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段时间以前，一个资深法国历史学家小组在亨利·奥瑟的领导下，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欧洲外交史（1871—1914）》（1929），这部著作并不直接属于我们这种杂志的评判范围。可是，不把一种那么实用的工具公之于众，可能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情，而且更可能会漏掉一个颇具意义的问题。

翻开这本书，人们完全能发觉，做了那么多经济史研究的作者亨利·奥瑟，就他个人而言，绝对没有忘记，一种新的外交学逐渐替代了“宫廷和内阁的政治”，而且这种外交学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舆论的演变和团体的利益。他在一篇刚劲有力的引言中写道：“一种在捍卫其生活标准的本国工人，与接受极低工资的外籍非技术工人之间爆发的冲突，足以挑动两个国家互相对立了。”的确，打开报纸，翻开杂志：通篇都是通商条约，关税谈判，金融改组的举措或工业的装备，作为经济或政治利益交换物的申请和给予的银行贷款。人们容易发觉，这就是一种日常的外交事务，在环境影响下，这种外交无意中都必须受人民议会的持久而直接的控制。显然，经济对政治的这种掌控，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而且如果要探究事物的本质，古代许多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盐、香料或鲱鱼。亨利·奥瑟出过一本出色的小书，《当前经济问题的历史根源》，他就清楚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掌控确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迪斯雷利购买赫迪夫·伊斯梅尔的股票，是1875年以来影响英国的埃及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赫拉特铁路差点引发人们经常预言的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冲突；只要想到圣哥达隧道的贯通，人们就可以理解三国同盟了；最后，矿石、燃料、商品销售市场和工业信贷的问题，也肯定影响了参与1914年战争的人和国家的决心。

这些很显然是应时产生的事实，或者像人们有时所说的，是“只叙述事件”的事实，就由于它们引起的轰动，勉强能够体现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模糊，但是顽强，和其他许多同等重要的影响一起，成为国与国之间直接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些具体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细枝末节的事实，也有机会被《欧洲外交史》的编纂者们偶尔提及，带着过多的保留和简略；但是隐秘的力量，即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的隐蔽的原动力，他们却很少操心去揭示它们。他们认为它们蛰伏在隐蔽的深处就行了。就像奥瑟在其引言中所写的，这是“历史的隐蔽层”。它们得到一种简单的成见掩护，这成见向来都是由最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文件，即那些蓝色的、灰色的、黄色的或红色的官方文件汇编而成；各国最近的重要文集，如果没有法国的，就用德国和英国的；再加上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的书信和回忆录。他们只关心他们的政治外交球体的外壳……难道为此我们要怪他们？不。我们不怪这些人。要怪就怪一种传统。

在这两卷《欧洲外交史》的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欧洲政治教程。”我不喜欢这种标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开始就标明了某种方向，表达了某种理念，某种可以说是合理的，不过有点专业的理念。一些很有名的书与之类同，最近以彩色标题再次出版的《外交政策史教程》，自1892年以来在法国就具有代表性，并且渐渐在教学上占了上风。这是一种不幸，我想了很久才这样写，倒不是我认为这些教科书从技术角度看质量差，而是因为它们比其他所有书都更能促使几代学生（其中许多后来超过了老师）在头脑中，用一种“历史政治”的，专注于政务的观念[2]来替代一种“关系”史的公正观念，我说的这种“关系”史，它一有可能就会仅满足于理解和让人理解那些重大群众运动，那些运动具有实际的、深层的和多重的原因，它们时而使国内各种集团团结起来，并且和平地合作，时而又使它们爆发强烈而致命的情绪，相互对立。

然而，很显然，我们不应该只从“大人物”个人的情绪、心理和心血来潮中寻找这些原因，也不应该只从竞争外交的博弈规则中寻找这些原因。因为还有地理的原因、经济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也有智力的、宗教的和心理的原因。而我明白，这更多的是人们深陷在过去——我指的是现代欧洲国家的过去，是历史学家觉得政治的个人因素在起作用，而非像文献一直声称的那样，是一些多少有些专制的君主的行为，或者是比主子更专制的大臣的行为。我也明白，有必要给予所谓外交技巧与其作用相称的地位。最后我还明白，艰苦工作当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关键的艰苦努力，推定了可能对某个事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外交措施的出台日期，不是精确到周或天，而是精确到时，有时还精确到分。这些我统统都明白；对于那些人们可能不用相反的论据，而是用补充的论据来反驳的观点，我也明白；但我还是要说，给一本书取名为《外交政策史教程》，或者更简略地取名为《欧洲政治史教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都是无视“有血肉”的国家的有生命的历史，无视一些“正在形成”国家的地区的历史。这些地区由陆地、江河湖海、森林和山脉构成，但也由采取某些生活方式，习惯于某些思维、感觉、信仰方式的人构成，组合的变化范围巨大，因此各地区的面貌都具有个性；这就让一种“外交”政策的、“对外”政策的，如果人们更喜欢（在说法上人们有选择）的话，还有“宏观政策”的，甚至“欧洲”政策的永久的抽象概念，飘浮在这些现实的上空。在外交的天空中，这种政策不是沉浸在像善良的拉伯雷的幻想那种第二意念里，而是充满了国王的心血来潮、皇帝的野心或大臣的“宏伟计划”。

而如果有人反对说：“可是，您指出的这种在国家的实际利益与统治者的宏观政策之间的不一致的情况，确实是经常存在的呀。”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从定义上闭口不谈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的著作，一些似乎把一些外交学的抽象体系（外交学本身被作为抽象事物来考虑）当作表达国家集团——这些外交家就以这些国家集团的名义说话、写作和行事——的一致意见、观念、意愿和利益来阐述的著作，就撇开了真正的问题，撇开了值得提出的问题。这里考虑的还只是所争论的问题的纯科学的方面。如果我们在这里还必须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如果还应该和某些作者谈谈公民的职业培训或教育，那么人们就容易猜到我们要说什么了。虽然没有使用更浮夸的词语来表述，但掩盖像这样的不一致，是多么笨拙的错误啊。

这部著作表述客观、格调高雅且具有道德心，对此我们表示尊重，但我们也坦率地表达了一些意见，在她总结和概括一下。

一些有益的研究几乎统统被赶出这个领域，那么多受到用心良苦的经济学家欢迎的那种“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被打入了冷宫，一个充满了学究们的空想的地方。当人们最终也把“外交人”（homo diplomaticus）连同他们的繁文缛节、讲究等级的客套，以及由矫饰的谦恭拙劣地装扮出来的可憎的粗俗一起，从同一领域除去时，那么从纯科学的观点（这里对我们而言是唯一有价值的观点，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唯一可能有价值的观点）看，人们不仅能确保开明理性战胜了使人变得冷酷的例行公事；而且从完全实用的角度看，这样做也能发挥一种有益的作用，不管是培训未来的外交官员，或者只是教育一些公民。

我们的祖辈懂得一种从《圣经》里得出的政治学，他们还有必要向我们当代人传授一种从狭义外交史中得出的政治学吗？对此，我有一些意见，而且是反对意见。按我的意见，这种政治学和历史学无疑是两码事，因为历史学不会随意让领导者的意愿脱离领导者的基本利益；历史学不知道一种孤立自在的外交学是何物，不知道一种与经济无关联的政治学是何物，也不知道会存在这么一种经济，在强大的物理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它竟然不反映精神或心理的力量的作用，而这种力量的作用，与那些参与所有人类活动的力量的作用同样强烈，像干柴燃烧的火焰，轰轰烈烈，持久不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