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预言家的升起：阿诺德·J.汤因比
新预言家的出现是在斯宾格勒的书问世十年以后，这回是一部以英语写的，以英语读者为对象的著作开始大行其道，它也是作为一种新发现问世：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
实际上，阿诺德·汤因比的思想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思想一样，并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公正的思想。尽管这两部著作大不相同，尽管与那位德国空论家相比，这位英国政论家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但是，思想混合体中的批判性成分（对历史学家的抨击及其无效性），建设性成分（作为原创出现的历史哲学），最后是既自觉又确定的私下的政治盘算，无论如何它们的成分都是相同的（即使比例不同）。《历史研究》在斯宾格勒遭到排斥的环境中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激发了一定的热情——可以说是激情。几个月里，从他的书提取出来的所有词汇，都已被英国所有历史学家、人种志学者和社会学家圈子接受。汤因比和他的书一起越过了海峡。到处人们都在奔走相告这本新书，这个新发现，这部杰作。这三卷书，内容上阐述出色，阅读和查证起来都明白易懂，是这部巨著的第一本书，我们试着来看看一个历史学家可以从这些书的深处获得的教训和教益是什么。我们撇开次要的东西，直接触及构成汤因比著作内容的东西，即关于社会和文明的理论。
他告诉我们，社会，文明，这些是历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他逐个阐述了各种社会，而不是各种民族。然而，他列举了当代同时存在的五种社会：我们的西方社会，巴尔干地区、近东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远一点的是伊斯兰文明，再远一点的是印度文明，最后是远东。除此之外，他还补充了一些濒于消亡的小片社会：有耶稣单性说的基督教、景教、犹太教社会和琐罗亚斯德教社会、大乘教和小乘教两个佛教社会，以及印度的耆那教。宗教标记的色彩显而易见；不过，在我们的文明中，宗教标记已经黯然失色；“基督教”这个标记不再有什么意义；“天主教的”这个词既不适用于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克伦威尔的国家，也不适用于路德、卡尔文、茨温利的国家，甚至不适用于一些人；随便举几位：伏尔泰、狄德罗、卡尔·马克思和列宁。我们撇开这个不谈，来看看历史学可以从替代了民族研究的社会研究中获得什么：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获得的双重的扩张。
汤因比告诉我们，人们若要研究一个社会的历史，它首先必须处在人们心中，在那里人们才能最深刻地、原原本本地理解它。然后从那里开始，渐渐地追溯，直到某一点，无疑可以碰到另一种能够十分清晰地理解和领会的社会。以我们的西方社会为例：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渐渐就会到达一种类似历史的无主之地的地方。所有起标志特征作用的东西，至少基本上是标志特征的东西，在那里都消失了。假如我们回到公元775年之前，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进入了另外一种社会的感觉，它越来越像一个别有洞天的原始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再是西方社会，甚至可以说它更接近罗马社会。这种观念并不新，而且我实在也不能批判它：长期以来我就向历史学家们提议，利用它解决历史分期问题。[7]
然而，这些思考引导汤因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称之为应用问题，也可以说是可以连接两个相继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是时间上的直接的、紧接的相继吗？不一定。请看巴格达的哈里发执政期。它不是像罗马帝国那样缓慢产生的。它是突然一下子诞生的，是对大马士革哈里发的战争的胜利产生的（第1卷，第73页）。然而，这场胜利重建了不久前由阿契美尼德帝国建立的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联系，即从前的罗马行省与阿拉伯这个萨桑王朝的行省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系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过。一千年后，阿拔斯王朝的胜利于是引起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复兴，这个历史是被完全来自外部的突然打击摧毁的。这种演变关系一目了然；这里汤因比用了一种隐喻——人的麻痹、入睡、睡醒、复原（第1卷，第17页）——跨过了充满着鲜活的历史的这十个世纪，跨越了中间的形成过程，把阿拔斯帝国和阿契美尼德帝国重新连起来了……
