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预言家的伟大和衰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1922年，德国问世了一部著作。作者名字人们不熟悉，叫斯宾格勒。书名倒吸引眼球，叫《西方的没落》[3]。我还看到这些8开本的书在莱茵河沿岸的书店的橱窗里堆得老高：等到书店营业就被人一抢而空，就像雪堆在太阳底下被晒化了一样。几周时间，斯宾格勒的名字就在德语世界人人皆知，他的书获得了自吉本以来一本历史哲学的书所获得过的最大成功。成功这个词还不是最恰当的：应该说是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该书在国外却不太受欢迎。在英国，人们怀有谨慎的好奇心；在我国，人们持嘲笑的怀疑态度，过了3年（1925年），福孔奈才在他的小书中对斯宾格勒的主题进行分类，两年后才有一个姗姗来迟的译本。然而，出现一批丰富的专题著作（《围绕斯宾格勒的争论》《斯宾格勒与基督教》等），以一种有耐性的单调，全面地反复分析这位预言家，这位断然自称是“历史学的哥白尼”的人，以及他的思想。我们别去评判，评判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事；我们试着去理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书，以及他的成功，跟当时德国的需求联系起来，从那时起，那里正孕育着一种思想，即日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此人——1936年在完全退隐中去世——1880年生于东普鲁士。他出身于一个低微的新教家庭，1904年以一篇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文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然而，整部《西方的没落》，对于大多德国人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于自然科学爱好者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对于他们关于进步的概念，却表现出刻骨仇恨；青年斯宾格勒对进步、自由主义、神的崇拜，是通过他的家庭环境、他的老师和同学，强加给他的。他强烈反对历史学的原子说，反对历史学的专题工作，反对将历史分成像外交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科学史、哲学史等这些互不理睬的部分。他要用一座宽敞明亮的宫殿——一部总体史代替所有这些小房间。要解释民族与语言、神祇与国家、战争、科学与哲学、生活观念和经济形式这么多符号。他的历史学方法本身就是类比法。在微积分与路易十四的政治之间，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与希腊城邦之间，在电话与信贷机制之间，它们的关系和对应不是表面的和偶然的，是隐秘的和本质的。
同一时代的所有人类事实都融合在一些“文化”当中。而这些文化是一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就像植物，能萌发、成长、枯萎和死亡。当包含在它们的统一体中的所有事物，其推广或蔓延变得无序、无规则时，它们的命运就开始衰落了。此外，尽管各种文化在同一阶段都以相同的秩序呈现，但赋予不同的相邻文化生命的灵魂本身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别。我们的西方文化拥有浮士德的灵魂，如持久的紧张，渴求不现实的事物，内心和精神的能动性。古代文化的灵魂是“和谐的”：稳健、被动、平静、迟缓、从容；没有精密时计，也没有科学的历史，但是有陶立克柱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同样，人们赋予埃及文化的符号是：断绝的道路，狭窄而且神秘，引导游客走向法老的神秘的墓穴。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尽管区别那么大，都相继经历过一个上升时期（文化）；一个衰落时期（文明）——最后消亡。
我们难道要像业余爱好者拿着放大镜观看《因普鲁内塔集市》的未完工的画样那样，俯身察看这些色彩鲜艳的图片吗？——这些统一的和总体的文化要求我们怎样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无论是柏格森或巴比特，还是巴黎春天百货商店的店员，还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还是乡村里的农夫，无论他们的社会状况如何，都不加区分地、平等地分享这种文化吗？怎么，人人都有浮士德的灵魂，都像他一样过分伟大吗？——而那些惊人之语，那些生机论的比喻：文化的萌发、成长、死亡是怎么回事？是旧物换新貌而已。这让法国读者想起美好时代（1887）的阿尔塞纳·达姆斯特泰尔和他的小书《词的生命》[4]，那么快就被米歇尔·布雷亚尔更正了：19世纪还没有开始呢。
德国和奥地利的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对斯宾格勒怀有抑制不住的兴趣，他在他们中间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那么怎样来解释他的成功呢？
是因为斯宾格勒对所有人而言都像个解放者。当我们读到他呼吁和斥责：“专题著作够了，要有一些综述！”我们也曾经觉得他说得不错。我们中当然也有目光短浅的人，有掘地的鼹鼠。[5]但是，内容充实而且生动的综述，我们不缺。相反，在德国，在战后，历史学还处在极度专业化的制度下。专题著作是一些技术人员用行话为一些技术人员写的，跳不出大学的圈子；这种历史学的基础是由大学奠定的，是热衷于互相反驳的博士们的事：像莫里哀喜剧《女学究》中的瓦迪于斯诽谤特里索坦那样。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是技术人员及其不规范论述的领域。受过正规培养的人不必进这个领域。人们固守专业学科，尽管有冒犯，也是外行对专业学科的侵犯。
然而，斯宾格勒鼓吹这种冒犯——并鼓吹共享掠夺来的资源。斯宾格勒鼓吹它，用的不是专家的行话，而是一种通俗易懂的、生动的、富有韵律和文采的语言。针对战后资产者精神上的不安分，他抛出一种历史作为精神食粮，这是他从公认的历史学家那里窃取的，是一种以表格形式表述的历史，每个表格装了人类过去的几个世纪。他在曾经还严格属于一些孤立的专业学科的事实之间建立起一些联系，这些联系由于出人意料而吸引人，由于丰富多彩而富有趣味：譬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陶立克柱联手，这是多么有趣的奇观！德国读者都感谢斯宾格勒为他们带来了发现历史的快乐，这种快乐天真而单纯，而这种历史至少能和他们的理解力相适应，具有为他们描绘的前景。这些读者就感激涕零地接受了这个礼物。
