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精神与哲学莱昂·布伦茨威格的一门课程

“我打算论述‘欧洲精神’这种纯思辨范畴的主题，而且将把对它的研究保持在严格的哲学范围内。”这样，莱昂·布伦茨威格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就在索邦大学开始教授他的《欧洲精神》课程，现在整理成卷出版。[22]

由一个饱学之士，一个思维和推究哲理能力特别强的人，自愿地、不时地向读者提供的这些“评论”，我们永远都不会嫌多。它们在具体方法上对我们历史学家有帮助，因为我们的愿望就是想复原文明的全部活动，文明的各种状态就是通过这些活动相继表现出来的。1934年，我为读者弄到其中一篇评论，是英年早逝的朋友阿贝尔·雷伊以《从原始的思想到当今的思想》为题，为《法国百科全书》第1卷写的评论。文章以这样的断言开篇：“人们不可能要理解思想的整套工具却不去研究它的历史。思想（主体）和它所思考的东西（客体）不断地作用和反作用，即斗争和征服。要理解它的现时的活动，就只得，而且首先得关心它过去的活动。”

“理解思想的整套工具”，雷伊写道。实际上，题为《智力的整套工具》的一卷的第一部分，充满了他的工作成果，该卷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思想演变简史（我不能向作者要求比这还要好的简史了，亨利·贝尔最终在《人类演化史》中发表了这位作者的《希腊科学》的珍贵的几卷），并且介绍了梅耶有关语言的权威研究，介绍了我们最伟大的数学家在保罗·蒙泰尔领导下研究的当代数学。莱昂·布伦茨威格操心的事不是阿贝尔·雷伊操心的事。他一处也没有给它明确下定义，大概是觉得他的书名《欧洲精神》，足以说明这项事业的特征。如果构成这个书名的两个词本身明白易懂，没有歧义，那么这就可能是名副其实的，或者至少是比较名副其实的。

那么什么是欧洲？就在莱昂·布伦茨威格在索邦大学教授他的课程的时期，我正在日内瓦尝试说明“欧洲”这个观念的意义，并且概述它的历史；而无论是对日内瓦国际研究高等学院的学生来说，还是对作为历史学家的我本人来说，事情都并非不言而喻。至于“精神”，难道要把拉朗德在《哲学术语与批判词典》中，在说到“与感受性相对立”，并变成“智力的同义词”的那种精神时，在第四栏下表明的意义赋予它吗？莱昂·布伦茨威格在他的课程中，完全排除考虑感受性的意义，但是提到智力了吗？是的，含有理解力、概念和理性认识的意义；而智力的意义终究也不过如此。也许应该提到理智主义，提到理智性，提到所有的存在物（而首先是欧洲精神）都化为一些纯智力的要素了？我们别再追问了。有人会批评我们在无理取闹，这不是我们真心喜欢的批评。

可以说这本小书在其方式上和其范围内，确实是这所古老大学的那些杰作中的一部，我们也许将不再有多少机会接受和赞扬这些杰作了，因为能写出这些杰作的这一代人，就要离世，很快就要离世了。这一代人深受优秀的希腊和拉丁文学的滋养。这代人一开始就受到过一些大师良好的训导，他们必然努力以这些大师为榜样，并且能够继承这些大师，与他们既无争论，也无决裂。用莱昂·布伦茨威格的话说，也不存在真正的“危机”，因为从拉舍利埃和拉尼奥到布特鲁，然后到布伦茨威格，有什么深刻原因要造成决裂或者不理解呢！这些有学问的优秀学者，非常敏锐，往往还非常机智，却迷恋哲学思辨，甘愿把自己禁锢在为他们的思想和专业着迷的圈子里；如果是评论学说，或者是指出它们所受的束缚，他们做得很出色；而如果他们以个人名义说话，并且处在一个向来只能由十来位非常伟大的体系缔造者主宰的十分艰深的领域，他们可能就不太出色了；但在这里，我们大学里的哲学家就显得明智，根本不急于指出他们记录了其变迁的这些伟大体系，向来只是“一个似乎在无限发展的进程中的一些阶段”——因而这就是他们的预先被证实了的、预告了的，并且使之变得必然的失败……是他们的原始的和“正在主宰的”思想家们的失败，因为，作为学说的注释者，应该提到成功，提到完全成功，而不是失败。如果需要证据，莱昂·布伦茨威格的书就是一个新证据。

可是，哪怕只在这个领域，而且只关于这种成功，有多少东西要说啊！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利用哲学的人，这类著作能够充分满足我们的需要吗？我不得不回答：不能。

这些哲学家，这些哲学的技术人员，目光是多么狭隘啊，受到的妨碍多么大……无疑，他们有能力了解某些思想形式、回答某些问题的某一类答案的演变关系。可是除了这个演变关系呢？除了这些形式和这些思想呢？如果还存在其他东西（而它们总是存在的），他们就从未发现过，说婉转一点，几乎没有发现过。在17世纪存在过一个自然主义学派[23]；当时它在所有西方国家的社会各界拥有过大批追随者；到了帕斯卡尔的时代，这种影响在它所挑起的激烈论战中也得到证实；此外，这些人所代表的这种思潮后来席卷了18世纪的人。可是，任何读者在读莱昂·布伦茨威格自信而倨傲地拟定的提纲时，都没有发现这些。

