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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1892年撤销历史学与伦理学教席时，遵循的其实还是该教席的存在理由。它这样做不是要分享胜利，而是要抢先获胜。然而在1892年，当时人们所构想的那种历史学已经参赛而且获胜了。这种历史学已经进入拥有历史教师的公立高中，进入设置了历史学教席的大学，进入历史学专科学校。它还由此掌控了教学负责人、大学校长及公共教育部门的所有重要职位。它在世俗领域有权有势，在精神领域信心满满——但也有些昏昏欲睡了。

那么这种历史学的哲学原理是什么呢？那是由高中历史课所教的从奥古斯特·孔德、泰纳、克劳德·贝尔纳等人那里借来的一些套话草草构成的。尽管漏洞百出，但借助进化论这个又宽又软的枕头，这些漏洞倒也都能被遮掩住。这种历史学就在这些肤浅的思想潮流中恬适而自在地生活着，以至于我常常禁不住要说，历史学家没有太多的哲学需求。贝玑在他言辞最激烈的《半月刊》的某一期[3]中，曾发出过这样的嘲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通常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和条件。他们大概是对的，最好各司其职嘛。大体说来，一个历史学家在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时段最好不要做得很长，要不然他会一事无成的！”一想起贝玑的这段话，我就忧心忡忡，因为我发现直到最近，许多历史学家在读到这种貌似宽厚的言辞时，都还在点头称是，根本没有觉出这种奥尔良式狡黠的讽刺意味……

这还只是史学界之外的看法。而在史学界内部，情况则很简单，一目了然。

没有预先下好的定义：历史学就是历史学……但是，若有人偏要煞费苦心地给它下个定义，反倒显得奇怪，这个定义一定不是根据它的研究对象，而是根据它的材料——实际上只是根据它的丰富材料中的一部分——来下的。

“历史学就是文献学。”这个著名的公式，至今还没有穷尽它的真理性。这种真理性真是非同凡响。对于那些合乎情理地以博学意识为荣，并且正在跟浅薄无聊的历史作品作战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来说，它是命令，也是集结号。但是，要是有人格外小心一些，并且想一举颠覆紧密团结的人文研究总运动，那么这个公式就颇有些危险了。

这个公式是把历史与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书写着人类历史最漫长的一些篇章——史前史（这个名称本身就奇怪地意味深长）。于是，经济史诞生了。这种历史首先应该是一部人类劳动史，而这种人类劳动史（其基本情况是弗朗索瓦·西米昂一年前在这里确定下来的），又如何能够简单地用纸张或羊皮纸（在人们还没有掌握造纸技术的情况下）来写就？同时，人文地理学也诞生了。这个学科引起了一些年轻人的注意，而这些年轻人也就迅速地加入了一些实际而具体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些研究似乎让他们从单调沉闷的教室走进了天空和海洋，走进了村庄和森林，走进了整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历史学即文献学”？如果还坚持这个公式，那么对历史现场的深入观察，对远近地理关系的敏锐理解，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的艰辛劳作在人文化了的土地上留下的种种印记的考察，似乎都失去了意义。而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那片仍旧为森林覆盖或就要变成耕地的土地上，开始为后续时代奠定一些最早的历史类型，也就是人们如今已知的种种人类原始制度。

的确，古代社会的探索者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受制于“历史学即文献学”这一狭隘残缺的公式。因为考古发掘、人类活动遗址文物的发现，源源不断地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着革新的动力。他们的研究与那些实际存在的东西息息相关：一把金属斧头、一只经过烧制的或未经烧制的陶罐、一杆秤及秤砣、一切人们可以用手触摸和拿取的东西，可以让人切实感受到它们的强度，而通过形态分析，人们又可以得到许多有关人类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资料。此外，他们的研究还不得不与土地紧密相连，并为那种因地理学意识的获得而带来的地形学意识的觉醒所引导，从而不必服从“历史学即文献学”这种刻板的规定。

