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们会问我，我是要谈总体史吗？不是的，因为你们的通知是举行关于“经济与社会”史的讲座。不过也正好，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严格地说，经济与社会史并不存在。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特有的，从这个意义上，就没必要说经济与社会的，更不必说政治与社会的、文化与社会的、宗教与社会的，甚至更不必说哲学与社会的。我们一直很自然地、不假思索地把经济和社会这两个修饰语联系在一起，而使我们产生这种习惯的，并不是经过考虑的理由，是一些很容易确定的历史的理由，而且归根结底，我们一直采用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残余，或者说是一种遗产：争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遗产，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遗产。所以，当我采用这个流行的说法时，当我谈到经济与社会史时，决不要以为我一点不对它的真实含义起疑心。当马克·布洛赫和我把这两个传统的词印在我们的《年鉴》的封面上时，我们都很清楚，尤其是“社会的”这个形容词，在时间的长河中，已被人们说得太多，最终几乎都不想再提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还是用了这个词。它那么招人喜欢，到头来竟因为一些纯粹偶然的原因，让另一个词失宠了，弄得这个词如今形单影只地出现在《年鉴》的封面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就这么简单地变成了“社会”史年鉴。我们欣然接受了“经济”这个词的失宠。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像“社会”这样一个空泛的词，就像是由历史学的保护神的一道通谕创造出来的，它被当作一种杂志的标志，因为这种杂志自称四周没有高墙，而是面向毗邻的所有园地，广泛地、自由地甚至不慎重地宣传一种精神，一种它的精神：我说的是一种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批判的和首创的精神。

因此我说：没有经济与社会史。只有统一的总体史。根据定义，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我所认为的历史学，就是科学地对从前的人类在极为不同但可以互相比较的（这是社会学的公设条件）社会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和创造进行的研究，这些活动和创造被按照年代记载下来，它们遍及全球，贯穿更迭的时代。这定义有点长，但是我不相信短得离谱的定义。我认为，按照原话，这个定义排除了许多伪问题。

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把历史学叫作一项科学地进行的研究，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同样的原因，我在拟订《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计划时，不愿按照惯常的要求，为它提供科学的一般分类作为编纂基础；尤其由于这个原因：说到科学，人们首先提到的是大量成果，可以说是一个装满了钱财的宝库，其中有些是珍贵的，有些并不是；而不强调所谓学者的原动力，我指的是不安于现状，是质疑传统真理，不是无休止的，过分注意细节的质疑，而是经过论证的、有系统的质疑，必要时，需要对所获得的成果重新思考、重新审查、重新修改，使它们重新适应观念，并由此重新适应新的存在条件，这些新条件是时代和人，生活在时代中的人，一直不断地为自己创造的。

此外，我来说说人。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这里指的是一种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这类学科，除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之外，还包括了所有范畴、所有阶段的学科；这种历史学感兴趣的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的、本质不变而且永远保持下去的人，而是一直生活在他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中的人；是处在完全确定的发展时期的那些社会的成员；是具有各种职责、拥有各种职业、有着各种操心事和才能的人。这些职责、职业、操心事和才能混合在一起，相互冲突，相互制约，最终达成一种妥协，就叫作生活。

这样定义的人，人们为了能够很方便地捉住他，不是抓住他的头，而是抓住某部分肢体，比如腿或者臂膀即可：人们一拽就拽出的人，总是完整的。这个人不能被切成碎块，那样就是把人杀了。而历史学家不需要破碎的尸体；历史学家研究逝去的生活。当代大历史学家皮雷纳曾经给出过人的定义：“人热爱生活，并且知道关注生活。”用一句话说，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活动发生的共同场所，而人们可以更具体地对其中某一种活动感兴趣，例如对他的经济活动感兴趣。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决不要忘记，这些活动总是牵涉到整体，而且是在他创建的社会的范围内。而“社会的”这个修饰语的意思恰好就在这里，我们照例把“经济的”这个修饰语和它绑在一起；它提醒我们，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实物的碎片，不是人的活动的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人本身，要把他放在所处的群体中来理解。

