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与社会埃蒂安·吉尔松与14世纪的哲学
前不久，帕约出版社再版了埃蒂安·吉尔松的一部著作，经过完整的修订和增补，这次是以一部8开本782页的巨篇论著的形式出版的。第一版是这家出版社在1922年出版的，是一本小教科书，以小册子呈现，朴实无华，却极珍贵，很有用。不过目前这版大大超过了初版。
两版书名都是《中世纪哲学：14世纪末教会圣师著作研究的起源》，表述的是一种整体的观点，既不像宇伯威格的著作那样，是一种专深的指导；也不像莫里斯·德·伍尔夫的著作那样，是哲学和系统的指南；也不像埃米尔·伯里哀的著作那样，是对中世纪思想与古希腊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埃蒂安·吉尔松像放电影一样，致力于把中世纪哲学的编年史展现在读者眼前，从他首次接触的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从已经存在一些转而接受古希腊文化的人开始”，直到14世纪末新时代的曙光乍现。因此，他的著作成为文明史学家平日里研读的一本重要著作。
这些说的是著作中外在的东西。说到著作的内容，我只重申这是埃蒂安·吉尔松的一部著作就够了。从这本书里，人们从头至尾会感受到那种缜密的思维，那种可靠的经验，那种警觉的关注，那种有力的、踏实的、坚定的、像一份签字画押的契约的东西。还感受到那种机敏的、个人的、积极的、使一切焕发活力的东西。评论、叙述，常常被一些惯用的批语和直接的干预打断：“这里请注意！不要认为……”或者：“这是难题！我们别随随便便解答……”而且总是那么明晰，这种明晰不是出自武断的简化，而是出自对问题的完全把握。这是一个教课特别出色的大教授的书；但是，他当然不限于只阐述知识，甚至不限于只是一读再读所有文献，他还非常恰当地摘录了最有特点的箴言；就他个人而言，他时而会只身一人，时而会带着弟子迈向研究的高峰，完成必要的工作，用他的好奇心鼓励年轻人队伍、推动新的研究、促进文献发表、进行富有成果的比较。1922年版和1944年版著作之间相隔的时间本身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不仅说明在这二十多年里，我们对中世纪及其思想家的认识获得了长足进步，还说明埃蒂安·吉尔松个人工作艰辛，他及其弟子的成就斐然。这种看法令人宽慰。
当然，我立即直奔书末几章，那些章节向读者呈现了那个何等新颖而且富有成果的14世纪，那个人们启程向现代性进发的错误的出发点。更确切地说，那本来是个正确的出发点，但是由于突然发生一些意外，旅行者必须暂时返回，直到旅行路线重新确定。有关司各脱主义的阐述，有关奥卡姆主义的阐述，在任何方面都有有深度的独创的新东西。关于阿威罗伊的学说、让·德·扬登和帕多瓦的马尔西略的学说的阐述同样如此。有关热尔松的一些出色篇章也就14世纪提出了一种有意义的整体的观点。[17]但是在这里，我作为历史学家有句话要说。
当埃蒂安·吉尔松写道（第591页），这些世纪也许是一些方便的标志点，用来确定事件和人物在历史上的位置，但是他又写道，中世纪哲学史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间没有分界；相反，他偏向于确定一段漫长时期，从1228年左右，即大阿尔伯特在科隆教书之初，一直到1350年威廉·奥卡姆去世，我当然理解，他这个理由属于哲学范畴。[18]但是，我作为历史学家觉得不合适。因为历史学家眼中的14世纪，跟艺术家眼中的14世纪一样，仍然是跟13世纪大不相同的。艺术家进入一座教堂，一眼就认出14世纪的教堂大殿。我冒昧地说，他觉得像14世纪的大殿，甚至在仔细观察线脚的轮廓、支柱的外形、柱头的装饰之前就觉得像了，因为14世纪跟13世纪根本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奇特；在于它的努力创新；在于它的摆脱旧传统桎梏的意志，这些传统对它来说已经过时，例如行会的传统；还有“道德教育”的传统。这些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限制基督教社会的经济活动，还有旧的政治模式的传统，因为当时意大利“暴政”盛行，如维斯孔蒂暴政，斯福尔扎暴政，这些暴政不再是和12世纪、13世纪的国王们毫不相关；14世纪跟13世纪不同，还因为当时在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即勃艮第瓦卢瓦家族的国家；最后是因为，夸张地说，当时人们有理由说一种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而人们所说的后果，不过往往是推论的后果而已。
