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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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曾是一种醒悟，一种突然的和令人不快的醒悟。其发生之际，正是危机时期，周围疑虑重重。

有些疑虑源自战争。那是那些在战后重新过上平稳生活，但也陷入了一种困惑的人的疑虑。这个困惑就是：他们每个人现在所从事的职业，都不是他们自己想做的事——要是没有这次席卷全球的大战，他们肯定是另有所为的。而他们现在承担的，只是那些已逝去的人的任务，是经过战火的惨烈洗劫后只剩下一些伤残者的那两代人的工作，就像人们常常在前线稀里糊涂地穿过的那些噩梦般的森林……[6]“研究历史，教授历史，其实就是在搅动战争的余烬。这一堆余烬已经冷却，那一堆余烬余温尚存——而任何余烬，都不过是活生生的东西焚烧后留下的毫无生气的残渣……干吗还要去搅和它呢？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更紧迫的事情（话说得大些：更有用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需要我们去贡献余力吗？”

还有那些嘲笑“历史学的大失败”的人的疑虑，这些疑虑的分量稍轻。因为，指责历史学没有预见，没有预言；讥讽一些“规律”的崩塌，还嘲笑人们打造这些“规律”只是为了通过揭露其无用来取乐；打着不容置疑的道德的旗号来批驳某种“经济唯灵论”，这种理论前不久还被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劳[7]的人斥为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用萧伯纳的玩笑话——“有理性的人适应环境，无理性的人试图让环境适应自己，因此所有进步都是傻瓜造就的”——来回应那些有关环境及其限制的言论……所有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不出所料的，也丝毫引不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同的范畴，如认识和行动，如知识与灵感，如已经开始存在的事物和正在发生的创造。完美地建立起来的历史规律难道永远不会变成一种束缚吗？而且谁能肯定，在一定环境中，一种自主创造的意识对于反抗传统压力和制度惰性的行动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谁能肯定，就未来而言，革新者的自主努力有可能正是他们与之斗争的社会体制造成的某种后果？

在精神领域，历史学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危机，而且更加严重。在这里，战争已不再值得关注。而在种种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下，在那些动摇和摧毁着物理学古老基础的深层震动的作用下，一切都大面积崩溃了——包括这个我们为之骄傲、能为我们的活动提供安全舒适的场所的现代世界，这个为一种被看作“世界几何学”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数学精神所统治的世界（这里，物质的一切质量都被掏空，剩下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广延性）；同时坍塌的，还有那种一门心思只关注客观实在——一种不受思考主体（Moi，我）影响，只承认量的价值而无视质的价值的客观实在——的自然现象学，更出奇的还有那种研究人文事实的科学，它形成于某些研究方法在人文领域的应用，而这些研究方法已经在某种注定要受制于决定论的物质的领域里，经过了长期的检验。

如此说来，旧观念、旧学说都彻底失败了，都被新观念、新学说扔进垃圾堆了？没有的事！没留下能证明其力量的“阶地”，就不会有地质学说的“海”。那么，这是一场理想的危机，是向一种原始的或发达的神秘主义的必然回归吗？恰恰相反。这当然是一种充实，是一种扩展。它在我们关注的关键问题上，在直到当时还在为一条鸿沟所分隔的自然的客观领域与精神的主观领域之间，隐约地显示了相互沟通，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尽管没有多少科学的气息，历史学多少还是受到了科学的影响。至于历史学能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关键点上，为那些观念的巨变所影响，现在还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过，即使还不能就这些问题写一本书，开设一门有关的课程还是应该的。其实只要简单地提出这些问题也就够了：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中，历史学怎能一仍其旧，还牢牢地抱着它的那些老习惯不放？我们怎么还感受不到把我们的观点与方法和其他观点与方法协调起来的必要性？——说得更直白些：旧的历史学既然已经破绽百出了，我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重建一门历史学呢？

重建历史学——可是在什么基础上重建呢？我们不要舍近求远，就在应该被称为“人性”的那个东西的坚实基础上重建吧。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过去的科学，而不是研究事物或概念的科学。思想是外在于人并为人所信奉的东西吗？思想，作为由各种外来影响、回忆、阅读和交谈构建起来的人的心智知识里的一些简单要素，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的东西吗？惯例制度是与制造它们、尊重它们同时又不停地更改它们的人相分离的吗？根本不是。只有人才拥有历史，而且人的历史是最广义的历史。当阿尔塞纳·达姆斯特泰尔撰写《词的生命》，并把语言当作他的书的主角时，我们知道，就在这里，就在法兰西公学院里，米歇尔·布雷亚尔对他的批驳是怎样地义正词严、雄辩滔滔。

