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利安·本达是评论作家。不用说，他有思想争论的癖好。他写过《永恒的终结》，这回他是作为有点忧伤的分析家对历史学家发起争论。他也指责他们保持沉默，并在他们闭口不谈的那么多大主题中，向他们指出了一个并不缺乏魅力的主题。
一个伟大的民族，尤其是其历史已经发展了20多个世纪的法兰西民族，一路走来，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不单单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只是继续看到一些浮夸的词句，或者一些联系不当的象征。这是个关于民族的基本问题，作者直接着力讨论了这个问题。是谁在世纪的铁砧上锻造了这个民族？是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它的始祖，是它的国王吗？抑或是它的全体成员？他们在形成团体和群体时，激发出了朦胧但强烈的集体意志？本达先生回答说（第16页），“法兰西人作为民族的实际构成，是他们曾经有的，而且是很早就怀有的一种意愿的结果；而不是像某个学派所说的，是一系列转变的结果，是他们在外力的影响下实现的，向现在这种组织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几乎是机械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至少在很多世纪里）跟任何倾向无关”。
人们了解命题的广泛性，也了解它牵涉到的一切因素。但是朱利安·本达不打算详细描述事实。他明智地说过，他不是历史学家。那他的意图是什么？是要把历史学家激发起来，引导他们去做他拟订了提纲的工作，尤其是要他们理解这工作的必要性。有人可能会用一种不正直的荒谬方式来评论他的著作：和害怕别人抢他饭碗的历史学小店主一样，带着痛苦，一页一页地挑毛病。可能还有另一种方式，一种完全合理的方式：一条一条地修改他的提纲，同意、批判、修正、改写……但这也可能是为他考虑，希望他能草拟出一部“法兰西人史”来。我们的审查只限于方法和思想，我们也劝作者本人来审查。他相信（第32页），他的论题会遇到“两类反对者”：一类反对者认为历史只是个人创造的；另一类反对者会声明：“当作现代论题研究，当然可以；但是要当作中世纪，和上古中世纪，以及起源的论题研究：不行，绝对不行。”——对不起，我希望我属于第三类反对者。
我不属于那些认为历史“只是个人创造的”的反对者。如果有意用一个很普通的词来表达的话，依我之见，历史是个人和群体共同创造的。历史中的个人——我曾在别的地方解释过[4]——更准确地说，历史人物，就是在群体中并且借助群体成长的。他曾经一时脱离这个群体，并为它指引了一些新的道路。但是，他要完成他的业绩——一种作为酵母使人类这个面团发酵的业绩——就必须融入这个群体，越快越好，成为该群体的一员；用现时的话说，这是退却，甚至说是倒退。是逃避者自己暂时做出的退却；或者是由其追随者做出的退却；或者是由其学说做出的退却，在经过多少有点长的时间的拒绝后，群众往往勉强以字面上接受的形式来理解这种学说，只有按照群众的方式修改，重新思考，使之变成群众可以领会的东西后，他们最终才领会它……
而且我更不属于另一种反对者，他们会天真地对你们说：所有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并且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现代的开端”出现的。我自认为对我们的16世纪是有所了解的。我想，我之所以能在某些问题上提供有关这个世纪的可信的表述，是因为我始终竭力抵制“它是一个开端”这种幼稚的观念。
我的态度简单。我希望这就是历史学家的态度。我面前有一个论题。有人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论题。[5]我不太在乎这个。我只把它看成一种工作假设。而我用我的工具和职业技术开始干活。什么？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这么说太含糊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什么情况下，而且在什么条件下，假设可以被认为符合现实？问题就在这儿。
您说：“我相信，在法国，形成一个民族的意愿，不仅在最近的时代，在现代的世纪存在，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不论是您的“相信”，还是反对您的人的“不相信”，这都不重要。请向我们说明，事情怎样才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那样我们才会听您的。
您肯定地说（第34页）：“我有其他证据，这就是按照历史学家们所说，每当法兰西人达到了一个让他们渐渐形成一个民族的条件，他们看上去都是挺高兴的。这些条件包括领地的联合、中央权力的发展、摆脱外国势力的吞并。”我立即揪住“外国”这个词不放，原来这就是贯穿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的整个历史的观念吗？对于“外国势力的吞并”——本达在别处（第16页）说到了“外国势力形成的从法兰西人手里掠夺土地的决心”——各个时代的法兰西人怎能真的回想得起来？这样的说法，连同在我们的思想中必然与之相伴的一系列明确的司法和政治的观念一起，真能表明，不论是克洛维时代的人，还是共和二年的士兵、查理大帝的臣民、1914年的法国兵，他们的看法和感觉方式都完全一样吗？而对我们来说那么浅显的其他说法，如领地的联合和中央权力的发展：在一部从起源到现代的“法国史”中，没有掩盖缺乏其他说法的事实吗？就“构成法国”的一代代法国人而言，唯一可以理解的说法是对本土领主的服从，对国王神圣人身的虔心，习俗、方言、交往、宗教信仰等真实感受到的亲缘关系，等等。
请再分析分析吧。把缺的和不缺的说法都一一列出来。您面对的又不是斯芬克斯，如果找不到谜底，也不会被吃掉。但是，如果您要求我们历史学家借助于逻辑上的肯定来解答一些历史问题，或者还靠求助一种假定贯穿20个世纪都不变的“民族心理学”的古老背景，而不是靠对被研究的各个时代的人特有的反应进行研究，那么您所做的工作都是白费力气。我们需要依靠的当然是人的反应，而人依然是人，没有变。至于群体的反应，我们往往把祖先算在这个群体内，因此从时间上看，他们是我们的近亲。但是，仅仅是在时间上，而且要加以mutatis mutandis[6]：不过，要“变”的东西极大，而且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一大片开阔地，此处正是我们发掘和活动的领域。
