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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希望像他那些进行得很出色的研究，不应忽视或低估一种深刻自省的，并不断专心思考自然进程及其连贯性的思想在任何技术性劳动之外可能获得的成果，而这正是多丹在他的第二部著作的引人入胜的章节中所表明的内容，这些章节专门论述了拉马克的思想，专门论述了他对关于单一的和渐进的系的观念所做的修改，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且失去了影响，但他在赋予这种观念此前还未曾有过的含义时，突然又赋予了它一种能力，能产生成果，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即一种物理进程的物质现实性。

人们把拉马克和居维叶面面相对地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在说到其中一人时，往往要涉及另一人，在某些时刻，他们的那么多思想和著作就通过互相呼应混在一起。人们读了多丹先生的第二部著作的两卷后，了解到这两人的活动、思想和创作，作者时不时要描绘一下两位主角之一的肖像或心理，使得他们的差别越发鲜明，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以灵巧的简洁性、严格的准确性、入微的专注性，抓住或指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易被疏忽的细微差异，表达和展现都确实很出色。

下面说说拉马克，他是一位勤勉的老派植物学家，先是在皇家植物园从事采集植物的普通工作，后来在新博物馆中接受了昆虫和蠕虫博物志教授职位。他在研究动物界时，可能隐约发现了一个领域，更适合运用和利用一种已渐渐摆脱了他的前人的工作约束的指导性观念？这个观念即生物构造全面发展的观念，这种发展在种和属之间也许难以觉察，或者有争议，但是在类之间很明显、很确定。这是非常有思辨性的观念；但是确切地说，拉马克作为工作者，从1795年开始，由于不懂一些新的解剖技术，而处于明显的劣势和相对无能的地位。这些解剖技术是由一位新秀居维叶使之流行并熟练运用的，但拉马克不做解剖。他从未做过解剖。他严谨地坚持这一点，甚至毕生都坚持着18世纪的博物学家的传统的研究方式：依据成套的标本，考查、描述和比较动物的外部特征。他（这次他从一种理论的观点，即他的生物器官用进废退的理论）跟拉瓦锡及其弟子的“新化学”做斗争，同时还在不断反复思考事物的起源、构成的共同的问题：终于由此产生了关于生物渐进生成的整套学说。

这位拉马克，是非常大胆的思辨家，又是非常胆怯的因袭传统的人。他在思想领域勇敢无畏，在研究领域却又畏首畏尾，而乔治·居维叶跟他截然不同。

首先，乔治·居维叶的出身不同。他是蒙贝利亚尔人。亨利·多丹要是写过一本历史著作，他就会注意花更多气力来强调这种素质意味着什么了。他就会注意到蒙贝利亚尔这个小镇的地方特色中所包含的一切原始的、强烈的和粗野的东西。这个小镇不是法国的，而是受具有德国祖先血统的君主统治，生活安宁幸福。多丹说居维叶是“坚韧、明智和能干的汝拉人，为了完成所从事的工作，控制着他的举止、交际、友谊，从不沉湎于一种情感，也不完全信赖一种观念……”[10]汝拉人，不对！这个修饰语普遍包含的天赋和缺陷，居维叶没有任何理由要继承它们，因为他和汝拉人有太大的差别。而且，要是汝拉人想把居维叶占为己有，蒙贝利亚尔人也会抗议因为他和他们的关系太深太密了。

首先是因为他的早期阶段。因为他是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卡罗林学院完成学业的。这个小城既因为它的地域，又因为它的路德教而与法国隔离，所以它的神学家都在蒂宾根大学学习。初出茅庐的学者，必定都要去斯图加特学习，因为自从1699年1月6日起，佩利萨讷的步兵和骑兵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占领了那里，在那里恢复了天主教的礼拜场所，但不包括城里的一个新教支持者团体——蒙贝利亚尔学院，一所很有前途的学院的雏形。作为蒙贝利亚尔人，居维叶的研究方向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可以说三个世纪没出版过一本文学著作，法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倒是层出不穷。尤其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传承：从《植物志》的作者让·博安、他的弟弟加斯帕尔[11]、他的女婿谢莱、他的同时代人尼古拉·托勒吕，直到莱奥波德-埃马纽埃尔·贝多、P.弗雷德里克·贝尔纳、解剖学家乔治·迪韦努瓦，以及其他许多人。

