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以小文集形式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武装的和平(1871—1914)》,让我评论它,我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这本书是一位优秀大学教员怀着诚心写的,他一贯脚踏实地地工作,而且搜集到了最好的原始资料。

不过,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怀成见地认真研究它。

我们不要揪住书名不放。“武装的和平”,从词的严格和局限意义上看,这种组词方式就可能值得研究。这里我们要做的并非这种研究,而是概述从1871年到1914年这一时期的整个外交关系史: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作“武装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承认,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1920年后的和平和1920年前的和平同样是“武装的”。可是1946年以后的和平就是“刀枪入库”的和平吗?我没看出来。重要的是,这本按照教科书的样子,带有标题、副标题、段落号和节号的明白易懂的书,与当代史的优秀书籍(对我们来说就是《年鉴》),完全背道而驰。

地理因素,此书一点没提。人们发现作者既没有受到法国地理学派的著作哪怕一点点影响,也没有受到德国地缘政治家的著作的影响。不过作者在接触德国的那些蛊惑人心的危险言论和主张时,还能守住他的道德底线,这是对的;况且人们在这方面并非总会做得很好;我们还应该知道,1945年,人们在发表一本1940年完稿的书,来论述那些当然不是在空间以外发生的“国际关系”问题时,地理因素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克·昂赛尔在其著作中表明的,并且试图靠它来改革外交关系史学的地理学意义,对本书作者来说还十分陌生。

经济因素,此书也一点没提。哦,当然,书中许多地方出现过经济这个词,不过是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词提出而已:经济被弃之不顾了……可是,列强在一起博弈时,难道不是越来越多地声称是为了经济利益吗?

当语法学家让人向初学者解释恺撒的一句话时,问:“主语是什么?”本书作者鲁博以及所有和他一样支持这种陈旧而有害的“外交史”的人回答:“是外交。”不!外交不是主语。而外交家也不是主语的修饰语。主语是1871年到1914年的世界。

是世界。我没有说欧洲。世界,它的发现、它的成就、它的情感。因为在所提到的这些年里,世界发生了外交冲突。我的意思是说,在那时,以前还只在某些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某些阶层存在的某种生活制度,突然普及开来,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使用人类的所有产品,或是智力产品,或是物质产品:这让人们明确了目标,也没有了拘束。大家都朝着这个目标。而这就要求人们交流,交流,再交流……

所以是世界。是世界的情感、欲望、诡计。外交呢?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这个世界是野蛮的,没有秩序,脾气暴躁,情感偏激,受到一些力量的作用,这些力量被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操纵着,它们十分强大,时刻都有可能挣脱这些人的手;这个世界的强大原动力名为资本、信贷、工业、销售和贸易组织。外交只是这个世界为了满足它的情感、它的欲望,表现它的诡计所采用的手段之一。还有其他的手段,如公然而粗暴的武力,具有隐蔽的腐蚀力的贪腐和宣传。

作者无视这一切,蛮有把握地向我们宣告,“重大事件的复杂原因,尤其是统治者的动机,仍然隐藏在永远不会消散的黑暗里”;自己沉迷于这些至多是趣闻轶事的“统治者的动机”,而且还想让读者也沉迷其中;好像这里不存在明显而确定的真实原因,不存在深刻的原因,不存在世界性的原因,我指的是工业技术大革命,它就是科学技术大革命的产物,是世界经济大革命的发生器。无视这些原因,真是不可思议。

当该书作者为秘密外交辩护,满怀同情地提到那些具有现实观念的技术专家,在负责的部长监督下工作,“不受偏见和空想的侵扰”时,简直是在说梦话。“不受偏见和空想的侵扰?”赖伐尔和其他一些可悲的人(他们的名字不提也罢),这些非常可爱的技术专家,在公正、“客观”、无私的“监督”下,为你们干得多漂亮啊……我们不想再说了。在1940年前那场和平的小游戏中,我们的外交家和外交给我们造成那样的后果——那场小游戏持续的时间真够长啊。在1940年前,人们可能耸耸肩膀说:这是对精神犯的过错。而在1940年后,人们就必须说:这是对法国犯的过错。我们不想再玩这样的游戏了。我们必须大声发出强烈的呼吁。我们要反复呼吁,要不断重复马克·布洛赫说的话:法国的失败首先是智力和性格的失败

自1850年以来,原本在世界上领导革命的法国,不知不觉(或者它自己意识到了,并以此为荣)放弃了权力。

这是因为物质革命已经发生,而且是因为法国人以他们的稳重、克制、谨慎的过时哲学理念做挡箭牌,继续搞政治、只搞政治、始终搞政治。“打倒君主制,共和万岁!打倒共和,帝国万岁!打倒帝国,共和万岁!打倒共和,国王万岁!”——这位国王曾经是个元帅。这就是1848年以来法国的思想史和成见史,有点短,但是真实。是几乎全体一致的思想和成见。

但是,机械文明的浪潮滚滚而来,越来越汹涌地冲击着世界。怎么办?跳上船吧,用刚劲有力的手握住桨,引领潮流,至少要在精神上引领潮流。人们寻找法国,最终找到了她,心地善良的小法兰西,那么聪敏伶俐,那么通情达理,那么端庄稳重,穿着过去的旧衣裳,坐在老宅子的风景秀丽的花园里,手指塞住耳朵,什么也不听,翻来覆去读着她的古典作品。法国式稳重的大师们的作品。

稳重的大师,还是平的大师?

是啊,这场景很动人,但也很致命。法国做出了选择。她选择了灾难。没有人理解这个选择。人们在法国本该在的地方找她,却没有找到。她在玩外婆的旧玩具娃娃呢。样子恬静、圣洁、呆头呆脑的。

好啦!这场景该结束了。法国人——尤其是那些向他人灌输他们的思想和观点的人——应该正视事实。到底是谁在领导世界?是外交家,政治家,还是夏佩先生在其最新的著作中指出的,正活跃着的那两类精英?一边是精神上的技术专家,即文人、艺术家、道德家;一边是物质上的技术专家,即制造商和批发商;尽管他们有时可能互相嘲笑,但是为了互相哄骗,他们结成了联盟——联合起来统治世界几十年。

鲁博在其著作的第212页果断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总是力求强调经济因素在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削弱政治因素和道德因素的影响。”啊!老天爷,“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要干什么啊?而你又说:“大概是……但是最终……”这种毫不掩饰的摇摆是什么意思?世界就是世界。你跟我们说:在1914年大战前,世界根本不像1920年到1940年它将会变成的那样。而从1871年到1914年,它也已经不再是1848年到1870年那个样子。为什么?是因为政治问题吗?还是因为道德问题?都不是!是因为经济问题。这是明摆着的。

我再说一遍:在1945年说这个问题,这不是对智力和历史学负责。对一个法国人而言,是对法国负责。

[1]《综合评论》,Ⅰ,1931年,《年鉴:经济、社会、文明》,Ⅰ,1946年。

[2]难道说是有意识的专注于政务?对照埃米尔·布尔热瓦:《外交政策史教程》(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Paris,Hachette,1892.7,Ⅰ,p.7):“从前,当诸民族将命运交到君主家族的手中时,这些家族的后代,儿女们,就被带进国家档案室,在那里学习公法,了解国家的传统利益,准备接受等待他们的任务。如今一有国家重新获得主权,就有责任让他们的后代接受这些课程。”同样的事,受同样的精神启发,出于同样的动机,产生于同样的原则?这就是整个问题,而我们所援引的著作还没有把它提出来就解决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