历史学是研究人的，因而也是研究事实的——这没错。但这些事实是人的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重新发现曾经经历这些事实的人，以及那些后来在自己头脑中产生各种观念来解释这些事实的人。

要研究文献，没错，但要知道这些文献是人的文献。甚至构成文献的词本身都充满了人文的内容。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发音，即使在它指称物体的时候，也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意指同一种实际的东西，意指相等或相当的品质。

文献也许很重要，但也要看到所有的文献都很重要。不光是那些人们为之建立了一种特许权的档案资料重要——那种特许权，像某个人[8]所说的，就是可以从中引述一个人名、一个地点、一个日期的特许权——此人还断言，一个日期、一个地点、一个人名，对于一个不关心现实的历史学家来说，那就是全部有用的知识。但是，一首诗、一幅画、一场戏，在我们看来也都是文献，都是鲜活的人类历史的见证，饱含了潜在的思想和行动……

文献显然是重要的，但重要的也不只是文献。档案材料，不论是哪一类的，也同样重要。人们用的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材料，尤其是那些由各种新学科——如统计学，如正在取代系谱学的人口学（反映了人民主权取代王公贵族主权的进程），如梅耶的语言学（主张任何语言现象都显示着一种文明现象），如从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群体和大众的心理学，数不胜数——发掘出来的档案材料。几千年前，有树木的花粉从远方森林飘来，落入北方的沼泽地中。今天一个叫格拉德曼的人用显微镜研究这些花粉，竟发现了极有意思的古代移民研究的基础信息。研究人类居住状况的学科就必须承认做不到这么好——哪怕增加了对文献资料的地名或考古遗迹名称的研究也做不到这样好。这种几千年前的花粉就是一种历史档案。历史学要用它来酿蜜。历史学的大厦，就应该不加排斥地依托人的灵巧机敏所能发明和组合起来的一切来建立，以弥补文献不会说话的缺点和遗忘带来的损坏……

在关系或亲或疏的各学科之间，学者们经常通过协商达成新的合作关系；让性质各异的多股科学之光组成光束聚焦在同一课题上。这是极重要的工作，而且它在一种不受边界和分隔束缚的历史学所必须承担的工作中，也许还是一项最紧迫、最能出成果的工作。

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一些基本概念吗？有时真是如此。首先是需要借用方法和精神。独立自主的研究者难道应向他人求助？其实这在今天已经是通行的规则。也许明天各类教育工作者还会组成团队一起合作。我想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先由物理学家提出问题，然后由数学家提供运用科学语言的技巧，最后是天文学家在广袤的天空中挑选一些天体做观察和检验。这可能就是未来科学研究的模式。工作的私密性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科学研究将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才干的体现。但它在个性方面失去的东西，是会在效率方面找回来的。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手工业时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我们这些做科学研究的小手艺人，跟其他小手艺人没什么两样，甚至把小手艺人的毛病和怪癖都当作好东西敝帚自珍。小手艺人什么都自己动手做——创建他的工艺设备、他的试验场所、他的研究方案。他是面向过去的，一心要与许多逝去的美重聚。然而，另一种美正在人世间呈现。

人与人的合作，带来的是方法的趋同和发展的平衡。比较语文学是语文学的一个分支，本身源于18世纪梵文的发现，而语言学这门新学科就是从比较语文学中脱胎出来的。然而，在转向对语言现象的静态研究，完成对语言史的提炼之前，它几乎只专心于比较语文学。这种演变过程，似乎是对历史学演变过程的一种来自远处的粗略预示：历史学在从对各种历史集合体（或者说，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全球性研究，以一种无法预先确定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随其他邻近学科的未来发展而变化的），转向对历史事实的静态研究的过程中，终有一天也会完成这种演变。眼下，我们不妨谨慎些，除了提出一些人文问题之外，不要给历史学安排其他的任务。这样做，既是出于人文主义的考虑，也是出于对某一天历史学可能会变成“历史事实学”的担忧。