请原谅，这些看法有点抽象。然而我说这些看法的时候，既没有忘记我的真实意图，也没有忘记我此刻到这里来的深层的原因。昨天，我为了你们特意重读了一些奇特的杰出的文章。在1914年，奥瑟曾发表了米什莱的一些授课笔记，跟以往的文章一样，他的这些笔记充满着闪光，是预感和天才的闪光。其中有一课就是在这里上的，时间是1834年7月10日，是对三年级的学生讲课，他们就要离开学校到外省去。等待这些年轻人去的那座城市，没有整理有序的档案资料，没有编好书目的图书馆，旅行又不方便，还没有地方消遣娱乐，等待他们的就是一所皇家学院的艰苦的教师生涯——为此米什莱要鼓励他们。他指出，一个历史学家，只要愿意，在任何地方工作都能出成果。如今，问题变得不一样了。不过米什莱凭着他的威望，他的热情话语，以及他的天资的影响试图做的事情，也都是我要试图跟你们一起做的。如果我能挽回并且加强某个历史学家的动摇的志向；如果我能消除对历史学的一些偏见——产生这些偏见的原因，是你们不幸过多接触了人们以历史学的名义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是接触了人们给予你们的，以及直到博士学位的考试还在要求你们的东西，这是唯一让你们避开或者至少能避开风险的东西——如果我能让你们产生“当个历史学家也能尽情享受生活”这种意识，那么我就能报答一点学院对我的恩情了。

可是，如果我不当着你们的面，跟你们一起研究当今历史学向那些攀登探索巅峰的人，向那些站在船头不断察看视野的人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怎么能让你们产生这种“当个历史学家也能尽情享受生活”的意识呢？

因为，任何历史的开端和结束，都是“提出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历史。“叙述”，就是编写历史。然而，你们记得，我虽然没有说过历史的“科学”，但是说过“科学地进行研究”。这些词在这里不是故弄玄虚。“科学地进行”这种说法就包含了两种活动，就是在任何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上的两种活动：提出问题，并提出假说。有人向我们这一代人指出过，这是所有活动中两种有风险的活动。因为提出问题，或者提出假说，根本就是背叛，是让主观性的特洛伊木马潜入客观性的城邦……

在那个时代，历史学者生活在对“事实”的崇敬当中，这种崇敬幼稚又虔诚。他们天真地认为，学者盯着显微镜，马上就能弄懂一大堆事实。这些事实是人们向他提供的，是好心的上帝为他编造的，他不过是记录这些事实而已。随便哪位掌握了方法的医生，只需稍稍盯着显微镜，观察一下标本切片，马上就会意识到，对于组织学家来说，关键并不在于观察，而是在于解释一种完全应该被叫作抽象概念的东西。学者按照预先设想的打算，首先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的准备，才掌握他要的东西，而研究者只是因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提出一种假说后才做，可能五分钟就可以测定。

历史学家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没有哪个上帝会为历史学家提供一些原始事实，会提供一些偶然被赋予了一种实际上十分确定的、简单的、顽强的生命的事实。历史事实，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事实，它们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家给的。我们知道，人们经常要求我们虔诚对待的这些事实，就和一些抽象概念一样——而且我们还知道，要确定这些事实，必须求助于证据，这些证据差异极大，有时还极为矛盾——我们必须从中进行选择。因此，人们常常当作原始事实提供给我们的这批事实，自然而然就会构成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记录的历史——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有一种历史——而且知道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认识和意识的发展史。因此，为了了解不同版本的事实，我们有权要求人们首先接纳我们参与考证工作，这种工作已经准备在引用这些事实的人的头脑中把它们都连接起来。