同样，居维叶来法国，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偶然原因。他曾在诺曼底，在德里西家接替另一位蒙贝利亚尔人担任家庭教师。那位蒙贝利亚尔人就是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帕罗，担任了多尔帕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家庭教师往往是蒙贝利亚尔人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尤其是在俄国的流亡生活中的一种民族职业。至于居维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多丹在一条注释中，通过援引居维叶1792年写给普发夫的一封信暗示了：“记住，对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来说，所有形式的政体都有自由。”这里再次看出，居维叶的确是蒙贝利亚尔人；几个月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非常准确地复述了蒙贝利亚尔的士绅雅克-弗雷德里克·费朗的一句话。国民议会议员贝尔纳·德·桑特辉煌地“征服”了这个毫无抵抗之力的小城时说：“我为你们带来了自由！”这位与居维叶是同代人的老乡回答：“您错了，我们拥有自由已经很久，而且是最完全的自由……”[12]

这是乔治·居维叶相对来说可以忽略的次要方面。最重要的是，他从很年轻时起，就在蒙贝利亚尔或符滕堡的乡野观察了大量植物和动物，并且相当忠实地进行描绘，增进了他博物学者的素养，同时让他初步掌握了解剖技术。当时的博物学家对这种技术还完全不了解，以至于当人们发现他掌握了它，就想当然地推测他当过医生，认为只有医生才会这样做。孚克劳夫人就曾经坚信他是医生，以至于在很久以后的一天夜里，竟把他叫去为她丈夫看病。此外，居维叶刚从事研究时，就以非凡的洞察力，觉察到了拉瓦锡的发现以及他的竞争者和后继者的精密分析在创立现代化学时进行的革命中所具有的巨大意义。而且他已经觉得，未来的博物学必定是物理学和化学的一整套的特殊应用。

这样，当拉马克还在坚持采用旧的研究方法时，居维叶却经常专心于解剖小动物，而且为了使血管系统显示更明显，他采取了精密的着色注射技术。而拉马克发起一场令人困惑的反现代化学的斗争，使自己的声望大跌，当康多尔来请教他有关植物学的问题时，他“以只是勉强了解化学和气象学”来答复，令康多尔大失所望——而居维叶则在致力于确定各种动物群中同样的官能器官发生的变异的程度和意义，对所用的物质和得到的物质进行称重、测量、计算和比较，通过精确实验来进行这种研究……他要获得成功的意愿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利用了自己的一些非凡才干，使他一下子声名鹊起，这位创新者很快就使各界不得不接受一种观念，即不必也不能根据观察被剥下的动物皮，按照它们的外部特征，来对动物进行分类了，只有对它们的内部构造进行解剖学研究，才能决定大动物群的构成和分界。从器官行使的官能中找到它们存在的理由——并且从用精确解剖方法全面研究的器官中，找到决定官能作用方式的条件。他认为这就是通过一些新方法深入钻研、阐明的博物学的双重目的。

这是一种技术对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强大作用。这种技术在某些方面尚属初级水平，因此更引人注目：阿米西的消色差显微镜直到1827年才传入巴黎。我们要立刻指出，多丹非常正确地指出一些实用的研究方法对科学概念的作用和影响，之后却拒绝贸然从中得出结论。他虽然可以跟随居维叶作出结论，但又觉得拉马克不让他这么做。

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还有哪种说法比第二部著作的一条注释的末尾暗含的说法更中肯。[13]多丹提起居维叶专为拉马克的学术论文写的科学院颂词，从许多方面看都很令人不快，他说：“作者在一个主要问题上肯定是对的：要是拉马克会解剖的话，他就决不会那样思考了。”但是他立即又补充道：“人们在此并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的思想没有价值，而是得出结论，一位积极真诚的思想家，在路径尚不明确的自然科学中，可以靠智力上的努力很好地弥补他在技术上的劣势。”在观念与事实的关系的这些重大问题的各个方面，人们实在找不到比这更确切、更细腻的表达了。

亨利·多丹这些非常可靠和杰出的著作再现了拉马克的最新观念的产生，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来对它一一追踪，况且这么做也无益，读者只有去参阅亨利·多丹的著作。拉马克靠着维持一个单一的和完整的动物的系的存在，靠着不让这种系的观念引发对器官的比较分析，最终捍卫了他的传统博物学的工作方式的科学的独立与尊严。他无疑非常仔细地关注居维叶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参与。而由于缺乏适用的技术，因此任何对机体的直接和深入的研究，任何对生理机制的实际的分析，他都无法进行。他要对所感兴趣的生物进行有效的确定，只剩下一种方法，就是在一种对生物界的全面阐释中，确定它们的位置……