我们别跟着他一起玩这些空中滚翻的惊险动作了，它们适合一个叫科利诺[8]的人去玩。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如果人们把他的思考应用到一种对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构成的研究中（不过人们可以将一个有充分根据的诞生日期赋予这个构成），往往可能意识到，在一些有时被很长的时间间隔分隔的时代，这个构成就已经由其他构成提前预示了，人们可以不用费太大气力就找到一些表面特征吗？但是我们作为历史学家，都熟悉对这种预兆的研究！不过，它们要么只是一种游戏，要么导致一种对人类形成起源的整体看法。或者，用（况且是违心地用）汤因比的分析得非常少而且很不确切的词汇说，是一种对“文明”起源的整体看法。
然而，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时，汤因比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独创的东西呢？
人种，他断然将它排除在外。创造文明的不是它。纯正的人种不存在；关于人种，学术的观念与通俗的概念不相吻合。享有特权的人种也不存在：他列举的21种文明中，有些是白种人的成就，有些就是黑种人、黄种人或红种人的成就（第1卷，第223页）。创造文明的是地理环境？气候？地方的地形地貌？甚至态度（第1卷，第249页）？一些自然条件差不多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和俄罗斯，却拥有了迥异的文明。河流文明也是，如尼罗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以及“群岛”文明，如米诺斯文明、日本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很少（第1卷，第269页）。
确实，自然科学实在不能提供谜底。汤因比在这里与斯宾格勒殊途同归了。这关系到一个与人有关的问题，以及支配这整个广阔领域的法则，这是一条生存法则，即挑战与反应法则；请容我们转译一下：要求与适应法则。这是永恒的法则，关于人类的所有主要著作，都知道并指出了这条法则：有关人类起源的著作，如《约伯记》、歌德的《浮士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女巫的预言》，或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以及从赫西奥德到沃尔涅，从圣马修和俄利根到歌德，从圣保罗和维吉尔到杜尔哥，这是对围绕这个重要观念的发祥地排列的神祇、半神和英雄的全面检阅（第1卷，第271—302页）。汤因比庄严进行的这个检阅，往往都让“天生歹毒”的法国读者对这个冗长的仪式露出一丝和蔼可亲的微笑。然而，《历史研究》的整个第2卷，关于“要求”却提出了一种类似十分混杂的“生理学”的阐述，或者说是诸多的要求，因为作者把它们分成了5类。
首先是恶劣环境。大自然要求人类必须有力量。因此，我们别在气候温和地区寻找存在文明的地方。文明的产生对人类来说常常是一件“力气活”，而且这种力气活很重，以致它的效力难以延续：玛雅文化的毁灭留给我们的就是这种教训，是人类与原始森林进行惨烈斗争的证据。在锡兰和柬埔寨，古迹被藤蔓缠绕、掩盖，在另一个地方，沙漠直接导致巴尔米拉城的毁灭。
反证：自然对人的要求太温和，生活条件太适宜，文明也难持续：这里提到卡普阿，背信弃义的卡普阿，这个阴险的城市，它就让汉尼拔的士兵堕落了。[9]这条法则不是在处处都得到验证吗？中华文明是在哪里诞生的？是在温和的长江两岸，还是在恶魔般的黄河的两岸？安第斯文明是在哪里发源的？是在气候温和的智利吗？不是，是在秘鲁，那里灌溉和耕作很成问题（第2卷，第34页）。阿提卡，“希腊的希腊”，和不易翻耕的维奥蒂亚一样干旱[10]，却又是肥沃的和绿油油的。但是，情况到处都是如此，而且始终都是如此。现代德国不是诞生在莱茵河沿岸美丽的花园里；它是在勃兰登堡的坚硬的铁砧上锤打出来的。哈布斯堡王朝不是出自他们所继承的最高贵的地区，而是出自最贫瘠的地区。是艰苦的生存条件的要求：和这些要求相联系的，有新生活的召唤，新土地的强有力的召唤。亚述诞生了巴比伦文明，那里的土地有待开垦；印度半岛南部诞生了印度文明，那也是未开垦的地区。
