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纳维的一本书：趣味与生活

有人会说：“这是一本教授写的杰作！这本书研究伏尔泰，把一部像《风俗论》这样的伟大著作摆在面前来彻底研究，还唯独致力于研究《趣味的圣堂》，用566页的篇幅来专心研究《欧第伯》和《论叙事诗》，即在《百科全书》的世纪里已经真正消亡的东西。这是多么冒险的计划啊！”读了纳维的书[50]，人们可以回答：“也许很冒险，但是成功了。”不仅文学史学家、总体史学家，而且社会和文明史学家，都可以且应当认识到，人们绝不要担心这本著作会因为缺乏资料，以及拥有一个读起来过于简洁的书名，而成为一摞空洞无物的书页。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本历史学杂志中的这篇书评，无疑能够提供。

这就是，纳维说得很详细，趣味的观念是伏尔泰的观念，也是生活的观念。首先，这观念不是表达了一种贵族的理想吗？即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理想。这种人尤其热衷于趣味，而且认为举止谈吐雅致得体，比上流社会人物的道德品质更高。“有趣味的人拒绝民众的本性，拒绝宗教的和浪漫的感情冲动，不愿完全支持某人某事，也不愿不谨慎地做出断言，避免慷慨地和呆板地效忠；他始终为自己保留一个自由区域，让他能够控制和决定他的最合理的冲动。迸发个人激情、发泄痛苦或快乐情感、考虑现实，这些其实都是民众的品质。有教养的人要维护一种尊严，他时而靠雅致和高尚来维护它，时而靠讽刺来维护它……易受鼓动的人，其思想深度一般多少都有点平庸。”这就是伏尔泰的趣味的内涵，它确实是产生于18世纪，尤其是产生于摄政时期，在那个时期，“有意识的综合解体，迫使良好的意志超越这些废墟，去寻求一种对最不受约束的人来说不可消除但是可以接受的原则”。而当纳维先生补充说，伏尔泰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衰落，却不甘心放弃这些逝去的高雅精神的精髓时；当他写道，“伏尔泰总是把一些温情感人的行为当作濒临消亡的古典主义；他感兴趣的不是只是健康有余，而且将完全独自成长的不安分的继承者”时；当他向我们描述《亨利亚特》的作者关心“这个必须用一种精心配制的滋补合剂来延长其娇弱的、富有辉煌的记忆和不可替代的成就的生命的显赫的病人”时——这位研究文学趣味的历史学家，不就趁此机会把总体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到18世纪的人对过去的一种多少有点无意识的态度上，引到对某种曾经是崇高的，但是已经消逝的东西的怀念上吗？它无疑很适合于让人们理解如何和为何需要平民的暴力，才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两代人将时而怀着隐隐的担心，时而又怀着天真的希望来期待的新社会。而我们这些生活在1938年，还通过那么多情感和物质的联系依恋着19世纪、依恋着它的生活乐趣的人，听到未知事物的召唤却向后退缩的人——我们是否还不够成熟，不能充分理解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能通过激起我们的关心，使它们在我们身上复苏和再现呢？

因此，这种有意识的“趣味”值得历史学家注意。因为它建议对世上的问题采取一种机智诙谐的态度。而这就是伏尔泰及其同时代人对这种问题本能地采取的态度，既然纳维先生认为能这样来表述这种态度：“做人们应该做的事，也就是说，做人们能做的事。”既然他能写道，“人类连同他们的历史、进步、文明，以及与未知事物的杂乱的力量割断了任何可疑联系的道德理想，确实是伏尔泰的文学感受性的根源”，那么，这岂不是意外地把一部富有战斗性的作品中被认为可以忽略和无用的这个部分，跟狄德罗曾经表述过的一种概念联系起来了吗？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以提问的形式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不会按照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把他们写入作品呢？我们为什么不会把人类当作一种普通的中心呢？人类在广阔无垠的空间中是处在这样一个点上吗？我们从此点出发，能更方便地把无限的直线延长到其他所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