他会回答说，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你们说到思想，承认吧！这些都是很平庸的思想，因此可以忽略。我们从一个峰飞到另一个峰，这种运动够累人，也够危险，因此我们不要把它弄复杂，徒劳无益地下到山谷底部。在那谷底，人们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巴，又根本不能开阔视野……这是大佬们说的话，可是大佬们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谁“平庸”，谁不“平庸”，你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呢？平庸，是有天资的人的用语，很有天分的人使用，他们有趣味，也可以说有高尚情操，才能在生活中常常遇到天资；可是天资和才能不同，它不是旁人授予的。况且，天资可能也有平庸的。我们要承认，在16世纪末期，整个一代、二代或三代人，都只是些平庸之辈，至多能欣赏一些平庸的东西；对我们历史学家而言，问题就是要知道并且解释，这几代人为什么和怎么能只满足于这样的精神食粮。把它们从您的清单中划掉吧，羞羞答答地把它们藏到您的意识形态的“冷宫”中吧：您歪曲了时代的观点。不多，但也不少。

我还要说到狭隘目光。有些事物就有意阻碍我们的人关注邻近学科发生的情况。莱昂·布伦茨威格引用了（第183页）埃米尔·布特鲁的一段精彩的话：“真正的科学不是一劳永逸建成的体系，里面分隔成一个个单间，人们在自然界里发现的所有物件，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放在其中。科学就是人类智力本身，它尽力理解事物，而为了实现一切可能，它绞尽脑汁，让思维变灵活，也让自己消遣放松……”布特鲁说的是科学；可是我们的哲学家只操心一件事：把他们的哲学禁锢在作者所说的自然规律的偶然性的单间里。当然，我不指责他们是一些只关心自己哲学的哲学家，而不是当历史学囚徒的历史学家。我一点不指责他们，我有什么权利呀？我只是注意到，当他们研究哲学时，当可能存在一些类型与他们不同的人时，他们就没有了见解。那些人有另外的操心事和另外的方法。人们不要求他们轻视这些人，那会造成无谓的痛苦，但是要估量、评价、判断这些人的历史作用，可能是无言的作用。就是在一首歌或者一篇演说中，沉默也是有意义的，有效果的。

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历史学家聚集在克利奥女神的旗下，哲学家聚集在苏格拉底的旗下吗？各人待在自己的窝里，像狗一样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被啃过无数次的老骨头？而且个个都对旁边的狗龇牙咧嘴。他们很难做到平易近人，以至于让来修缮房屋的工人感到害怕，他们自认为是在看护这座房屋，便阻止那些衣着不整的人来破墙开洞、修建大门和通道、架设楼梯，最后再给整座房子盖上一个宽大无比的屋顶。他们不愿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快快乐乐、自由自在。我们这种你争我斗的生活全是他们造成的。

然而，这是一些大问题。这些问题是变革的社会与同在改变特征和方向的观念之间保持的必然关系在演变进程中不时提出的。我现在回过头来谈我所熟悉的16世纪和17世纪。从文艺复兴运动的自然主义哲学家到笛卡尔，这是一种非凡的转变，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被笛卡尔及其追随者打败，这是非理性的失败、理性的胜利；而在同时，还发生了一种转变，至少也是非凡的，即从经过改革的，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渐理性化的宗教，向一种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情感和非理性因素的宗教转变。这两种转变是同一时代中的两股逆反的思想潮流。莱昂·布伦茨威格的书对此却没有一句话提及，丝毫未注意到这种交错发生的奇特现象。我被一种幻觉蒙骗了吗？我没发现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在开始概述这种难以理解的历史，解决它向他提出的复杂问题时，不觉得需要请教吉尔松、阿贝尔·雷伊等人……包括布伦茨威格本人。

哲学家们会说：“当然，不然你们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了……”我想到了那些海军军官，他们极其轻蔑地侮辱机械师，可是没有这些机械师，海军军官可能一事无成。再高贵一点的，我想到了马勒伯朗士的那篇妙文（《追求真理》，一，ⅵ，第一部分，第2章），他以“拥有纯洁无瑕的想象力”的人，即“头脑没有充满与可见事物相连的深刻痕迹”的思辨家的名义说话。这些思辨家站在那座观念学的少女峰的峰顶上，对“那些待在大世界（而除了我们历史学家，还有谁待在这个广袤的大世界里呢？）里，而且想象力完全被可见事物在他们中间引发的错误而模糊的观念弄脏的人”，从心底流露出蔑视。前者“能够容易关注真理”；而后者呢，这些倒霉蛋，只有“受到某种激情支持，并且这种激情足够强烈，可以抵消吸引他们的团体的影响”，才能专注于真理。思考吧，我的历史学界的兄弟们。而且回到我们这些“被弄脏的”人的卑微的躯壳中吧……

可是……莱昂·布伦茨威格怀着一种显见而合理的同情心，特别提到了库尔诺。提到库尔诺，可是确切地说，这是怎样的倒退啊！库尔诺，这位数学哲学家，研究偶然性的大理论家，研究概率的人，对历史学也专心研究。的确，不是他不愿研究历史学向哲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可是我们历史学家要读库尔诺哪个方面的著作呢？他对文明的整体观点显得多么狭隘、枯燥、皱巴巴！这种狭隘归因于什么呢？难道在这里又归咎于那些大学机构，归咎于那些分门别类的教师招聘会考吗？这种分门别类很自然地就在带着各种色彩的学术权威之间，造成水手们所熟悉的那种“绳结意识之争”。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事实就在这儿，需要解释。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一定要重申一下，我所说的这一切，和这些哲学家对他们擅长写的那种历史进行的一种出色而且有时很有效力的综述没有关系。尽管他们坚持瞧不起我们的历史学，瞧不起我们历史学家的拙劣的历史学，而我们历史学家，尽管因为接触了肮脏的现实显得灰头土脸，但是能欣赏这种综述所显露的才华，并且能从他们的思考缜密、撰写审慎的有生命力的著作获益：它们是一代人的绝笔，因此我有些偏爱这一代人，人们会原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