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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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同样预先猜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再和布伦一致。就是在解释法语势如破竹地大举占领南方的原因时，确切地说，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450年到1600年；更精确地说，是从1500年到1550年。

布伦不愿详尽研究这个问题：“谈论这些原因有什么用？陈述事实就足以揭示它们了。”布论不论述，他只发掘事实。他发现，一方面，在1450年和1550年之间，王权通过不断握紧它的权力，使“一种以统一和中央集权为目的的行政管理体制”占上风。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直到当时还没有显示衰落迹象的”南方方言被禁止在文书中使用，它在行政管理或文学的地位被法语取代，法语的“绝对权威作为国王的绝对权威的结果使人敬服”。这是两个同步发生的事实，“像衣服的面子和里子一样”相互配合。第一个事实是第二个事实的原因。法语在南方的胜利，就是政治的成就，是一种政治事业，不是别的什么东西。[36]这项事业圆满完成的标志，就是维莱尔科特雷敕令，它的命令语调，它的毫不含糊的规定，它的不容置疑的禁令。Sic volo，sic jubeo.[37]国王命令，南方服从……

我承认，我总是对这种过分简单的解释有点惊讶。哎呀！对“政府决定”的不可动摇的崇拜，毫发无损地流传下来，甚至在1914年到1918年之间发生的可怕危机之后还这样，那时有那么多窝囊废执政，受盲目的力量随意摆布，他们让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却既不去引导，又不去控制。——不谈这个了，还是来谈布伦。我很明白，他在这里略提一下保留意见，在那里略提一句让人产生希望的话。他承认（第421页）：“一场革命要拥有持久的丰富成果，必须恰逢其时。”他承认，维莱尔科特雷敕令“符合新生代的潜在倾向”。当这种倾向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大片南方地域已经自发地认同法语了……这得益于一种公众精神的推动，这种精神力图以现代性的意义显现［？］……一种有利于君主制的演变”。但是，也就到此为止。布伦没有再深入下去。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分析。他没有超出他那个十分空泛的词——时机。为什么会有这个“时机”？这就是问题所在。

希望人们明白我的意思。我跟维莱尔科特雷敕令无冤无仇！在布伦向我们描述的语言史中，它扮演了它的角色，而且还是一个重要角色。[38]我也不否认另一种因素所起的较小的作用，简单来说，这种因素就是王国中央集权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不担心被骂卖弄专业学问的话，我还是想指出，布伦专门论述王国官员有成效的工作的那些篇章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中无疑有太多的说法犯了时代错误[39]，关于某些决定的意义也有太多的误解，尤其是有太多的疏漏。布伦关于作用极为重要的最高法院说得很多，却很少说，甚至根本不说王国官员的一些作为。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些官员渐渐打破自治市镇的特权，随意在市政府安插亲信，在图卢兹设市长，在蒙托邦或马赛派执政官，这些人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有这些都要尽量说出来。无疑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阐明“法语问题”的某些方面；更有助于部分地解释如下这种现象：早在维莱尔科特雷敕令之前，国王的语言就已经被用在那么多南方市政府的决议登记簿甚至账簿上。

此后，即使这一切都注意到了，还有一个在语言学家看来是明显的，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更明显的事实。可惜，在布伦的著作中，没有一处提及这个事实。能够促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或者至少不用这种语言进行书写的因素，能够促使他们实际上同意让自己的方言沦落到土话地位的因素，并不是他们被人统治，以及从此必须采用统治者的语言这种意识。有一些被统治者，他们藐视统治者，并且拥有藐视统治者的资本；或者至少自认为在文化上有和统治者平起平坐的资本。古代说希腊语的民族就是这种情况，当罗马征服地中海整个西部时，他们就拒不接受拉丁语（除了少数例外）。[40]

如果被统治者的语言也追求一种威望，这种威望跟统治者的语言所享有的相比，即使不更优越，至少也要平等，那么做什么都没用。强迫失败了，就将一直失败。甚至在当今时代，现代国家的那么多机制始终约束和压制着个体，一个人从生到死，通过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通过强制服兵役，通过与介入一切事务，并只说只听官方语言的行政机构强制维持的关系，来接受语言的培养训练。然而，这种强迫要想成功，只有以一种最糟的暴力，一种依赖所有诬告的公开和秘密的调查，一种像1914年至1918年间德国人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说法语的居民实行过的那种恐怖统治为代价。[41]他们虽然能够禁止人们使用法语，却不能扼杀人们对它的渴望。只要不是一个极小的、甘愿在弱小意识里沉沦的少数民族，人们就不能把像征服者的语言那样的新语言，强加给一个仇恨或蔑视这种语言的民族。

要使语言的改变能够实现，需要情感参与。被统治者应该感受到统治者的威望，并且打算承认它。更确切地说，他们应该放弃任何难以克服的民族或宗教特性，不再渴求与统治者不一样，而要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并且越来越和他们亲近，融入他们公认的、优越的文明，融入他们公认的、值得羡慕的、优秀的伦理、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的文化。这曾经是高卢人在面对罗马人时遇到的情况。一般说来，这曾经就是被罗马驯服的族群的情况，只有说希腊语的族群除外。而人们并未发现，罗马为了推广它的语言，非要建立一整套特别的限制性政策不可：靠它的威望，靠它的文明的魅力就够了；至于剩下的事情，战败者自会权衡利弊。

