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万·梅耶与历史学透过语言看古希腊

2.安托万·梅耶与历史学透过语言看古希腊[11]

让圣人待在他们的壁龛里吧！我们来请教大师。我们可能有了更好的老师，因为安托万·梅耶在1912年发表了《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12]的经过修订和增补的第三版——而且这次格式都不是原样了！——之后，刚刚又发表了《希腊语言史概况》[13]，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启发性和最生动的书之一。它比前一本更好，如果有人看到一个显然不懂语言学的历史学家在这里要求人们关注这种著作，并对此表示诧异，那么这本著作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一句话：请您读一读它。

因为从广泛和真实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可是它怎么是另外一种样子呢？在最近努力破除历史学家——例如学校里的历史学家——很熟悉、太熟悉的“直接亲缘关系”“简单线性发展”的顽固成见的人中，没有谁能比梅耶做得好。没有谁比他更好地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非都让人觉得语言完全是代代相传的，并且证明所有变化都是由这种代代相传造成的结果。最后，没有谁比他更强调借用词这个重要角色的顽强作用。这角色那么重要，作用那么顽强，以至于梅耶在研究确定一个词的印欧语系特征所用的方法时，能够在其《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的第三版中写道[14]：“除了涉及某些部分符合语法规则的词外，如动词‘être’（是）、代词、指示词、动词的前缀，人们绝对没有理由先验地断言，一个已知的词从印欧语系时代起，直到采取在一种已知方言中得到证实的形式，都是代代相传过来的。”如今，借用词出现得那么多，一种印欧语系方言的史前借用词部分来自另一种印欧语系方言，或者几种印欧语系方言的借用词来自其他语族。

但是，这些意见本身产生了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任何语言学解释都包含对多种事实的考虑，而且“只有通过考虑一种语言发展的历史处境和社会条件，才能了解到这种语言的演变”。因此，语言学求助于历史学，而且为了自己的目的要求它提供无私的协助。这岂不是由此得出，这种语言学研究反过来对历史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凭空推理没有用。我们翻开梅耶的书吧。首先，这对史前史学家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中间所有那些被没有文献记载、没有文字证据的神秘的过去吸引，想要做到有条不紊地深思熟虑的人来说，有一些非常好的教益。

一会儿就知道，我们的先辈以为可以对语言学寄予的希望有多大。人们耐心编制的这种印欧语系语言的词汇表，那时被称作“原始”的词汇表，我们不能依靠它来确定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种族、宗教、习俗，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他们的历史吗？靠这些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做的事情，已被梅耶的考证精确地确定了，不过很少。

在《导论》的第八章，我们发现作者对印欧词汇的主要成分进行了分类。首先是词根，几乎都是表示一般的和空泛的活动，如喝、吃、睡、去、跑……接着是孤立的词，词义更丰富一些，如亲属关系的名词，一些涉及女性家族的词语语义模糊，这揭示了一种社会状态，即妇女进入丈夫的家族，而丈夫与妻子的家族没有确定的亲属关系；家养或野生动物的名词十分丰富，表明人类主要食用肉类，也揭示了一些狩猎和饲养的习俗；植物的名词比较少，意义也不准确；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肯定“forêt”（森林）是印欧语系语言的名词；最后是物品的名词，但是很少，梅耶也指出了原因：这些名称很容易变。“通过商业活动或对邻居的模仿，一种新式的或一种经过改进的物品，一些或者是外来的，或者是本地产生的新名词或新观念，一经引入便很快就取代了旧名词。[15]久而久之，类似的和用于相同用途的物品的名词，就和别处的十分类似的语言有了差异。”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各种印欧语系语言中，都没有一个相同的表示斧头的词，斧头是一种宝贵的工具，它在人类技艺中的出现，标志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然而，毫无疑问，在共同生活时期，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不仅熟悉凿制的斧头，也熟悉磨制的斧头，因为，几种印欧语系语言共有的铜、金、银这些名词，证实存在一种文明，这些金属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顺便要指出，也没有什么更能证明，我们曾经提到的对技术与语言学进行并行的和混合的研究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对物和词的研究。《词与物》（Wörter und Sachen），这是一种杂志的名称，这本杂志看来前途无量。

