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尔·德穆兰：是历史，还是控诉？

历史学家，就是寻找圣人的人。今天的圣人，就是卡米尔·德穆兰。圣人所在的地方，就是他的《老科德利埃报》。[3]寻觅者是阿尔贝·马迪厄。[4]

“《老科德利埃报》并不是一种痛苦的叫喊，而是一位穷途末路的小册子作者的工于算计的诡诈。”他的“皮卡底人和巴黎人的讽刺”的才智，往往就是一个“没名气的苏格兰报人”的才智（请听听戈尔东所说的，他是1728年的《论塔西佗》和《论萨卢斯特》的作者，著作多次在英国重印，并多次被译成法语：马迪厄证实，德穆兰在某些期的《老科德利埃报》中大量利用了它），“德穆兰作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学生，作为为生计所迫的记者，从他的书橱里的一本著作里，匆促地摘抄并汇集一些只言片语”。这么说，“这位最伟大的丹东派门徒的真诚就可想而知”了？

我从引言中援引的这些话，让我们了解到有关这份刊物所处的“氛围”。它当然是最有学术性、最严肃、最精致的刊物。它向我们提供的文献，是一种经常被援引并且一直被品读的版本。经过考证，它的真实性是可靠的，而且作者认真加了注，并加上了丰富的附录。至于我，我更愿意看到有人把这些附录收集起来，融入一种先行的初始研究。不过，这些附录，即使原封不动，也含有丰富的知识，用途广泛；它们极为清晰地揭示了这份刊物的状况，它的兴趣、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尤其揭示了它所服务的运动的真正的政治意义。

说实话，我非常反感一个历史学家——马迪厄——经常采用检察官的那种语调。他披着好公民的外衣，擅取一种有点幼稚的事后审判权，这种审判权无论如何都十分令人困惑，因为它只建立在它的本义之上：“被告德穆兰，请起立……您要说些什么为自己辩护吗？您声称自由（第6期，第187页）就是博爱；就是神圣的平等；就是在地球上，或者至少在法国，唤醒所有淳朴的美德的方法。”——可是，您“有理由颂扬淳朴的美德吗”？（原文如此；注5，第187页）

我们不往下说了。整个一代历史学家都热衷于这种行为。他们像诉讼电影中的检察官那样站着，一心要以一种原则可变的道德，并且以一种时而受“左”时而受“右”的意识形态激励的政治的名义，要求对历史的主角或配角实施最严厉的惩罚：左派检察官和右派检察官还互相生气，而且还是发自内心地生气。是时候该结束那种事后质询，那种检察官辩才和那些黑袖效应[5]了。

历史学家不是法官。阿尔贝·马迪厄在结束第一期《老科德利埃报》的再版（第48页）时加了旁注：“这一期的结尾不太谦虚。比如德穆兰要当一个思想家的抱负令人可笑，等等。”也许是的。但是，第五期的《老科德利埃报》（第164页）上有一句：“在这个战争时刻，我的两个兄弟都已经为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断头台算什么，不就是大刀一劈吗？一个议员，为他的勇气和共和主义牺牲，不是最光荣的吗？”在读了这一页后，我发现了这页下面的评注：“阅读这段大无畏的话时，我想起卡米尔·德穆兰在被处死时表现出的态度，心里感到难受”，我多半也感到不舒服。我也斟酌词句，对在第48页上劝人谦虚的人说：“我们都要谦虚。不要评判他人。”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评判不是我们分内事。其次……

怯懦、勇敢、勇敢、怯懦：这些词，这些贫乏的词在您看来那么明确，而且那么容易理解；您以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们使用这些词时，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我知道我这一代中有许多人，因为有过（马迪厄所没有过的）经历，就永远不再有兴致去扮演情节剧中的富基埃-坦维尔，把它们说出来。

历史学家不是法官，连预审法官都不是。历史学不是审判，是理解，并且让别人理解。我们要不断重申这一点，我们学科的进步就是以此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