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不久，皮雷纳又有一部著作在布鲁塞尔出版，把读者的视线从《中世纪的城市》引开。该著作追述了比利时被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征服，被法国吞并，然后在执政府和帝国统治下的生活；1815年荷兰王国的诞生，以及在1830年8月和9月间革命时期的灭亡。[10]作者非常流畅地阐述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都很难理解。作者是中世纪史的研究者，我们刚才指出了他的一项最出色、最完整的成就……确实，他这不是第一次让我们钦佩他的这种思维的灵活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才能，能抓住那些在最不同的时代推进社会发展的隐秘的原动力。只需翻开《比利时史》的第3、4、5卷，人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但是，两本著作的问世还有一点特别惊人之处，它们表明了这位大历史学家几乎是在同时用同等的力抓住了时间的两端。

我们在这里还是不分析应该阅读的内容，也不分析人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从头到尾读的内容。但是，我们要指出这部杰作如何向我们法国人揭示了比前面任何一卷都更直接的重要意义。对于打算从许多悲剧性的侧面研究来比利时遭受束缚、动荡和革命的四十年历史的人，这本著作能提供许多教益。这不仅是因为，事实上从1782年到1815年，比利时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接近到不分彼此的程度，谁也不能在研究比利时的重大事件时，不去研究同时在法国发生的部分重大事件，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还因为，要研究这种被迫接近的历史，一位比利时的历史学大家，必须对我们的大革命，并且对我们法国从1789年到1815年，然后到1830年的历史，整体地、全面地、明确地提出一些评价和观念，这些评价和观念由于是出自一个像他这样，处在自己立场上的人，因此正好向我们法国人显示了一种类似于实验的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逆实验的意义。这种逆实验是从外部进行的，得到熟练的控制，并且结合了一些已知因素，不过其范畴、规模和目的与我们的不同。也可以说，这是因为他是比利时的历史学家，而且打算仍然当他本国的历史学家，不当别国的历史学家；是因为皮雷纳对他根据整个过去和整个未来向我们追述的重大事件进行评价，这些事件发展的固有状态、进程、进度显示了一种真实的，深厚的民族特性，他从事实的脉络中参透了这种民族特性，而我们因为对这些事实太过熟悉，反而看不清它们的某些确实十分显著的特征。在整篇著作中，他集中运用极其丰富的知识揭示了这些特征，令我们惊叹不已，并最终吸引了我们。

这些特征中，我只记住两点。首先，我惊讶地发现，亨利·皮雷纳表现出极强的感觉能力，并且让我们注意到一种因素，人们可以随便地称之为“来自大革命的约瑟夫二世方面”的因素。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因素使大革命从其起源和发端来看，并不是一种民族的和法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一种世界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欧洲的现象。这种因素就是一种同源关系，它让这位比利时大师产生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且把制宪会议议员的工作本身，与18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开明君主”的意图和成就联系起来，而我们（按照把旧制度和大革命这两种对比鲜明的图景对立起来的习惯）只在法国本国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先例，而且只找到类似的先例。

但是同样令人惊叹的，是皮雷纳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这些事件在很短时间内，把一个为人类立法的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完全帝国主义的共和国；把一个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法国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创立者的法国。在一些年里，这种转变决定了一位比利时历史学家的祖国的命运，他有理由要以敏锐的眼光追踪这种转变的所有阶段和变迁。他还注意指出这两组事实之间存在的被我们忽视了的联系。他在第5卷中想必仔细研究了约瑟夫主义，并发现了制宪会议的工作中所有“开明专制”的东西，告诉我们他深深被这些东西吸引，同时他也以惯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大革命“虽说向专制借用了纲领，同时也反对专制”。因此，人们出于对专制和暴君的仇恨，拒绝把执行法律的手段授予脆弱的王权，授予一个孱弱的国家元首。因此，从1792年开始，由于法国陷入与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很快与整个欧洲的战争，爱国精神得以复苏，而且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神圣的利己主义也得以复苏。当祖国不愿灭亡时，这种利己主义总是把它的法律强加给受到威胁的祖国。无疑这一切都被他看出来并且说出来了：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声音。这种观念经常被人以各种方式和在各种时机再次采用，以至于我们的大革命，在法国完成了路易十六“如果拥有腓特烈二世或约瑟夫二世的权力”可能也会出色完成的事业后，最终也在比利时实现了以下这些改革目标，即公民平等、废除封建权利、改革法典、改革教会法庭、取消职业劳役。约瑟夫二世早就有过这些想法，也曾专断地发布过命令来实施，却未能让人们接受[11]，而强制实现它们的任务就留给了革命者，把它们变成比利时习俗的任务就留给了执政府和帝国。所以说，“约瑟夫二世靠拿破仑在比利时赢得了胜利”。在与教皇决裂后，拿破仑的宗教政策对比利时人来说，说到底不过是“约瑟夫主义的复苏”，他们的中学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特雷莎学院的重建”：皮雷纳就是这样依靠以往的全部经验，以一种魄力、一种创新、一种非凡的能力向我们阐述的。

