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教训

《历史研究》的教训

这就是这部著作，或者至少是它的开头（汤因比宣称有20卷）。这就是这项伟业给人的印象：充满了显而易见的才能，有点夸张的光鲜，以及活泼和机智。

这部著作给人的印象就像波澜壮阔的历史，让人在其面前不禁瑟瑟发抖；它还有着作者对所有这些数目确定的文明的出色追忆在信赖的读者身上产生的感觉，这些文明就像情节剧一样在他们面前上演，让他们眼花缭乱；有对这位魔术师慷慨的赞叹，他以那么精湛的手法运用了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过去和现在的民族、社会、文明；另外还有，人们因为受汤因比指引，能一眼瞥见21种织成人类历史网状结构的决定命运的文明，感到了人类集体命运的伟大、人类个体的渺小，也感到了人类的力量……而这种无所不知，这种无所不确信，这些如此全面的说明，如此完美的解释，使得人们在读了50来页后，便在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渴望，就是不再去理解一切了，而是去获知一切，获知人们最终永远无法全知的一切，以及为数不多的令人非常快乐的待解之谜……

如果抵制这位魔术师的诱惑，如果不接受这位参加礼拜的信徒的感伤态度，如果冷静地研究这些观念以及结论，那么在所有这些中，还有什么新东西呢？有什么真正的新东西，能促使我们历史学家去反躬自省，去判定我们现有的方法是错误的，然后去采用新方法呢？

我们要采用这些博人眼球的技巧，采用我们已经在斯宾格勒那里注意到的那种颓废的审美观吗？这种审美观生拉硬扯地把不同的事实、观念和观点放在一起，让它们之间建立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瞧，这是伟大的蒙森（第1卷，第3页）。大家都知道，1854年前后，他开始编纂一部“民族”史，一部罗马民族史。之后他专心编纂发表一些经文和题铭，如《拉丁铭文大全》《狄奥多西法典》《法家言类纂》……除了他的生涯轨迹与那个世纪的发展非常合拍，我还要说的是：最初他受到“民族”的萦念烦扰，于是把历史学家的视野缩小到那些被边境线划分出来的人类历史碎片；后来又受到一种类似工业的萦念烦扰，操心起原材料的开采、冶炼、研磨：于是成了加工“原始资料”，加工历史原材料的历史学家……这要有很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想必会顺理成章地让我们把马比荣[16]，这个历史原材料的可靠提供者，当成一个已在操心原料及其加工的默默无闻的当代大工业家……

我们再往下看。汤因比也跟在斯宾格勒后面鼓吹要和随意删减、分隔、专题精神等方法进行“圣战”吗？太好了。这种斗争再怎么大力开展都不过分。而要开展这种斗争，光有这些方面的诚意总是不够的，我们多少要有点能力，必须有能力。但是，汤因比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授给这样一些人，一些年来，在法国和在国外，这些人参与了一个团体的工作，这个团体就是《人类演化史》的组织者亨利·贝尔1901年在他的《综合评论》周围建立的。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授给聚集在《经济与社会年鉴》周围的年轻工作者，或者传授给一些有经验的学者，这些学者响应法国百科全书委员会的号召，集中起来思考当代世界。他们思考的依据不是专业，而是存在的问题，他们也不关心学派或职业的界限。汤因比只是让一种英国的声音与我们法国的声音合起来。在英国历史学界，这个声音与其他声音脱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好说。在我国，它只能在合唱里起作用。

汤因比断然指责一些只谈本民族的民族史，以及一些不愿把他们的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的简单的组成部分的目光短浅的历史学家（第1卷，第15页），他这么做也有道理。他怀着新入教者般的热情教导读者，不应该只关注英国，而是要关注整个西方社会，正如人们不能单单为了研究雅典或拉西第蒙而熬夜：只有研究古希腊社会才需要这么做。说得非常好。但需要提到一个小小的事实：就是在不久以前，以最强的魄力和权威，发挥了历史学的比较方法的效力的人，亨利·皮雷纳，正是一部民族史《比利时史》的作者，他就能够把这部《比利时史》写成一部尚待编纂的欧洲史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章。如果有必要，这个事实能够帮助我们提防一些肤浅的反对意见和有点过于简单化的说教，这种政论式的意见和说教令学者反感。

撇开这一切，就剩下这个总结了：我们刚刚把1300页的文字概述为20来页，其中“原创”的内容最终缩减为三四个论题。是历史学家可以讨论的论题吗？是的，只要一致同意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不同，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悲观情绪。相反，他向人们传授可以称作宇宙乐观主义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么多问世又消逝的文明，它们的意义会在另一个世界显示出来。这种信念值得尊重，尽管十分空泛（冒昧地说，还有点不太新鲜），但是我们不必讨论它；它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评论。