当然，我不要求人们用早期的资本主义、14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成功，来解释奥卡姆和奥卡姆主义。更没忽略这个世纪标志着手工业的鼎盛的上半叶，这些手工业为小资产阶级提供了完全适合他们本性的环境；就像皮雷纳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像在它们的庇护下那样幸运，而且如果说这些手工业防止了竞争，那么也在一段时期内防止了资本主义这个敌人入侵。但是，入侵者终究还是进来了，它让“富人”（popolo grasso）统治了佛罗伦萨，尽管有“小民”（popolo minuto）反抗。它统治了弗朗德尔地区的城市，尽管有织布工人对“该破产的善人”的激烈反抗。因为14世纪是一个造反的世纪。邓斯·司各脱、奥卡姆的威廉及其追随者，帕多瓦的马尔西略和让·德·扬登的不用提了，都不是在像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处的那种和平社会的环境中生活。我指出这一点，意思只是说：读过和思考过奥卡姆的人，从他的原始前提得出结论的人，也就是另外目睹了大变革，目睹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大革新的人；他们受到这种革新的影响（即使是修道院斗室里的修道士，即使是从事研究的学者），久而久之都不得不意识到这些变革和革新对他们的同胞的影响和控制。
当埃蒂安·吉尔松说道（第638页）：“14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世纪。”我们回答：“同意这种说法。可是，原因何在？”这位哲学史学家告诉我们，因为有人（“有人”，请理解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大师们）就每个重要问题向他提供了两三个没人跟他唱反调的独唱者。因此，面对众多没有引起争议的答案，14世纪的学者迫不得已就变成了批判家。[19]但是，这个时代的人特别不像是喜欢一致性的人吗？他们特别不像是希望同那些根据一种推定的观点，努力掌握了一个庞大的独一无二的智力体系中的一切已知知识的伟大先辈相媲美的人吗？
但是，在14世纪，商业资本主义主要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出现，伴生出一种新的风气——一种逐利的风气，它（在虽然还受限制，但因为是在城市而更有势力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中）驱使新老不法牟利者反对被他认作同类的对手、竞争者、敌人，我作为历史学家，怎么能不受这个事实影响呢？这种风气打破了社会范畴和个体范畴的一致性，必定会而且已经产生了一种关于人性的极度悲观的观念，人的劣根性如此彻底地偏离正确的道德准则。这种风气反过来又影响了社会的政治观念：社会不再像中世纪的社会那样，由等级森严的群体构成，群体之间从人性的观点出发进行合作；而是个体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而这个混乱社会秩序的维持，就要依靠马基雅维里所期待的暴君，就要求助于马丁·路德所期待的君主。
我不往下说了。而且我不为一种承袭关系的老论题辩护，即被我始终看作生成关系的老论题，这对我们没有价值。我不说谁在先，谁在后，我只说这是互相影响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环境影响。而且我只是说：埃蒂安·吉尔松尽力了，他说过了，而且做得更好。他尽力在中世纪文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之间的一些适当的地方架设一些桥梁。他有充分的理由。我相信，在中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总体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之间架设一些其他桥梁，对他来说是容易的，也会为所有利用他的论著的人提供无比广阔的前景。关键是不要低估一些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更不要使这种作用屈从于利益的作用。关键是要表明，伊普尔市场的一座哥特式大教堂[20]，无休止的野蛮行径的牺牲者们，以及像埃蒂安·吉尔松在他的书向我们叙述的那些观念的大教堂（cathédrales d'idées）之一，这些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女儿。是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姐妹。况且，当这位哲学家指出（第536页），在圣托马斯体系中，所有创造物都按照一种完美的等级次序排序，从完美的天使到最不完美的物体，“而且使每个最高级种类的最低等级与每个最低级种类的最高等级相邻”时，他会想不到像博马努瓦尔那样的法学家所提出的那些美妙结构吗？博马努瓦尔也曾以同样的话向我们描述了社会的次序。
我当然不要求研究这些学说的历史学家临时充当一下研究政治和经济社会史的历史学家。我要求他们始终敞开交流的大门，让观念的世界可以通过，在我们的思想中恢复它曾经完全自然地有过的与现实世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