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精神史的一章从林奈到拉马克和乔治·居维叶

去年，两部互相有联系的著作[5]以两个截然不同的书名出版了，这两个书名揭示了这种联系的双重性质：它们非常值得历史学家、科学家、文人关注；同时也非常值得好奇心既不同又趋同的普通读者注意。第一部追踪约从1740年到1790年，从林奈到朱西厄之间，这段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植物学和动物学中的分类方法和分类观念的历史。第二部专门论述紧接其后面的时期，大致从1790年到1830年，作者亨利·多丹认为这一时期受到居维叶和拉马克的影响。他论述了居维叶和他的研究小组中的解剖学博物学家们的那种非凡而富有成果的构思，论述了一些关于动物分类的重要概念所发生的一些连续的，或者毋宁说相关的转变，这个概念被拉马克重新采用，并且最终被他的强大的哲学思维能力转变。

这些工作特别深入，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某种典范意义，我不希望人们看到一位历史学家分析这些工作会感到惊讶，也更不希望人们对此一点不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关于这两部著作的真实性质，人们会产生一些很有害的错觉，而从各方面考虑，这两部著作只能算作一部。

它们不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是一位深受这些自然科学滋养的哲学家的著作。二十多年来，他努力钻研并分析自然科学中互不相关的方法和学说。虽然作者和我们一样，毫无疑问把科学史当作人类社会通史的主要组成部分，认为它有一天也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但是他的目标并不是要让他的研究成果迎合一门这样的学科的假设或猜想的需要。更确切地说，他无疑想到了奥斯瓦尔德关于科学史的名言：它是一种用来扩大科学成果的研究方法。还有，对研究系统的科学知识的理论家来说，像他所做的研究，在一种明智思想的持续控制下，最终都产生有教益的成果，而在一种科学环境中，而且在一定的时代，这些成果就靠严格意义的研究和学说的关系来支撑。

亨利·多丹不曾考虑到我们历史学家。但这不是我们不去掌握他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的理由，我们决意要从中获得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