另一方面，汤因比关心如何重新赋予历史学生命冲动，力图把它从呆板单调的程式化中拯救出来。因此整套“生机论”的表达词语和隐喻是属于他的；尤其是生命的最高法则（至少在他看来是），“挑战与反应”的法则，是属于他的。而这回我们历史学家要说：这是哲学的说法。要是汤因比喜欢，也可以说它是哲学的真理。但是我们不必讨论它。也不讨论“后退与重返”这种导致作者让修昔底德、穆罕默德和……埃米尔·奥利维耶站成一大排让我们逐个检阅的法则。这里我们只是要说：如果汤因比没有声称他是借助某种方法，即历史学的比较方法，发现这些法则的，那么这些对我们就毫无用处；跟我们的工作、操心事和方法丝毫无关。我们是历史现实的探求者和爱好者，而非哲学真理的探求者和爱好者，于是，对我们来说，问题来了：从时间链条的一端到另一端，在地球的整个表面，对分段排列并且分类的21种文明，进行一系列有价值的和富有成果的比较，这样做合理吗？方法恰当吗？步骤也正确吗？

我们来和汤因比一起看，因为在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他用40页的篇幅来赞扬他的比较方法，我们不说这种方法，而是说他的方法。他依次阐述并反驳了他最担心的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社会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不相似。它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有一个共同的天然事实，即它们都体现历史研究的一些有同等价值的领域，而要进行真正的比较，这个事实有点空泛。错了，汤因比回答。在任何情况下，21种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文明”，而不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有六百五十种。而光这21种文明所拥有的成员，就比所有原始社会总共拥有的成员还要多。而且，它们同样都是“文明”这一事实，就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比较基础。——就算是吧，但是首先我们也得就“文明是什么”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吧？

第二种反对意见与第一种截然相反，即文明不具有异质性，这是我们刚刚发现需要考虑的东西；文明具有统一性，人们不会放弃支持这种论点，即人类是一个整体；不允许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哪怕说的是人类的文明时也不可以；只有一种，一说大家都知道的文明。——汤因比花了不少于22页的篇幅（第1卷，第150—172页）驳斥了这个论断，同时驳斥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观念，那种观念把20世纪的西方文明放在中心位置。这点很好，不过法国读者先是笑着看到堂吉诃德那么信心满满地冲向那个幻影；之后就有点惊讶：怎么，大不列颠还那么坚持已经衰落的18世纪的观念吗？以至于还要花那么大气力，用那么多篇幅来驳斥这些观念？

汤因比预料到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反对意见：“有人说，21种文明不都是当代文明，而是分布在六千年的时间上，怎么比较？”但是，要是人们想到，地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二十亿年前，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三亿年前，人类的出现（我们当然把所有这些数字的责任留给汤因比）可以追溯到三十万年前，那么这六千年算什么？从此时看，六千年好长，可是从天狼星那么远看，不值一提。微不足道的时间片段。我们还要对它进行区分吗？那么好吧，所有文明都算是同时代的文明了。因为如果我们把每种文明都当作一个真正的个人来看，它们只不过代表三个相继的人生时期：诞生时期，而且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说是跟另一个外部文明勾连的时期；生长时期；并入一种新文明的时期，即完全消亡的时期。瞧好了，说变就变！小软木球变过去了；魔术师动作敏捷，可是这也许会把本来富有生机的历史变得像机械一样呆板？——我们不管它，它后面的事也不管。汤因比伸出双臂猛地撞开新的大门（第1卷，第175—177页）：他断言，所有文明都一样，我们的文明并非巅峰。有据可查！

剩下最后一条反对意见：“任何历史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按照性质和定义，不可能与别的事实进行比较。”汤因比感到了一些不自在，他回答说，任何生命，都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可以与其他生命进行比较的。科学的存在，如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存在，普通的生物科学和生理学的存在，仅此就能通过实验证明，生命的现象是可以比较的。同样，也存在使比较可行的人类学……比较？可是原始社会是一些没有历史的社会啊……汤因比迅即反驳：“原始社会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缺乏文献。你们能对原始制度进行比较，那么，如果你们能把采取或者建立这些制度的社会的历史复原，就一样能对这些还处在演变中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这样谁还会阻止你们能以同样的方式，对拥有研究所必需的一切文献的社会、文明进行这种研究呢？”汤因比还机敏地略提一下（第1卷，第180页）：因为他从对文明的任何全凭经验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存在一种有规律的和反复出现的要素，为我们的比较方法提供了最好的基础。人们知道，这是一种诡诈的方法，他把需要确定的东西换作了已经确定的东西。