这同样也曾是法国南方族群的情况；而既然布伦没有局限于收集事实和日期，他一边着手进行解释，一边却又否认这种情况。更确切地说，既然他宣称唯一的、“政治”的解释，直接出自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责备他没有说过这种情况，没有竭尽全力去证明它。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南方人怎么会有靠他们的语言来分享一种优越文化的意识呢？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语言不过是一种日常的实用工具，因为他们的文学，任何有价值的南方文学，都已消亡。他们的艺术？不再存在属于他们的艺术了。哥特艺术当时对他们的地区来说就十分稀缺，在它之后，入侵的是与法国北方雕塑艺术有亲缘关系的一种雕塑艺术（按照库拉若那广为人知的断言，人们长期以来把它称作勃艮第雕塑艺术）；阿尔比、图卢兹、罗德兹的人就欣赏这种艺术。他们的民族意识？族群对构成各省的特殊宪章，并得到国王在即位时郑重批准的特权感到满意。他们要求维护它的完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要求。

因此，南方没有固有的文化。相反，法兰西文化日益强盛，日益有魅力。一个在废墟上诞生的法国，在和平中休养生息、繁荣兴旺，怀着一股炽烈的热情和快乐工作，从1480年到1520年，经历了四十年的繁荣、幸福、安逸和快乐的生活，除了带来无限的希望外，还带来了文艺复兴和新兴的宗教改革。布伦先生怎么能不跟我们说说这些，不向我们指出这些，哪怕只是一个字？后面他还忘记向我们指出，在“百年战争”最严峻的时期，这个剧烈变化是如何在南方人的意识里发生的，尤其是在朗格多克[42]；他怎么能闭口不谈复兴经济的巨大努力；那种劳动和收获的炽烈热情；那种在一些年里改变了南方面貌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呢？南方和其余所有地区一样，生活在统一法国的成功与幸福之中。

法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萧条的城市，在荒芜的乡村，人丁开始兴旺起来。在整个南方，人们开垦石灰质荒地、沼泽地、废弃的土地；在普罗旺斯，人们种植油橄榄和无花果；朗格多克也种植油橄榄，还有桑树和菘蓝；蒙彼利埃、纳博讷、卡尔卡松、佩泽纳斯、阿莱、于泽斯，部分城市通过外来移民增加了人口，此后南方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地区又废除了接收外侨遗产权，国王授予外来移民这种必要的特权，是为了让一些呢绒作坊落户扎根，使这个地区摆脱北方的呢绒业。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多菲内和勃艮第之间的内部关税被取消。加龙河、罗讷河上废除了过多的收费站、船闸、磨坊的水坝，水道重新变得畅通无阻。王权制定规则，并成了人心所向，既然人们想“获利”，想“赚钱”，就必须越来越向着它：这是这个时期的两个重要的词，这个时期见证了一种既纯朴又残酷的资本主义的诞生和繁荣。同样，整个变化也在社会等级方面深入发生。神职人员与国王和王国政府靠得愈发紧密。他们广泛参政。主教们在巴黎和在图卢兹或艾克斯一样，进出宫廷，入座最高法院，主持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在朗格多克、普罗旺斯，把持着国王执政官的职位。除此以外，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变化，他们发展壮大了，积累了财富，改变了奋斗目标，显得是新时代无可争议的主宰。哪里能赚钱，哪里能玩计谋，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它的武器不是剑，而是笔杆子：

万岁！优美华丽的笔杆、

纸张和羊皮纸文件，

能读会写又懂得实践，

就能沿着大路顺利向前！

这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座右铭，这个民族渴望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手段——当然是渴望法兰西文化，因为这个时代不再是人们在小城深居简出，不了解世界，不走遍世界就可以“赚钱”的时代——渴望能让商人在康庄大道上追逐财富的文化；能让金融家开始为国王效劳的文化；能让法官主持“正义”、跻身最高法院的文化。确实，这场语言革命把一个在1450年时还不知道法语的南方，变成了到1550年只写法语的南方，怎么能对它的原因只字不提呢，无论如何原因就在这儿呀！再说一遍，问题不是要否定王权、中央权力在这个伟大的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要笼统地从这种权力的作用中，从纯属政治和行政范畴的命令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对布伦先生所研究的语言革命的作用中找碴儿。问题可以说是在于，人们不仅要关注这种政治权力的作用，关注法国君主制及其代理人的作用，还应该关注整个法兰西文明在这个时期的更广泛和更重要的作用。

不是弗朗索瓦一世，或者别的某位国王说一声“朕要怎样怎样”，就能完成南方这种转换语言的奇迹的。传令官在用号角对匍匐在地的人群发出3次召唤后，宣读了维莱尔科特雷敕令，但是南方并没有听从他的号召。是法国的伟大、繁荣、活力，促使在事实上和意愿上已经成为法国一部分的整个南方，也愿意在语言上成为法国的一部分。是令整个欧洲尊敬和畏惧的国王所体现的这个广袤地区的强大生命力，强大得可以去谋求帝国的皇冠了；是王国的全部活动的新方向——离开地中海，走向大洋，走向美洲的新土地，或者更近些，走向安特卫普的国际大广场；是人们的骚动、利益的麇集、观念的翻涌；是所有这些，最终解释了布伦充分揭示（这是他的伟大功劳）并想解释（而这是他的不足）的重要事实，即这种对法兰西语言的接受不是被迫的、强加的，而是自由的、快乐的。南方人渴望使用一种在那个时代，能够通过印刷术把他们印在纸上，通过文学使他们“出名”的语言。

我们仅限于粗略扼要地指出这一切。而要表达这一切，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一位语言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并把他们的努力结合起来。这是Vox clamantis in deserto[43]吗？人们会原谅我们乐此不疲地充当这种令人扫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