而且，同样地，如果历史学家自己不提出问题，或者在提出问题以后，不提出假说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就有充分理由说，他在职业、技术、科学能力方面，都不如水平最差的农民：因为连这些农民都知道，不能一见到草场，就把牛羊乱哄哄地赶过去，随随便便地让它们到处吃草。他们会把牛羊关进围栏，把它们系在木桩上，让它们吃这一片草，而不是吃那一片草。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想知道原因吗？一些年来，我们最优秀的历史学教授，呕心沥血撰写了一些巨著；经过认真细致的准备，精心编纂了一些十分出色的教科书；当这些著作的某一本中充斥了事件、数字和日期，罗列了图表、传奇故事或文学艺术时，当这些书的某一本被法兰西研究院、索邦大学、地方上的大学打下的恭维的印记，比一家好旅馆的光怪陆离的招牌还要多时，人们就有了这么一种印象：“我们要研究的时期（而这也是我们最现实的一段历史），是它前面时期的延续，也预兆了它后面时期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时期就因它所废除的东西而引人注目，但也因为它所创立的东西而引人注目”，等等。我们还会花更长的时间继续思考，为什么许多有才智的人都嘲笑历史学，离开历史学，痛斥和奚落历史学，因为他们失望地发现，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花了那么多金钱，出版了那么多精美的书，结果只是为了传播那样一种指导思想，让那种鹦鹉学舌式的、没有生命的历史学长盛不衰，从这种历史学中，人们永远感受不到（这里我引用了，而且我坚持要引用保罗·瓦莱里的话），“人们面对由伟大生活的重大感觉构成的不确定的东西时，所产生的那种忧虑，如诸民族在面临命运所系的战役时的感觉；野心家在即将获得荣誉，或者即将上断头台时的感觉；艺术家就要为他的大理石雕像揭幕，或者下令拆除还支撑着他的建筑物的拱鹰架和陈列台时的感觉”，不知为何你们就会对人们激烈反对历史学感到吃惊，对年轻人对历史学丧失兴趣感到吃惊，对因此引起的历史学的退步和这场真正的危机感到吃惊，我们这一代人是亲眼见证这种历史学缓慢、逐渐、稳健地发展起来的。你们想想，在我进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历史学在斗争中是获胜方。对它来说，赢得太多了。这么说是因为它甚至都不再像是一个具体而有限的学科了，是因为人们把它当成了一种万能的方法，用来不加区别地分析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是因为如今还有一些落伍的人，在定义历史学时，不是根据它的内容，而是根据这种方法——它甚至都不是历史学的方法，只是考证的方法。

历史学攻城略地，征服了所有人文学科。居斯塔夫·朗松把文学批判变成了文学史，库拉若的继承人，性子暴躁的安德烈·米歇尔，把美学批判变成了艺术史，这位主神在卢浮宫学院叱咤风云。古老的神学争辩则变成了宗教史。历史学为这一进步沾沾自喜，为它的征服感到自豪，它自负于世俗的成就，心安理得地呼呼大睡。它不再前进了。它老话重提，反复修改；它也不再进行再创造了。而每过去一年，它的声音都增添一点死气沉沉的音调。

在这期间，一些新学科建了起来。在里博、雅内、迪马的推动下，心理学把它的方法和对象同时更新了；在迪尔凯姆、西米昂、莫斯的号召下，社会学同时作为科学和学派创建了；高等师范学校的维达尔创立了人文地理学，索邦大学的德芒戎、法兰西公学院的让·白吕纳发展了它，满足了一种现实需要，在史学研究中，是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因为史学研究正逐渐朝着最专断的、与现实最割裂的外交史学发展——而且还朝着政治史学发展，而从狭义上说，政治史学对所有不是历史学的东西都瞧不上眼。年轻人对新兴学科的兴趣越来越浓。斗争随之而来，危机爆发了——一些人把历史学抛弃了，还有一些人讽刺它。然而，历史学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太重要了，以至于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变迁，而对它的抨击不会只是耸耸肩了事，这些抨击的形式可能有错误，或者显得笨拙——常常都是这样——但是都说出了历史学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需要纠正，而且要赶快：这是一种失望，一种彻底的幻灭——是一种痛苦的感觉，是让人觉得，今后研究历史、阅读历史都是浪费光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