与之相反，在现代研究方面，年轻人在智力上为一种完全基于文献、文献研究、文献解释的文化所塑造，而且该习惯从只以诠释古文的能力为准来对他们进行水平评定的高级中学，到建议他们从事同样的文献研究工作的高等师范学校、索邦大学和各种学院，一直没有中断过。文献研究是常年伏案的文字工作，是关门闭户、拉上窗帘进行的工作。因此，从事文献研究的人就是一些似乎只把故纸堆当作沃土来耕耘的农夫。因此，他们是一些这样的领地占有者，其中谁也不急于知道他们会让自己领地生产出什么来，或者急于知道他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会以什么形式向他们体现——是以劳役或者以实物的形式体现呢，还是以人的忠诚或者以钱的数额来体现，都无所谓。历史学是位贵夫人，在她面前，卑微的经济现实只是个迪芒许先生。其研究者既没有钱也没有声望，从事的是某种抽象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这也就让历史学显得能够更好地分享文献和文学研究的尊严、体面、完美和贵族气派的无私了。她享受着这些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法国享有的崇高敬意。如果在1933年（其实今天还是这样），大学培养历史教师时，只要求他们做四个有关历史的法文作业和做四次有关历史的尽可能“出色的”讲座；如果在要求他们复原那些过去社会的生活——所有那些过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时候，却不问他们能否看得懂一项统计资料，能否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矫正或至少进行评判；不问他们是否了解法律及其演变这些基本知识；问不问他们是否听过一些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课程，这一点我不清楚，但肯定不问他们能否对日常使用中的货币是什么，汇兑是什么意思，证券交易所内部和储蓄银行柜台后面真正发生的事情等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而最有违常理的还是，大学甚至不问他们能否对一篇文献做出考订，仅满足于他们能说出某些词语、日期、地名和人名——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再回头想想“历史学即文献学”这个公式，我们大概就能明白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而且，我们真的通过文献发现事实了吗？是的，人人都这样说：历史学就是先确定事实，然后再实际利用这些事实。这话不错，也很清楚，但过于粗略，尤其是当历史学仅仅只是或几乎只是用事件编织起来的时候。某位国王是在某地某时出生的吗？他在某地决战并打败了他的邻国了吗？翻查所有提到这个诞辰和这场战役的文献，只挑出其中值得相信的内容，然后再利用其中最好的部分写出精确的记述：这一切，真的就会按部就班地顺利完成吗？

而且一些问题已经可以提出来了：为何图尔城的铸币里弗尔在几个世纪里会逐渐贬值？为何工资会在连续若干年里出现下降，或者说生活费出现了上涨？这些大概也是一些历史事实吧，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比一个君王的驾崩或一个短暂条约的缔结更重要。而这些事实，难道是可以一下子就弄明白的吗？绝对不是。那是一代代苦心孤诣的研究者，通过无数次的潜心观察，借助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件中辛辛苦苦搜寻到的数据资料，缓慢而艰难地研究出来的：实际上档案文件本身从来就没有直接提供过这些事实。——但愿大家能同意“事实的收集并非事实本身”这一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事实这个号称历史学“原子”的东西，本身只能来自何处。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刺杀，这是一个事实吧？可是仔细分析一下，找出其中的所有因素，再看看哪些是物质因素，哪些是精神因素，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非常复杂，是一些普遍的规律、一些特定的时空环境，以及在这个悲剧里起过作用的每一个已知的和未知的人的具体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你们看，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一个事实就成了一团乱麻……那么事实还是自然呈现出来的吗？当然不是，那是历史学家无数次创造活动的结果，是借助种种假说和推测，通过一种呕心沥血和引人入胜的工作，发明和制作出来的东西。

由此可知，各个起源时期之所以能让历史学家们那么强烈地感兴趣，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奥秘要破解，有很多情况要还原。要是我们能够让一股股甘泉从无垠的荒漠上涌流出来，并通过坚定执着的调查研究让一片片新知的绿洲从无到有地生成，那该是多大的乐事！

但这样一来，一个最近常为人们说道的信条可能就要被动摇了：“历史学家不可选择事实。事实也能选择？哪儿来的这种权利？依据哪条原则？选择事实，势必否定史学工作的科学性……”然而，任何历史学都是事实选择。

历史学是事实选择，首先是因为有偶然性存在。偶然性会让过去的遗迹在不同的地方存在或是毁灭。其次，人也会为历史学带来事实选择，因为文献资料一多，人就要删减和简化它们，突出一部分，放弃一部分。再者，历史学家还会创造出一些资料，或者说他们会再创造一些资料：历史学家不会漫无目的地在过去中闲逛，不会像拾荒者一样期待偶然发现；他在出发之前头脑里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即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有待用工作来验证的假说。说“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只能反映出一种对科学及其条件和方法的无知。显微解剖学家凑着显微镜观察，就能立即掌握未经加工的事实吗？他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依靠一些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技术来“创造”他的观察对象。而在获得了这些对象之后，他就会去“解读”他做的一些标本切片。这种工作特别艰难，因为描述看到的东西并不很难，最难的是找到那些需要描述的东西。

确定事实，然后加以利用……这没错。但是要当心，不要因此就设立一种有害的工作分工，一种危险的等级制度。不要鼓励那些表面上稳重多疑，实际上消极盲从，漫无目的地收集完事实后就抄起手来，等着别人来把这些事实连接起来的人。历史学场地上的石块何其之多，那都是一些义务石匠开凿后扔在那里的，毫无用处。如果这些石块所需要的建筑师真的来了，我想他也会避开这些砾石散布的场地，找一块空旷的地方去盖房子。好像在史学界，可以让一些人干粗活，让一些人搞发明；让一些人在这边搬砖瓦，让一些人在那边盖房子：可这是不行的。任何地方都必须有发明创造，这样人的劳作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厘清一个事实就是建设。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这是在为一个问题提供答案。而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只有一片虚无。