历史学是有法则的科学吗？也许是。一切事物都有赖于人们称为“法则”的东西。法则这个词矫饰浮夸，带多重含义，这些含义有时还互相矛盾。法则强迫人们行动——对此我们已经说过：没门。那就像把黄花鱼裹上面包粉油炸一样，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蔑视。我们还要提高嗓门再说一遍：历史学家们，正因为他们是历史学家，绝不受“法则”的胁迫。不受“法则”的胁迫，那么受不受“过去”的胁迫呢？无须胡思乱想，要知道人是记不得过去的，人总是在重建过去。孤立的人是抽象的，群体的人才是真实的。而群体的人绝不会像北方冰层里的猛犸被冷藏了数千年一样，把过去保留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只从现在出发——而且总是通过现在来认识过去，解释过去。

需要举一个例子吗？这里就有一个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马克·布洛赫最近很恰当地援引过的中世纪习俗的例子。在好几个世纪里，一项法规之所以被认为有效，一笔佃租之所以被判定为合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项法规或这笔佃租古已有之。有头脑的法官断案前，总会先翻翻以往的案例：“在我之前人们是怎样做的？通行的习俗如何？”难道法律就必定因此而一成不变吗？其实，它一直在变，而且变得很快。一切都像从教会和平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那样在发生嬗变……

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人在面对一大堆旧时的事实、观念和习俗时，本能地做出的防御反应。将现在渗入传统本身，是抵御传统的最好办法。而客观历史学的反应肯定不是这样。它根本不听这些解释，只想直截了当、奋力一搏，按其原初形态复原那些观念和制度的演进历程。但它也看到了这种任务的艰巨性。它知道，它将永远启动不了那个无法找到的装置，该装置在沉睡了千百年之后，还能让它听到原汁原味的过去之音——那是被永久保存下来旨在启迪今人的先人智慧。于是它就来解释，就来组织，就来重建，试图给出完满的答案。它要为自己制作它所需要的过去。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没有冒犯人们为历史科学所设想的尊严。历史科学并非产生自象牙塔；它就是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而且是靠那些生活在尘世中的活人产生的。它与人的各种活动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它甚至常常受时尚的影响。历史学这门被普恩加莱称作“占卜过去”的科学，一直跟其他人文学科泡在一块儿，岂能不受它们的种种不安情绪的影响？而在我们看来，历史学只对过去的某些部分做过“占卜”，目的是让它们重现。因为它感到，只有这些部分，在它为这个理想服务的时候，对它所服务的理想有利用价值……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谈的那个问题上来吧。

我刚才谈的是法则问题。法则，如果你们指的是那些把一直都是相互分离的事实通过归类形成系列的史学方法的话，那么这有什么不对呢？历史学将由此再次体验到科学的鲜活的统一性，并将更好地感觉到它与其他学科的姊妹关系——而如此一来，最重要的事情，在所有那些其他学科那里，就是要在逻辑性和现实性之间达成协调，而在历史学这里，则是要在制度性和偶然性之间达成协调。

这是个困难的任务。在当今的所有学科中，对立、冲突、自相矛盾无处不在。让我们在这里，在这座楼里，嘲笑那些笑话我们、认为我们无能的人吧。他们只是忘记了这一道理：任何科学研究，最初都得打破常规。科学的进步是争论的结果，就像宗教要靠异端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一样。Oportet haereses esse.[9]

要把这些观点真正说清楚，那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我在本演讲一开始就深知这一点。请原谅我没有展开说说我所熟知的那些困难。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体系，而在于向你们介绍一个人，让你们了解他的意图、他的决心和他的弱点，以及他毋庸置疑的诚意。

法兰西公学院在建校40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个在职50周年纪念册，装帧精美。其中有一份由保罗·阿扎尔还原的档案资料，读来令人动容。这是米什莱亲笔写的一页笔记——是他在这里上他最后一个系列课中的一堂课之前，以清秀的笔迹写下的笔记。这张纸上，已经振荡着这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大诗人的韵律。从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些文字：

“我没有党派……为何？因为我在历史中看到了历史，仅此而已……

“我没有学派……为何？因为我不夸大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我不想奴役任何人。相反，我想解放人们，赋予他们判断和发现的活力。”

在我今天开始的这门课程结束时，或近或远的某一天，希望我能获得这样的尊敬：“他在历史中只看到了历史，仅此而已……他在教学中没有奴役他人，因为他没有体系——没有克劳德·贝尔纳也曾说过的那些试图奴役他人的精神的体系：但是他关心观念和理论；他关心观念，是因为科学只有靠思想的原创力才能进步；他关心理论，是因为我们大概都清楚地知道，理论永远掌握不了自然现象的无限复杂性：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一些连续的阶梯，科学怀着扩大人类思想范围的无穷欲望，会一级一级地去攀登它们，但他也很明白，要登上可以看到晨曦初现的顶峰，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