从前的希望为什么就这样破灭了，辛辛苦苦编制的印欧语系语言词汇表所产生的成果为什么这么少呢？

梅耶指出的原因很有启发性。他写道：“翻阅一本词源词典，就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印欧语系语言已经通过词和具有抽象或者很宽泛含义的词根发展了，可是人们反倒要按照一种现代立陶宛语的样子来想象各种印欧语系语言，立陶宛语的一般性词语很贫乏，却有很多表示具体活动和常用物品的细节的词语。”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很奇怪，但是也容易解释。这是因为，人们用来确定一个词的印欧语系特征的方法本身，一开始就拒绝了解这种词汇中的具体的和意义明确的词，因此也就拒绝了解实质上容易变化的那些词。唯一能在许多不同方言中幸存下来的词，正是那些表示日常的和普遍的活动和物品的词，而要从这里面抽出的词最少。此外，要把各种语言的词进行比照，必须只考虑有共性的东西，消除细微差别，总之要进行抽象化处理，排除掉其中的具体意义。最后，为了通过比较获得一种印欧语系语言词汇的成分，需要查考一些方言，而这些方言绝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实际上是半开化的人群，如说原始印欧语言的人群的语言：因为所有这些方言，我们只认识它们的晚期形式；在印欧语系语言时期与它们每种语言的最古老的文献之间，相距几百年，在这些漫长的时期，会产生多少借用词，会发生多少变化啊？因此在考证精神的冲击下，伟大的梦想破灭了。不过，这在措施、审慎和方法上，正好产生了非常有益的教训，我们顺便就把它汲取了吧，以便让我们从中得到启发。

因此，奥秘继续存在。语言学无法或者几乎无法解开这个奥秘。它可以让人犹豫再三地说出一个大概的日期，对金属器件的了解就能让人猜到这个日期。它阻止不了人们认为，在北方地区，或是在欧洲，或是在欧亚分界线上，也许在波罗的海沿岸，居住一些说原始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群。可是，要解决下面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别指望语言学家能给出一丁点儿指示：“在这些武器当中，在考古发掘为我们复原的这些文物当中，在博物馆里的那些经过认真分类的文明的材料当中，哪些是属于这些人群自己的？”“考古发现不会说话。”根据一件工具，我们根本无法得知它的拥有者所说的语言。“历史事实不让人随便猜测。”

总之，只有一点不容怀疑，并且由于一个充分证据而变得显著，这就是，对于一种语言，我们认识到它的印欧语系方言是它的一些拆分和变形，要确立它的统一性——就必须曾经存在过一个“民族”。这是一个重要的断言。就在最近，卡米耶·朱利安在他的法兰西公学院古代民族文化课程[16]的公开课上，还以历史学家的观点强调了这个断言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民族，它也许包含不同种族，这些种族或是重叠，或是并存，或是混杂，都没有什么关系；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种族，种族是从前人们说的词，它含义模糊、虚假——而且危险，因为它不是让人们产生了“身体形态是天生的，谁也逃避不了；身体迫使我们接受物质方面的习惯；存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命运这种思想”吗？

朱利安向我们指出，这种种族的概念被米什莱从法国史中废除、摈弃了，而奥古斯坦·蒂埃里、基佐、亨利·马丁却争先恐后地坚持它。他指出，后来甫斯特尔在加洛林王朝和墨洛温王朝时期继续追寻这种概念，一直到诺曼人入侵时期，到帝国时代。最后他指出，这种概念现在被完全由革新历史学家组成的年轻学派在原始时代追寻，甚至追溯到史前史的入口。老官司，老争论。早在许多年前，朱利安在《人类学》中，在谈到罗马时，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这个问题。[17]但是，那时不是过去吗？我们猜测，也是在那时，一些大国就是根据人们的意愿，根据其他一些靠公共关系结合起来的民族的意愿形成的，“跟血统或种族这种动物的亲缘关系无关”。朱利安还列举出一些例子：在高卢人之前，西方有利古里亚族；在利古里亚人之前，欧洲有说印欧语系语言的母民族[18]，“这就是在罗马帝国之前，我们的世界经历的三个阶段，而且是在民族的思想或名称掩护下经历的”。

不过，民族这个词，身为语言学家的梅耶也说，而且他说得也对：“因为经验表明，如果一种通用语言在一个民族统一体分裂后还能幸存，就应该有一个统一体——政治统一体，或者至少是文明统一体——来构成一种通用语言。”由这种通用语言，换句话说，由印欧语系语言，这位语言学家得出存在欧洲民族的结论。而这也就是《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的一段文字非常明确地表达的观点：“一种语言，以经过证实的语言之间相一致为前提，意味着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内，存在一个呈现出一定统一性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可能保留同一种语言；但是，要建立一种语言统一体就需要有一个感受其统一性的民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们证明存在一种印欧种族；但肯定存在过（人们无法准确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一种印欧民族。”[19]

因此，语言学能让历史学家通过一种归纳，发现“没有文献记载的过去”的一个角落，这种归纳以一种无懈可击的经验为基础，也许有限，但是有效、可靠。语言与民族“这两种事物之间存在密切相关的部分”。语言史以民族史为前提。但反过来，研究语言史的人也客串写民族史。这正是梅耶的两部最新著作所证明的。