历史学家们常常与真相失之交臂，他们怀着对假说的极端恐惧培养弟子。假说被认为是有悖于他们所说的科学的最严重的罪恶（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总把方法论和科学真理的大话挂在嘴边）。在他们的历史学大厦的三角楣上，闪闪发光地镌刻着一句字字千钧的话：Hypotheses non Fingo[4]。而若要对事实进行分类，则只有一个准则：严格按照年代顺序……米什莱是这么说过，说得很机灵。可是众所周知，米什莱与历史学毫无交集。所以他说的什么“严格按照年代顺序”，其实就是在捉弄人。人们过去一直在给我们讲述的历史（这里我使用的动词都是未完成过去时，你们也就能看出我不是那么天真了），人们过去一直在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研究，实际上都只是一种借助过去对现在进行的神化。但这种历史学既不愿看到这一点，也不愿说出这一点。

看看法国历史吧。这部历史，从由恺撒在《高卢战记》的开头定义的罗马高卢，直到由1933年的国境线圈起来的法国，顺着时间流逝，不曾消亡，也不曾迷失方向。她没有因一些暗礁而搁浅，也没有因一些急流而沉没；到达旅行终点后，她下结论道：“你们瞧，我从高卢开始，一路顺风地走到今天的法兰西：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这样延绵不绝！”确实如此；但是从1933年起，历史学家开始追根溯源——辨认出所有的支流，排除那些走偏的支流（也就是那些不能直接流向恺撒的支流）。这一令历史学家着迷的庄严的寻根进程，却好像也把一种莫名其妙、矫揉造作的僵化带入了历史，让一部由种种灾变、悲剧、短暂的领土肢解和吞并构成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变得死气沉沉。

只要用新的眼光看看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那个被我们称为法兰西的国家，曾经有过许多不同形状的版图，而且这些版图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但无论怎样，这些版图千百年来都一直被叫作法兰西。如果我们能摆脱那副萦绕在我们脑际的当今法国的模样，我们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一连串在我们看来有悖常理的版图：但是如果其中之一的确存在过，那么毫无疑问，历史学就能通过溯源找到法国的诸多原型，如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混合体，法兰西与莱茵兰的混合体，或者法兰西与英格兰的混合体，法兰西与意大利的混合体，法兰西与荷兰的混合体……我不一一列举了。而如果避而不谈这许许多多的偶然现象、开国故事和权力更迭，那又如何解释一段历史在活力和趣味方面的损失？而且在这个讲台上，如果我能使用不同于科学术语的用语，那么又有谁能说明这种历史学可能带来的危害呢？

让我来设想一下莱茵河历史的撰写。[5]你们幻想着可以按事件的发生顺序忠实地编写它，但实际上却只能从溯源开始。莱茵河，在我们看来那是一条承载着民族仇恨的河流，是一条边界，是黩武政策的血腥赌注。你们就从这里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那篇有名的文献《高卢战记》，这篇文献预言：“莱茵河，是高卢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分界线……”然后你们再顺着年代往下走。当然得老老实实地走。自由自在地走，好吧。可是在整个旅途之中，你们都忐忑不安地紧紧抓住防滑链的两端不放。你们已经把灼热烫手的现在这一端不由自主地投射到了已经冷却了的过去千百年里。如今你们又在那里发现了它，而它还是你们当初把它投射进去时的那个样子。这是一种逆退式推理，而你们却浑然不觉。不久前一个叫威廉二世的人主张过这种方法，还有这么一些人跟着他鼓噪——这些人以世界最终目的自居，认为整个过去只有作为他们的现时状态和计划成为的状态的准备和证明，才有价值。就算是这样，可是科学呢？科学在这种历史学里位置何在？

人们就这样走着，而历史学也在高奏凯歌行进。外界对它的威望钦慕有加，它却渐渐失去了它的本原。已经有人在说了：历史学不是一门有完备的内容界定的学科。它一直就是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正在变成人文科学领域中几乎可以通用的方法。一篇有名的文章还说，这是一种“用以构造历史的方法”，实际上它好像和所有科学的方法都不一样：也许是一种间接认知方法？历史学的影子还在，但这个“影子”已经离弃了它的真实躯体。而持这一看法的，主要是被亨利·贝尔集结在《历史综合评论》周围的那些人。亨利·贝尔1911年在他的《历史的综合》的前言里大胆而深刻地指出（第Ⅵ页）：“有人断言，历史学因为有着过多的科学性，所以失去了与生活的关联。而我的看法正相反，我确信历史学失去与生活的关联，恰恰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还不够。”——那些人大概正在为未来做准备，只是他们并没有掌握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