接着作者补充说，对于可将比较方法应用于一些有生命，或者像是有生命的事实，你们历史学家也要无端指责吗？商人就没有这么多争论。他们是根据什么创办企业的？例如保险公司根据什么来进行他们的经营活动？答案是统计数字。也就是说，根据对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之间的有效的比较。这些统计数字不会骗人：无视它们，企业就会衰败；好好利用，企业就能兴旺。所以……所以，我们，畏首畏尾的历史学家们，就去效仿吧。像他们一样运用比较方法吧。

等一下！您进行了这么多有关生命和有关有生命的历史的精辟的说明，最终得到的不会就是成本的观念，或者是要计算的保险费的观念吧？您向我们肯定，商人把他们的常识归功于一个事实，即他们并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过时方法的训练？这完全正确。这个常识促使他们“很自然地”在他们的领域里找到比较方法的用途？这我也同意。可是他们到底比较什么呢？而且是在什么时间范围内进行比较的？如果超出这个时间范围，我会毫不犹豫地规劝他们，不要根据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期间尼罗河沿岸小麦价格的浮动，来计算明年的收入……我甚至还要毫不犹豫地请求他们，在根据人们对五十年前欧洲的事实的观察结果来进行推断之前，先要再三考虑当时的一些法则，看看它们能否原封不动地适用于今天欧洲的事实！但是我们别再在汤因比的领域跟随他，并且别再效法他去跟一些英国的对话者进行虚拟的论战，从他的观点看，我们觉得这些对话者是古老的落后国家的老人，是过于赞同汤因比的成就的憨厚老人。我不认为，我，或者上面我所提到的历史学界的战友——《综合评论》《年鉴》《百科全书》的那些战友——中的任何一位，都看上去特别像排斥任何新事物的历史学家。我决不认为——如果汤因比对法国的事物和观念（埃米尔·奥利维耶和戈比诺除外）怀有更多的好奇，这些刊物会向他提供证据——我会采取反对比较方法的立场。相反，我确信我为这种方法辩护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不过要抱着必需的审慎态度。

不错，我们是进行比较。不过，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进行比较。不是为了让我们获得陷入21个空贝壳的虚无之中，这种反常的乐趣；而是为了一种健康而强烈的乐趣，为了去理解具体事物，越来越精细地解剖文明，这些已逝去的时间的尸体。我们进行比较，不是要把印度、俄国、罗马和中国的事实乱糟糟地混在一起，最后制造出莫名其妙的普世教会、大一统国家或蛮族入侵的抽象概念。我们进行比较，是要在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能够用复数的事物代替单数的事物。如果要选一个熟悉的例子，就是要能够说：不再是16世纪的那一场宗教改革，而是16世纪的那些宗教改革，证明这些宗教改革如何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的环境中发生，以回应一盘散沙的中世纪世界的“要求”；那些宗教改革，不是指一堆详细论述路德、茨温利、梅兰希顿、布策尔或加尔文所提出的教义的专题著作，而是对各种宗教改革的解释，生活把这种解释连同这些宗教改革的特性一起，引入这些人为他们，也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提出的全部“世界观”：这些不同的宗教改革，每一种想必都考虑到相邻的宗教改革的世界观，并且从为个体、群体、阶级和民族所特有的生存条件中获得源泉。这当然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但总之，如果把它跟汤因比的事业进行比较，这就显得十分微小。相对于六千年，宗教改革还不到一个世纪；短得更不值一提。

而且希望人们不提出反对意见：“您努力理解和解释这个过去，可是您自己最终不会真实地复原它吗？”啊，不，要复原！任何科学都有创造性。但是，并非任何创造都可靠、忠实、合理。可是，文献并不会告诉人们一切。根据这些文献，并不能必然得出相同的结论。要阐明这些，历史学家还需要预言，还需要某种感觉，敏锐的感觉，这些都是浅显的道理。打算靠从一些专家论文中获得的一些资料来有效地复原一种文明的过去，是很大胆的。而打算按照从教科书中获得的资料来归纳出第三手资料，这是空想。

我还要补充说：像有人所做的那样，为了偷懒，继续把“专家”，即专题著作的作者，和真正的历史学家，即综述法的创建者，对立起来，这真是落伍了。我在这里是作为研究者来谈历史学。我是专家，还是杂家呢？两者都是，也只能两者都是。在具体中进行概括，却不操心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化处理：这是历史学家要翻越的最后一座山峰，同时也是最高而且最难登的山峰。并非人人都能登上这座高峰，并非人人都有天分登上这座高峰。但是，只有先缓慢地、艰难地、费力地攀登的那些人，才能接近翻越这座山峰。这个过程无论如何都是免不了的。想要纵身一跃就跳上顶峰，在那儿摆个自命不凡的姿势，然后打个招呼，又纵身一跃：这张照片登在画报封面上很妙，但是这样的人不会因此就被算作登山运动员。我的意思是说，不算历史学家。