这本优秀的希腊历史著作，其实是一本语言学家的书。作者在自己的领域是一位大师，坚守着这个领域。可是，从他的领域看世界，就找不到最广阔的视野吗？他不出家门也能将世界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历史学的世界。我们有权注意它，多年来，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语言学家的著作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如何渐渐变得更加容易理解的，方法、思想和成果也如何渐渐变得更加接近的。这本360页的小书，文笔生动、语言亲切、明白易懂，而内容无比丰富和准确，其中所有内容都相互依赖，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得来，要对它进行分析，进行干巴巴的简化，那是妄想。我们用三言两语指出要从什么角度来着眼。

从前，语言史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线条简单。这种历史是连续的，没有纷争，有规律地传承，纯线性发展。回忆一下我们所学的拉丁语吧。它是通过直接演变关系从原始印欧语系产生的语言，有人以其壮观的统一性、对世界的广泛影响证明了它。它无疑是发展的，渐变的；但是这种发展，这种渐变，只是在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中产生的，是一种可以说是在原地的，而且在纯粹内部的工作中产生的。后来进入一个时期，广袤的罗马帝国世界被蛮族人群分割成了碎块。但是，帝国的每个碎块都保留了它的拉丁语区域，这个拉丁语区域就是通过同样的方法，各自随意地对语言学遗产进行加工，渐渐把它变成一种罗曼语族语言：一种通过直接演变产生的拉丁语的子语言，这种演变是平静的，没有动荡。这观点精彩、很合乎逻辑、令人满意，分化过程又好又简单。甚至过于简单了：因为首先还存在着外来词。

在一个高海拔地区，那里有一群人与世隔绝，居住在某个天然的洞穴里。他们跟邻近的群落很少联系，很少需要交流；他们抱着一个坚定的理想：不要外界帮助，自给自足。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地区的语言也有可能通过细节变革的作用，在原地演变，这些变革为整个一代人所共有，或者为居民中一个特殊人群所特有：例如，某种性别，或者某种职业、某个社会阶级，甚至某种临时的工作，或者某种暂时的活动。但是，这个孤立的人群与它的邻近人群之间产生了一些联系；由于一些紧迫的和至关重要的原因（商业、政治、宗教或智力的原因），产生了交流的需要；不是跟一些自我封闭的人交流，而是跟一群具有广泛和深远关系的活跃的人交流。这就有了外来词，通过口口相传确定下来：如果涉及不相似的语言，就有孤立的外来词；如果涉及相近的语言，就有词、发音和词形的外来词；外来词往往会推广，蔓延到整个语言。

有人会说，不管是战争的征服，还是和平的征服，这都是征服的功绩：这里面有新东西吗？很久前人们不就显然知道，改变了语言的是当地所有居民吗？而且人们知道，例如高卢语，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古法语，可以说一点都没能保留下来吗？而这不只涉及这些“征服的功绩”。外来词不只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它也不是语言学的抢夺、剽窃、搜罗的代名词。它不只是发生在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也经常、不断地发生在相近语言之间，而且它应该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变革，这些影响孤立方言的变革——没有任何理由是不变的，没有理由要不同村庄之间的变革相似，不同群落之间的变革相似。这种局部变革的机制于是最终导致语言的统一性不断被破坏，使方言之间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理解。而这种分裂会违背人们所谓的语言的目标，这种目标虽然不是终极的，但可以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便利。

此外，不只是地理因素对这种分裂起作用。我们马上来说说“高海拔地区”：这个例子有用，而且极其特别。因为这些活跃而强大的分化力量，不只是在那些被“天然屏障”隔离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实际上在所有相邻人群由于某种原因不再维持连续关系的情况下，这些力量都起作用。群落的人口密度小；政治或社会动乱使商业活动停滞，经济生活分散和专门化，一个已知地区中的任何关系的生命力遭到破坏，这么多原因都能导致同样的结果。那么这些语言就只能成为语言的遗骸[20]吗？法国就只能有方言吗？显然必定有一个补救方法。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分化力起作用。必定存在一些统一的力量，再说语言学的现实情况显然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存在一些逐渐彼此孤立的方言而已。存在着一些通用语言，在过度的和不断增加的分化时期突然出现，用一件不变的外衣掩盖局部的差别，让人们恢复交流。

语言发展的现代观念就是这样发生了变化，并且得到了充实。它因此真正变成了纯粹的历史的语言学。现在看来，因为这种情况主宰着语言史，所以在某些时代产生的这些通用语言，就是“文明的统一性在一些多少有些广阔的领域的产物”。机制吗？依旧是外来词。所有的历史事实，其所有条件广义地说都是历史条件。以下两点因此得到证实，一是“任何语言学解释都包含对多种事实的考虑”，二是“只有通过考虑一种语言发展的历史处境和社会条件，才能了解这种语言的演变”。这是明确的宣言，是梅耶的宣言。整部《希腊语言史概况》都是在阐明这个宣言。