《比利时史》的第6卷还为法国读者阐述了所有有教益的新东西，我们哪怕只是粗略关注一下，也可能被深深吸引住。对比利时人来说，像他们通过执政府认识的那种共和国，只是一种奴役制度。他们没唱过《马赛曲》，没庆祝过联邦节，没向军队输送过志愿兵，并且没有骄傲地享受过解放世界的喜悦。他们接受执政府与帝国的统治，并且从此习惯于“把人权看成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原则”时所怀的情感，针对这个现象的研究，是由一位能工巧匠来完成的。皮雷纳中肯地告诉我们，执政府和帝国“把比利时带到了他们把法国重新带回到的点上”[12]。他还说：“在执政府终结时，古老的比利时被摧毁了。在帝国终结时，另一个比利时就在废墟上重建起来。”但是，他认为这些微妙的问题尽管其给定条件不断变化，也总是首先属于意识方面的，他以独有的敏锐头脑分析了同胞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一起得出结论：“开明专制占了上风；但它还是专制。”他十分关心经济史的现实状况，并在此处明确地着重指出了由出售国家财产引起的产业转让[13]，以及19世纪初比利时工业日益繁荣的景象，例如韦尔维耶的呢绒、根特的棉布；还有机械的发展，煤炭逐渐被用作燃料。因此，他完全能够以其惯有的洞察力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是如何在放弃“开明君主”以公益的名义对其子民的经济活动实施的控制时，赋予了资本主义一种它未曾拥有过的力量的[14]：这种经济繁荣，这种生意的活跃及有限的安全保障，并没有使他对服从严苛的帝国法律的比利时人的真实情感产生误解。他能找到一些说法来描述他们精神上的错乱，例如：“虽然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但也不觉得自己是比利时人了。”[15]这个分析是出色的，他指出了在帝国垮台前的几个月里，他们的情感发生的迅速演变。

帝国垮台后，属于比利时的省份脱离了法国，法国的国界无疑又缩小到旧制度时期的状态；而这时产生了一个让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一并受威廉一世统治的荷兰王国。但是法国的残留影响呢？正是这一点，皮雷纳的研究在我们看来最具有积极意义。他告诉我们：“此时人们仍然觉得法国在以空前强大的势力控制着比利时。”[16]这不仅是因为无论在哪里，对威廉一世的子民和对查理十世的子民来说，那些根本问题照常存在；而且还因为，对荷兰国王来说，他在政治上必须依赖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敌视迷恋世俗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而天主教的道德准则、智力教育、语言都来自法国；威廉一世偏爱在已经垮台的帝国的前行政长官、前高级法官中选择助手和辅佐官员，这些人也来自法国。“荷兰王国构建反法的欧洲屏障劳而无功；它的反法政策也劳而无功，因为仍然是法国的传统在启发和指导它的行政君主制。”[17]威廉认为他要倚靠反动分子和神职人员，拿破仑皇帝的代理人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的是现代国家，而且他们就是以为国王效力的形式来为这个国家效力的。然而，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在1825年到1826年间，在比利时实现自由主义如此重要的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法国的影响力（尤其是《地球报》及其编辑的影响，该报自问世起就对比利时抱有同情心），当时自由党的纲领从只反教权并准备支持任何反天主教政府，渐渐变成主张所有领域都实行自由，而且从那时起开始反对专制，即使不比反对宗教狂热更激烈，也至少一样激烈，最后它就跟天主教党结盟，筹划了1830年的决定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