作者还充当先知，宣告他的读者真正珍视的一切东西都在衰落，这是快乐和解放的新源泉。因为，毕竟，参与一种文明的上升过程，很好；经历它的衰落时期，更好。而面对它的消亡，就表现出魄力来，勇敢地接受它：“好，让它来吧！”这种浪漫主义态度就是爽快；人们对自己采取这种态度很满意。的确，职业历史学家要么会耸耸肩膀，不以为然，要么大骂丢脸，尽管他们也会偷偷钻到桌子底下拾点蛋糕屑尝尝。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很生气，指责它是一种对历史和生活的所有社会方面都漠不关心的学说。一般读者则在现实的个人自尊心上得到满足。身为普鲁士或萨克森的小资产者的一般读者，可能不具有浮士德的灵魂；但是他渴望具有，或者想象自己已经具有；浮士德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象征啊，这种体现令他从心底感到愉悦和美滋滋。既然如此，就算他觉得斯宾格勒的这个理论晦涩难懂，又有什么要紧？稀里糊涂地感觉，比清晰地理解容易，不累。
最后，我们要注意（而法国评论界表现出的一些幼稚，使得这种注意更有必要）：历史哲学只是斯宾格勒思想的一个方面，而且依他看是最小的方面。历史是罗马人的门神雅努斯的半身雕塑像，有两副面孔，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什么样的未来呢？是已经按照类比规则，照着罗马帝国衰亡的方式预示了的欧洲的衰落。一些庞大帝国诞生了。帝国之间爆发战争，而且首先尤其是资本主义本质的大英帝国，与中央集权本质的日耳曼帝国之间的战争。未来？战争的双方一方是一小群大人物，另一方就是群众。因此他向青年们灌输：“别在诗歌、哲学、绘画上浪费光阴了。过去已经死亡。在你们身上制造将会构成伟人的原材料吧。”——这就是《西方的没落》中概述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在《德意志帝国的重建》或《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中经过修改，并且定下了方向，这两本书就是这个人的政治计划，据说此人算得上最早的纳粹党徒。
这是因为，在此时，斯宾格勒和他的读者，即未来的严格顺从的纳粹分子，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民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这20年中，斯宾格勒开着当时最令人垂涎的食品店，兜售像悲怆、坚决的反理智主义、命运的英雄观念、反唯美主义，以及人类在宏伟壮阔的历史面前的发抖这类货物。还有对毁灭的预言（见他1920年的著作《人和技术》），纳粹的小资产阶级非常珍视这个预言，因为这非常符合他们的自给自足的愿望：“机器的滥用将毁掉欧洲；有色人种将在自己的车间里跟白人学会制造武器，他们将用这些武器攻击白人……”就是这种东西让斯宾格勒获得了成功：这不是善于分析和推论的历史学家的东西，而是一个预言家的东西，一个巫师的东西，一个幻想者的东西，它完全符合1922年至1929年间忧心忡忡的德国的需要。而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如果说，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丧失了纳粹对他的普遍尊重，倒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作为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论虚假，而是因为曾经使他获得成功的那种感伤态度，是因为在纳粹党掌权之后，他的固执的预言就不再符合获胜的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了。
“我们要改变世界，或者至少要改变德国”：这是获胜之后的口号。变革、新起点、新人：积极乐观主义的拙劣表达，而且从现在到未来，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纸上写的，都是这些词。而此人的悲观的说教，怎么能满足那种对未来抱有信心的需要，满足那种希望能激发日常劳动所需的力量和勇气的狂热的需要呢？一些年来，此人一直唠唠叨叨地诉说命运的不幸，诉说现在被过去压垮了，诉说那种自负，希望赋予垂死的文明一股虚幻的冲劲来摆脱历史的桎梏。
斯宾格勒没有感觉到他已经失宠，而他的最后的著作《决定时刻》[6]，终于使他与纳粹分子的不和爆发。他反复讲：有色人种将带来世界末日；在对外政策和国际经济领域，空想理论家无能为力，等等。他无情地揭示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具有宗教狂的特点，“这些小青年永远狂热”，这些孩子不成熟，没有经验，没有意志，甚至不想去经历。总之，这些人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浪漫主义的信徒，而是政治经济浪漫主义的信徒，把选举中的票数、激昂的演说激起的狂热，以及某些无能之辈的货币理论，当作令人信服的实际功绩。他们不是人，而是羊群中的头羊。他们觉得自己人数众多，就固执地无视他们的无能，说他们战胜了个人主义（第8页）。
他和这个新德国没有明显的联系了。因此斯宾格勒作为预言家和历史学家的资格便遭到怀疑。而且由此产生一个笑话：他都已经跟那些曾经热烈欢迎过他的人这样决裂了，却还要充当纳粹的真正顾问，继续为他们出谋划策。他认真解释说（第7页）：这是因为“行动的人没有远见。他受事件的驱使，对目标不甚清楚。如果他看到了目标，也许会自始至终投身运动——因为命运的逻辑绝不理睬人类的欲望；但他往往就任凭自己被周围事物的迷人幻景引入歧途……”。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历史，又不信任斯宾格勒这位掌握了同时开启过去和未来历史的魔力钥匙的至高无上的人，那他还能做什么呢？
迂夫子，迂夫子！纳粹分子反驳说。他们想到斯宾格勒关于极度愚蠢的人类和世界因不断的战争和革命而跌入最后的深渊的论断，还进行驳斥：“书房里的施虐狂！情节剧的编剧！”因为他们相信，在1936年的德国，普通民众都是好的，世界和平将是获胜的纳粹的最终使命……
在这一切中，历史学在哪儿？在动乱的德国。历史学家的这层薄薄的粉饰，在1922年到1929年间，掩盖了一个精明的、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的人的政治大杂烩，它很快就碎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