行行好吧：希望汤因比和任何国家仿效他的人，不要再讥讽专家目光短浅、落伍、一无是处了。汤因比及其仿效者至少和他们同样“过时”。汤因比及其仿效者即使没有掉队，也有一点保守了。他们言必称“生命”，像1900年的那些人。但是，人们不是靠把沿六千年时间长河分布的21种文明放一起进行比较，才会理解生命的。在让亚述巴尼拔和圣路易撞在一起、让塞索斯特里斯和列宁撞在一起的“比较历史研究者”手中，生命只会消失。越少从言语上崇敬生命，就越是尊重众生。我想，让一位历史学家在一个限定的时期范围内，不把他的20世纪的人的思想、情感、挂虑投射到16世纪，或者13世纪的人的头脑和心中，这件事就那么难吗？让21种社会聚到一起，就是想犯21×21次大错误，不可原谅的时代错误，还是一次性犯下的……

“原始人”有没有历史？按我的意见，这不是问题。“原始人”部落和“文明人”社会的区别，主要在于：说“原始人”时，人们可以说到祖鲁人、卡菲尔人、图库洛尔人，这有些合理——因为他们群体内部相对而言很少发生分化，不管怎样要比“文明人”少得多；但是说“文明人”时，人们就说到希腊人、罗马人、中世纪法兰西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尤其会提到（如果可以的话，就“简单地”一带而过）中世纪人或文艺复兴时期人，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很可能会犯滥用历史信心的错误。并且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生命为借口，来粗暴对待它。我们举一个汤因比非常喜欢的例子。他笔下的斯巴达人的“力气活”确实存在，但这是一位机灵的记者的力气活。我们也来一次跨越，跳过许多世纪。关于与纳粹分子的德国相“比较”的斯巴达，只要人们愿意，有多少长篇文章不能写啊？可是，纳粹分子的德国，如果不是一个题目、一个标题、一个实用的表述方式，又是什么呢？纳粹德国？是纳粹分子自己将其作为一种现实赋予它的。但是当代德国活生生的现实，在历史学家看来，并且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是由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对国家社会主义发出的挑战作出的不同回应造成的。是由从95%支持到100%反对之间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妥协造成的，是由隐藏在官方的因循守旧的大衣下面的根深蒂固的传统、零星的残余势力，以及过去的经验这几种因素的不断变动的（和活跃的）组合造成的。那么斯巴达呢？如果纳粹的一致性只是一个词，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斯巴达的一致性和汤因比为我们描绘的这种一致性的图景？我们不要用一个面具来遮盖那么多漏洞，这个面具用彩色硬纸板装饰，还有诱惑力，而且完全合1936年的伦敦的口味。

按照汤因比的方式比较的历史……岂不是一种曾经流行过而且产生过杰作的旧文学体裁，在20世纪又开始风行了？吕西安和丰特奈尔都用过这种体裁，叫作“死者的对话”。

用两句话作个总结。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带给我们的值得称道的东西没有新的重要意义，而带给我们的新东西又并不重要。

读了这本书，我们几乎处处都考虑了：没有打破任何观念，也没有触动任何观念；我们不因我们的胜利而自负，也不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气馁。我们的口袋里没发现任何钥匙，真的。没有任何万能钥匙能开启21种文明的21扇门。而我们也从来不想弄到这把钥匙！我们不自满，但不是没有自信。尽管在人文科学的大家庭中，历史学还是一个坐在桌子末端的灰姑娘——我们清楚地知道个中原因。我们也知道，它受到一些科学思想和概念所陷入的普遍而深刻的危机的影响，这个危机是某些科学发生的突然进步引起的，尤其是物理学的进步，动摇了几十年来似乎已被人们接受的一些观念，而人类曾经就是以这些观念来安身立命的。我们知道，由于这样的转变，并且由于科学是一个整体，而所有学科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建立在过时的科学哲学上面的观念必须全都修改，根据这些观念形成的方法也必须修改。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吓倒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放弃谨慎而艰难的工作，投入这位奇迹制造者、既单纯又诡诈的魔术师、廉价历史哲学的创立者的怀抱。尽管这部历史哲学有二十卷。

至于汤因比的著作中暗含的断言，他没有说出来，但读者在书的每一页背后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这个断言就是“历史会重演”——说得对。历史确实会重演，是在一位伊朗国王的那位老图书管理员所说的那种意义上。那位老国王在弥留之际还那么希望了解整个历史……这位睿智的老图书管理员对他说，“陛下，人都是出生，爱恋，然后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