您写到“民族”。可是什么是民族呢？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跟它相随的还有些什么近义词？怎样把这些近义词跟它区分开？尤其是在这些词背后，法兰西人堆积了哪些事实？只要您没说过这些，或者不试图说这些，那么在一个历史学家看来，您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您只是使用了对今天的人来说最明白易懂的词，它就好像一种舒适又安全的交通工具，让人坐上它沿着许多世纪的河流溯流而上，永远不需要换座位。形成民族是历史的总趋势，我很理解。我决不把这个人的“原子说”和那个人的“连续主义”对立起来。但是对于历史的总趋势，有两种方法来阐明它。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可以说就是博絮哀的方法，因为本达援引了他的话。[7]另一种是历史学的方法。当我们探究我们这些1933年的人所指的各种观念、意识、反应，在13或16世纪与之相对应的东西是什么时，他们的说法是“反抗外国势力的吞并”，还有反抗“外国势力形成的从法兰西人手里掠夺土地的决心”——我们并不否认这样一种总趋势的存在，我们只是不愿把一种有年代错误的东西建立在一种连续性的基础上。我们不接受为一个真正的问题给出的浅易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岁月的长河中，同一人类群体的一些基本意愿，是以什么样的相继的形式，通过哪几组变化的意识和观念表达出来的？”要解答这个问题，不是穿上华丽俗气的现代服装，在逝去的时代的整个变化的历史中溜达溜达就能完事的。
总之，我们这些业内人士怎样看待这本充满灵巧的好奇心，并且是由一位外部主教部分地特意为历史学的神职人员写的书呢？
我们首先把它当作一篇有关一些有学问的读者的精神状态的文献依据。朱利安·本达“不接受”（第8页）一种反对意见，即一个大历史学家，“就是由于他所知道的大量各类事实，才决不会同意把它们归纳为一个简单的观念”。他也不理解，一位“科学巨匠”，即使他有方法，也会有意识地拒绝表达他的深奥的哲学；他不认为，如果一位大历史学家表达他的历史哲学，会因为“它必定包含了专断的和富有想象力的东西”而“表达走样”。我们就别对这些话逐句分析了，只了解大意吧。它们证实了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写的历史学家保持沉默的原因。
本达的著作还是另外一码事：他要求人们考虑“历史学家也许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某种历史因素的干预（第42页），这种干预在历史上经常发生，而且重要。听着，例如，那些“超越群体成员的意愿”的群体意愿。确实如此。而这儿就存在一个大问题。
我已说过许多次[8]：那些主张只了解“事实”的人不明白，他们利用的大部分事实并不是以原始状态“提供”给他们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是通过专深的艰苦工作编造出来的，从无数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得出的；因此那些偷懒的人只关心完整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事实，这些自认为谨慎却只是知识狭隘的历史学家，其实是置他们的职业的首要条件于不顾。
“了解各个外省的普通民众怀着什么样的情感同意归并法国的问题，由于是把一种模糊而且无特征的人性作为对象，因此不被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要注意本达的这些话（第12页，注1）。我当然不认为我国的合并的历史之所以首先是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历史，是因为“模糊而且无特征”的民众内心深处的情感特别难以了解。[9]可是，人们以为在涉及大人物时，并且在需要弄清楚可能从某个方面推动他们的因素，如领土的野心、家族的宿仇、被保护人的关系、世袭的效忠或反叛时，对情感的了解就会更加有把握吗？
其实，历史学家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文献没有给他们现成答案；是因为他们习惯的不是把一些文献摘录摘录就一下子交出去，而是从中汲取它们所提供的东西。即使各省的档案馆保存了一些由菲利普-奥古斯都时代的省长，或者路易十一时代的检察长用行政手段建立，并且在封面上以漂亮的圆体字题有“舆情”字样的档案，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在接手这样提供的课题时，也会以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来对待这种问题。他们对待文献的态度的确总是消极的，而且他们认为甫斯特尔的格言（历史靠文献来研究）终究宣扬了一种有害意识。因为它教唆人们消极被动，不动头脑。
研究历史首先要有对历史学的意识和热情，唯有拥有了这种特殊禀赋才能证明人有资格从事这一种智力职业。奇怪的是，即使是数学家，甚至是哲学家，人们都同意他去研究历史；但在我们的大学里，谁曾经因此成功（即使他想到过）劝阻一个“不适合的人”研究历史呢？而在许多人看来，首先要求一个历史学家有“天分”，这难道不是很天真可耻的吗？
首先要有精神，其次还要有知识。没有完全适合历史学家工作的最起码的实用的学识，研究不了历史。而我还要补充一点，没有一套材料也研究不了历史，而谁都无权预先对这套材料加以限定，因为历史学工作的选择方式之一，就是增加材料的要素；就是在缺乏文献时，可以通过对地名的精明独到的研究，或者通过对某些词组的比较考察，或者通过墓地形式的分布、建筑式样的推广、教堂所冠的圣人名字的分布、宗教仪式、司法程式、礼仪或习俗等，来获得许多要素。还有什么？开动脑筋吧。碰到不知道的东西要积极主动。填补，替代，并使之完整：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历史学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了解历史吗？这只是开端。是评价？不是。是预测？更不是。是真正理解，并且也让别人真正理解，这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