此外，要求不只是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人类、秩序和起源。如突然发生的一些厄运、一次失败、一些灾祸所引起的反应：经过阿里亚之战后，罗马重振雄风；50年后，奥斯曼帝国比在安卡拉战败和帖木儿的胜利之前更强大（第2卷，第702页）。这个法则在从扎马战役到凡尔登战役的整个历史中得到验证……《使徒行传》也证实，使徒们在过圣灵降临日时获得激励，就是由耶稣第二次消失引起的……
灾祸的激励；另外还有连续压力的反应，即压力的激励。埃及政治史不就是分别位于南北两端的地域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历史吗？心脏是底比斯，处在两端中间。边境地区的政治富有活力，势力强盛，活动丰富，难道不是吗？请看印度：旁遮普，这是一片必定要不断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的地区，那里如今还有着印度最好的武装力量。当文化中心在德里时，受到打击，它就充满活力，而且活跃；迁到说英语的孟加拉，它就萎靡不振。[11]而墨洛温王国是在哪里诞生的？在奥斯特拉西亚，在萨克森人和阿瓦尔人的威胁下。被征服的萨克森，由于它地处前哨，因此在奥托统治下，它成了其极其重要的一个省。[12]
最后，最后的激励：是对迫害的反击，即惩罚的激励。如基督教对异教徒和帝王们的迫害的反击，使它从隐蔽生活得到的好处，比从公开生活得到的好处多无数倍。如法纳尔人对迫害的反击，他们的商业活动、与西方人的交往和在管理主教的财产时获得的管理才干，以及17世纪末使他们在奥斯曼帝国里获得显著的物质和精神回报的任何才能，就归因于一个基督教徒聚居区的居住条件不稳定。
于是汤因比得出结论：文明产生于逆境，而不是顺境。环境要求越苛刻，反应就越强烈，但还是有一定的限度。挪威就不是这种情况，它的文明是在最不严酷的土地上诞生的，而非最严酷的格陵兰：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在冰岛获得最充分的发展。因为在那里，这种文明首先必须回应一种跨海迁徙的要求。而它由此发现那里的生存条件比挪威艰苦。但又不像格陵兰那样过于艰苦。
汤因比打算这样来告诉我们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可是，除了产生，文明更应当生存，并且持续下去。历史上有过许多夭折的文明，或者叫中断的文明。它们不是被外力摧毁，就是在某一时刻中止了发展，可以说发生了僵化，并且遇到太大太顽固的困难，以至于它们在严重的紧张中求生存，永远得不到充分发展。例如爱斯基摩人的文明，可以说就是被过度的“人类力气活”中止的，而在那种环境中，这种过度又是日常生存所必需的。还如游牧民族的文明，他们付出了直面大草原的勇气。最后是文明发展得比较好的例子：奥斯曼人文明和斯巴达人文明为汤因比提供的那些例子。
对人类秩序要求的回应，是一种首要的回应。深深植根于奥斯曼人所觊觎的土地上的社群，对他们实施统治是个难题。奥斯曼人以前是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保留着牧人的习俗，并从中获得了成功的手段。其中有一个习俗就是，牧人知道驯养狗、马、牲畜来帮他放牧羊群。奥斯曼帝国的皇帝拥有一批人，就是他驯养的牲畜。士兵或官员就被驯化成狗来看管人。这些人不是皇帝从奥斯曼人中，而是从基督教徒中招募来的，表面上看这是个悖论。这是因为驯养这些看管人的人，是一种“力气活”，是一种重塑，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些彻底脱离他们的环境的人才能干。但是到了16世纪末，一些自由穆斯林加入了土耳其禁卫军，这种制度的末日就立即来临，招致瓦解和失败（第3卷，第46页）。
斯巴达人的情况不同，却又相似。公元前8世纪前后，希腊的城邦人口过剩导致了一个悲剧性的问题，可是斯巴达人没有通过海上扩张来解决这个问题。原因不用说了。他们扑向邻居美塞尼亚人。但是，美塞尼亚人不像被其他希腊人殖民的蛮族，他们不是低等文明的承载者。[13]斯巴达人对蛮族的胜利，属于“拥有钢铁意志的征服者”的胜利（第3卷，第53页）。从那时起，斯巴达人的全部生活只有一个目标：维持被征服的地盘，并且他们为此建造了一台越来越刻板、越来越完善的管理和剥削的机器。他们基本上不像奥斯曼人那样利用从被征服的人民中抓来的奴隶，而是利用从自己的人民中抓来的自由的孩子。他们对这些孩子下的功夫，和奥斯曼人对土耳其禁卫军士兵下的功夫一样：严格挑选，绝对专业化，严格监督私生活，发扬竞争精神，奖赏过多，惩罚也过重。而在背地里，斯巴达处在无休止的紧张和战战兢兢的状态中。斯巴达有一个特点十分讽刺：斯巴达人拥有一支无可匹敌的军队，但他们却是衰弱的少数族群，不敢利用这支军队，因为社会平衡是经过严谨盘算的，给难以预测的变化留的余地很小，以至于过多的胜利会打破这个平衡。例如公元前404年的决定命运的胜利，就导致了公元前371年的致命的失败，并导致它的衰落（第3卷，第71—75页）。
