)写的书评:“我们关于欧洲和亚洲的观念跟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念是不同的……在古代,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就是地中海,没有欧洲、亚洲或非洲之分。如果从这一事实出发,人们就会发现,对一个古代人或中世纪前的人而言,北非、埃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都是比日耳曼尼亚或锡西厄像欧洲像得更多的地区。”(第157页)
[9]尤其要指出有关威尼斯的发展和古代俄国的历史和演变的出色说明。
[10]Histoire de Belgique,t.Ⅵ:La conquête française;le Consulat et l'Empire;le Royaume des Pays-Bas;la Révolution belge.Bruxelles,Lamertin,pp.Ⅷ-478.
[11]当然,在这个简练的阐述中,我们简化了皮雷纳的思想,因此也使它贫乏了许多。例如在《比利时史》第5卷,他前面已经写到弗朗德尔人和瓦隆人共同抵制约瑟夫主义(第382页),以及尽管语言有差异,民俗有细微不同,弗朗德尔人和瓦隆人还是有这种新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和16世纪时对菲利普二世的抵制完全一样的抵制产生的。亦参见同一卷第423页的说明。
[12]l'Histoire de Belgique,Bruxelles,1900,pp.123-124.
[13]出于皮雷纳非常敏锐地分析的原因,它有利于大买主,而不是有利于小买主(第161页)。
[14]参见我们所分析著作的第157-159页的出色篇章。
[15]同上书,第141页。
[16]同上书,第283页。
[17]同上书,第279页。
[18]Mélanges,Bruxelles,Vroomant,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