只要两三个例子，我们就能更明确地指出这本书的特征，以及它的概念中的丰富的、有效的和新颖的含义。

梅耶的工作的开端，是一种通用语言，是希腊民族的语言，而且像印欧语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语言，即通用希腊语。这个民族具有明显的统一性，因此拥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而且这些部落想必一批接一批地征服了希腊，并殖民了地中海地区。为了使我们了解，为了研究这种语言，作者要利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语法吗？

当然，在内容非常充实的分析“通用希腊语的结构”的一章（第二章），他指出了这种语言整体上与所有其他印欧语系语言相反的主要特征。但是，他最终并不满意。因为，如果人们能对一些语言过程——印欧语系就是经由这些过程获得通用希腊语所具有的外貌的——形成某种观念，那么，语言是怎样从一个语言学阶段传到另一个语言学阶段的？它的统一是怎样产生的？赋予了它特性的变化是怎样起作用的？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起作用的？人们不知道。人们应该提出这些问题。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历史学问题。

因为通用希腊语确实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居民从印欧语系的地域向希腊地域迁徙期间，它想必受到被希腊人渗透、同化或取代的这些居民的语言的影响。它是一种印欧语系语言，不错，但是它肯定增加了一些词，这些词可以说是希腊人在迁徙时“沿途拾取”的，或者是在希腊本地发现的，或者是从爱琴海地区的各地居民的生活中汲取的。然而，如今我们对他们的语言还一无所知。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个问题。还应该注意的是，希腊的大部分地名无法用希腊的语言解释，或者解释不清。同时我们也绝不该忘记，希腊语拥有大量来历不明的词，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从非印欧语系的方言中借用的，而且，更明确地说，是从灿烂的爱琴海文明的语言中借来的，过去我们对爱琴海文明还一无所知，但是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表明，爱琴海文明成果非常丰硕，非常先进。他们有着专门的植物名词，如橄榄树、玫瑰、百合；物产名词，如葡萄酒或油，印欧语系的人都不认得这些词，它们无疑是希腊人从爱琴海人那里借用的；而且，如果人们像梅耶一样，注意到像“βασιλες”（国王）或“ναξ”（国王）这些词，毫无能让人联想到印欧语系的可能，这岂不是让人们寻思：“爱琴海文明对希腊的政治结构是否没有起到重要作用？”[21]

这显然是简单的假说。如今人们所知的这点东西还不能使其盖棺论定。它只是暗示了怀疑，富有意义的和科学的怀疑。前途首先就在这里，这里可以向我们提供所有令人满意的发现。然后，此时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试图表明正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一位语言学家的精神。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他所体现的科学，不是一台装配勉强还行，只是没完没了地空转的机器，而是一台语言机器，它知道并理解所有的关系，所有与生活、与人类及其社会的历史的联系。

“研究希腊方言史，就是研究希腊殖民史。”[22]而这段历史，一直延伸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正好能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想一种“史前史”，由于缺乏文献，这种史前史一直没有被我们准确地掌握。——“希腊方言史体现了一个勇敢的战士民族的征服史，他们把征服归功于他们的军队，他们为自己的力量骄傲，他们到处掳掠农奴和奴隶，使奴隶的语言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迹。”——“希腊语在这个远古时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语言趋于无限分化，有多少自治城邦，就有多少截然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趋于统一……”[23]但是，这难道不就是希腊民族的整个历史，不就是它自身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吗？——“爱奥尼亚—阿提卡通用希腊语（κοιν）形成的首要原因，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创立。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构造让希腊人感受到他们的统一性。”——“马其顿在希腊称霸的时期，决定了雅典语言最终的成功。”[24]——这些引文不比一些大段大段的句子更能表明，梅耶的这本小书绝对称得上是一本有用的、出色的历史著作吗？而且不仅仅是有关希腊的历史著作。一本内容如此丰富的专著，不只适用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部历史——甚至在这部历史，由于一种独特的好运，能从最久远的起源延续到当代，从史前的通用希腊语延续到今天的通用希腊语时，它也适用。它就是语言史的典范。

合上这本书时，我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遗憾。当我们回忆起我们的求学时代，想到老师用干巴巴的、贫乏的、机械的方式，来教我们如此生动、内容如此丰富的知识时；而且这种知识本来是可以强烈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的。我们怎么会不羡慕我们的年轻后生呢？这是何等的讽刺啊！如今这本书问世了，不再有令人“难懂的东西”[2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