中止的文明。僵化的文明。这让人联想到虫子：身体僵硬，一动不动，不可能再飞起来。为了唯一的目标——不要衰落，一切都绷得紧紧的。
根据什么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生命力呢？汤因比列举了他的标准。首先是对人类环境的逐步控制。然后是对自然环境的逐步控制，接着是对一切人类活动的逐步精神化。甚至在纯技术领域：人们难道不理解从最笨重到最轻巧、从最迟钝到最灵活——从煤炭到燃料油、从水力到蒸汽的演变过程吗？最后一条标准，是要求的转移，由外到内来回应这些要求。例如，对我们来说，外部问题已经解决。尽管人们不说布尔什维主义从外部威胁我们。这是西方的事实，不是外部的事实：是西方对19世纪建立的不稳定的和暂时的社会秩序的批评。五年计划，是西方技术的一个胜利，是一种为了把列宁和福特的相互矛盾的理想融合到一起而做出的违背常理的努力。不，确切地说，是把福特的方法和列宁的理想融合到一起（第3卷，第202页）。——对我们来说，外部问题已经解决；我们的技术控制了它们——可是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技术吗？能在内部战胜吗？这是严重的问题，是严重的考验。我们保持警惕吧。
这就是汤因比通过一种有点离经叛道的途径提出社会内部发展问题，尤其是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原因。他的答案呢？社会不建立关系。它只是一个共同环境，个体的活动在其中相互接触。社会安排个体之间的交流，但是，构成历史的就是这些交流，而不是社会（第3卷，第231页）。社会因天才人物而进步，这些人改变共同环境，回应环境所接受的要求，把与自己遇到的转变相同的转变，强加给这个环境。如果他们不成功，是因为他们太超前了，那就让他们消失吧。[14]
人们注意到，有时多个天才人物会同时诞生。产生一些进步的气氛。向身处同一环境中的个体发出的一些十分类似的需求激起了同样的反应。但是群众总是消极的。原始社会与真正文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缺乏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历史的路径总是在处处越过一些分水岭，这些分水岭将少数觉醒的天才从消极的大众中分离出来——天才有他们的特殊法则，有属于他们的生活节奏……
行动，入迷，然后再行动。这就是汤因比所称的退隐与重返法则。接着，他在我们眼前展示了一长串天才人物，让人目不暇接；我们来浏览一番：圣保罗、圣本笃、圣格列高里大帝、依纳爵·罗耀拉、佛陀、大卫、梭伦、菲洛皮门、恺撒、叙利亚人利奥、穆罕默德、彼得大帝、列宁、加里波第、兴登堡、修昔底德、色诺芬、约瑟、奥利维耶（埃米尔！）、马基雅维里、波利比乌斯、克拉伦登、伊本·卡尔顿、孔子、康德、但丁，还有……哈姆雷特。英国人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幽默。[15]
后退与重返，这是普遍的运动。它不仅影响个体，也影响群体，这些群体受到生活的挫折后会收缩反省，以便随后再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舒展开来（第3卷，第233页）。它影响文明本身，汤因比声称它正在苏维埃俄国起作用；但是，为了避免有违他关于群众无能的理论，他又明确指出，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后退，总是先于文明整体上的后退。常常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这些创造者已经在回应新的要求了，而群众却还只是在享用先前得到的文明成果。
因此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文明的步态是跳跃式的。文明猛然地施展，接着是停止——自己酝酿新的跳跃（第3卷，第375页）。因为在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里，对要求的任何回应，都会立即产生新的要求。并且由于随后的经验发生了改变，文明显得互不相同。每种文明都具有它的特殊形式：汤因比在这里紧跟着斯宾格勒的步伐。而且说很长时期以来——从当代发现的很久以前起——我们的文明的特征就是机械结构的特征。而汤因比的第3卷著作以下面这个乐观的结论结束——任何文明，无论是繁荣，是夭折，还是停止，在一个由《古兰经》的经文（Ⅹ，4）所表达的节律激发的世界里，都具有它的意义：“你们都只归于他，真主的诺言是真实的。他确已创造了万物，而且必加以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