还要说一句。如果以为多丹随意简化问题的已知条件，仅致力于阐明居维叶和拉马克这两位巨擘的个人的观念和贡献，那就大错特错了。完全相反，他始终关心的，是带着对一种科学工作的条件和必要手段的很确定的意识，证明他所注意到的进步为何是巨擘和普通学者的共同成果，是所谓天才与其他大多数工作者的坚韧而认真的、值得尊重的见识[14]之间，一种富有成果的合作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折中的结果；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能力的人们的共同见解，只要是充分自由地形成的，那么它们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总归是一种真理的保证”。

按照一种更保守的观点，我们应该指出亨利·多丹固有思想的这个方面。正是由于他注意不专断地把两人和两种成果分离开，才使得他所论述的主题充满了新意。

对于以同样方式向居维叶和拉马克这两位巨擘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给出了两个答案，是由两种容易理解但截然不同的方法导致的两种不同的答案，一个是单一的系，一个是一些不完全的系。——还是这个问题，以同样方式向拉马克和达尔文提出。先是得到一个不完整的答案，是拉马克的；然后是一个最终的答案，是达尔文的。对于这种幼稚的考虑事物的方式，亨利·多丹的整部著作明确予以否定。他否定它，是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而又趋同的“历史”。一是过去的历史，是一些在年代上走在前面的博物学家其著作中的一些观念的历史，这些观念后来被居维叶和拉马克重新采用了。二是现在的历史，是在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一些技术的和实际的探索的历史，植物学家，尤其是动物学家，从1790年开始致力于这些探索。最后是关于环境的清晰而确实的观念的历史，这种环境就是在所考虑的整个时期内，科学思想与探索所需的一些一般条件。

当亨利·多丹顺利完成了他的三重研究时，他表示还想解决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或“居维叶主义”的关系的问题。《物种起源》的基本论题是非常新颖和独创的，但是，要解释它们的成功与传播，就要说明整个前期工作，以及19世纪初大博物学家们的全部事业的重要意义，这项事业由他们的合作者和后继者重新开始进行，并加以完善。与大众的偏见相反，比起达尔文，拉马克和居维叶的工作即使不是更多，也是完全一样多的。他们两位，以及他们身边所有耐心而审慎的工作者，都通过他们的工作，预先让这个领域摆脱了困扰他们的观念和概念，他们已经依靠集体的强大力量，把“必要条件”的变化的部分与达尔文结合起来。有独创性，但是也有连续性，这是艰苦的科学工作的两个方面，多丹先生充分揭示了这一点。这观点与在集体的科学事业中重视天资和重视热忱的观点，或者在大博物学家的个人事业中，认为观念重于事实的观点，同样敏锐和开阔。

我们不要匆忙就作出结论。毕竟，这种深厚的理解力一定是一位自然科学史家必需的天赋。就算情况并非如此；就算一些十分杰出的学者也曾缺乏这种与一个智力的“能力”和“水准”都平平的人毫不相关的天资。我们也不缺一流的作品来证明这一观点，但是其历史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歪曲的，因为过于专一地重视某些人或某些研究自身的工作，导致这种观点脱离了它们的时代，而且过于抽象。这里我们是否应该提到一位叫皮埃尔·迪昂的人的工作吗？他的工作非常出色，非常有权威性，但从整体看，往往有点令人困惑，不太踏实可靠。只需去参阅阿贝尔·雷伊多次说过的看法就知道了。[15]

在本文的开篇，为了避免误导读者，我们曾指出：亨利·多丹写这三本著作时，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历史学家。难道我们应该在文章结束时，怀着完全不同的意图，再提一下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读他的论著之前，读了不久前（1909）他曾在现已停刊的《自由篇章》杂志上发表的两篇十分生动的文章，其中对达尔文的一些早期著作进行了真正引人入胜的概述；如果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在这些论著中欣赏到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和外省社会环境中整体的科学活动的描写；如果我们读了他对19世纪初博物馆——在这座创新的博物馆大建筑里，汇集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我们一直满怀热情为探索、扩大和深化世界做的艰巨工作所获得的可供人利用的成果——在自然科学史中起的重要作用的那些充满见解的评价；如果我们还在他的一些简练的文章中，碰到一些关于社会史的非常有启发性的评语，例如关于那些年轻人的评语，“旧的社会环境的解体，由制度、观念和习俗的危机引起的不安和希望，流传非常广泛的要求实证科学指示新路的意向”，在一个学习和思索的无私愿望中结合起来——我们就禁不住要表明一个愿望。

