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两种机会主义哲学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

我的桌子上摆放着3部巨著，书名是《历史研究》[2]。第1页上印着一个名字：阿诺德·J.汤因比，他因为一些实际功绩和大量科学著作在英国（甚至在英国以外）家喻户晓。我们不要装出一副样子，像是发现了这样一部著作，根据它的外表和厚度，就确信应该让它跟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名著《金枝》齐名。汤因比效仿这位创立了“原始”宗教机构之间的比较研究的作者，也打算用20来卷的巨著，完成对人类相继创造的各种文明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对人类在文明方面的经历的研究。

这是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虽然一开始他就引起了我们的惊恐，我们也不打算掩饰这种惊恐；虽然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最终产生了一种有条理和有道理的排斥情绪，但是我们不会用任何先决问题来反对作者。我们不会怀着一种要组织“专家”对诱惑人的评论作家进行浅薄的报复的渴望来细读这些大部头。这部著作是复杂的。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它们通过一根显而易见的纽带与近期整个一系列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虽形式各异，但精神类同。

一些年来，历史学家有幸接受一批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盘问，其中有诗人、小说家、记者、评论作家，他们仅仅从他们献给其他事业的生涯中，抽出一些时间分给历史学，就即刻理解了（至少他们坚信如此）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多年都未能理解和表达的东西。这些才华横溢而且思维敏捷的人，有的具有法国人的讽刺，有的具有德国人的狂热或英国人的幽默，之后他们便怀着些许慈悲，在他们的著作里，以启发的形式，把他们的发现或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怎么办？谢谢他们吧，不要怕不好意思；以十分诚恳的态度研究他们的批评；我们是接受，还是抵制？如果我们把他们看作战友，而且他们或是靠一些合理的论据，或是靠一些情感的诉求，能够触动我们：因为我们历史学家毕竟是和同时代的其他人生活在相同的危机气氛中，而且，要想坚持下去，我们还需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有信心。那么，我们就接受吧。如果我们从他们披着的历史学外衣下面，发现会引诱犯错误和产生错觉的诱惑力，那么，我们就要抵制。如果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注意到有对思想的毒害作用，那么，我们就要抵制，坚决抵制。而这就迫使我们进行长期研究。

不过，在讨论汤因比及其著作之前，我们先做个回顾，以引论的方式，而不是以附加部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