亨利·多丹想写的书，他完美地写出来了，其计划的严密性和实施的坚定意志，都是非凡的。如果我向他承认，我作为历史学家，有时会控制不住我的思想和想象力，想在他的文章的页边上，连续添加一些历史方面的评注，或者也可以说，很想再构思一本同样富有成果的著作的提纲，也非常渴望得到人们的感激，他会责怪我吗？

按照这种想法，为他研究的每个时代重新组织当时人们的精神材料；通过博学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复原他的上一代人物理的、智力的和精神的完整世界；培养一种很强烈、很确定的意识，即事实观念的不足和理论的相应贫乏，有可能在有关世界、生活、宗教、政治以及历史集体性所形成的各种表述中产生缺陷和曲解；从而防止产生那些糟糕的年代错误，像那种虽然鲜为人知，但却是最严重的年代错误，不是向参加福尔诺沃战役的战士赠送滑膛枪，或者向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送玛丽-路易丝的照片这类错误，而是不假思索地把拉伯雷变成一个自由思想家……或者把拉马克变成一个达尔文时代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这种错误。经过我的思考，依我看，防止产生这种年代错误，是历史学家的最高理想、最终目的。

这也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如果我们确信它不会名不副实；如果我们意识到它就是我们的目的，意识到它确实值得我们献出一生来探究它的结局，那么我们至少要明确认可它，以便逐渐使工作者们的分散的、盲目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正确方向上……

然而，如果在一个智力探索者毕竟很少的世界里，没有人操心去协调、组织这种力量；如果那些专注于一些基础工作的人，不想付出他们的全部努力，不赋予他们的知识全部有用的意义，那么这个理想要怎样才能实现呢？“可这是你们历史学家的任务；赶快干吧……”多么过分的嘲讽啊！我们刚刚定义的历史学，不是靠一帮无所不知，从而也一无所知，竭力想抓住在虚空中嗡嗡叫的吐火怪物的人，靠他们百科全书般的艰苦工作创立的。历史学是靠不同出身、不同文化、不同禀赋的人共同努力创立的；因为所需的培养，是跟描述16世纪的一种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描述蒸汽机的发明过程，或者描述让-雅克·卢梭的同时代人所拥有的有关科学的概念所需的培养是不同的。而且我完全理解，人们如今为了潇洒优雅地摆脱麻烦，不对历史学家实行任何特殊培养（大概是出于好意，为的是不让他们的判断力受到任何影响）；不过，尽管这样做很精明，终究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最终会显得十分荒谬。此外，希望人们能够设想，让具有很特殊的才能和很强的文化素养的工作者，来负责协调和综合由一些名副其实的专家获得的结果，但要控制好这批人的数量。这当然很理想，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就目前而言，还是要让深谙银行之道和交换问题的人来负责撰写富格尔家族史；让研究19世纪前四十年的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人注意，不仅要把多丹所说的东西，而且还要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们。除了他们没人能做；如果他们做了准备，付出了努力，却在任务仅仅完成一半时就放下工具，想在二三十年后，让另外某个人随随便便重走他们走过的路，勉强自己来写一部历史，而他们也不会生气，这确实很说不过去——关于这部历史，他们拥有要提供给我们的一切，而且从明天起就要提供给我们。

我在读这部著作时，常常禁不住要把其中的日期进行对照。瞧！我们面前有拉马克的作品的详细书目，也有居维叶的论著的详细书目。其中一人的著作发表年份分别是1791、1792、1794、1795、1797；另一人的著作发表年份分别是1792、1795、1796、1797。他们就在这些上演过无数场悲剧的年份里，一心扑在被解剖的或被观察的动物标本上，为动物学确定了一个新方向吗？而且是第一次确定了“现代”的方向？可是，当大革命开始时，这些人，这些知识最渊博的法国人，他们所掌握的，关于自然和整个动物界形成的概念，怎么还是孚克劳在其《化学的基本概念》的开头表达的概念呢？从这些观念流传出过那么多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而其中最有知识的、思想和才能最“科学的”的人，怎么在动情地说到大自然时，却把这些如此陈旧、如此缺乏批判精神的拙劣观念，置于这个神奇的词下？谁来明确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产生的任何性质的影响呢？谁来开始为我们编写科学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史呢？如果不是那些从这些观念的起源、各种表述以及许多年来它们产生的后果来研究它们的人，不是那些评估了它们的演变关系、可能的影响和局限性的人，那应该是谁呢？

可是，他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啊！啊，谁是这方面的历史学家呢？如果不是知道这些的人，那会是谁？而且我还希望亨利·多丹除了向我们提供内容如此丰富、日期如此精确、表达如此细腻、对方法论学家和科学家同样重要的著作外，另外还能独自非常出色地提供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社会史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