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语面临两个实力不相当但仍然很厉害的竞争对手：拉丁语和方言。在18世纪，其中一个对手落荒而逃。
拉丁语被打败了。就是说，首先，到1760年，写二行诗、短长格的诗或萨福体诗的人再也不敢自称是真正的作家了，况且这种诗越来越难找到读者。
Aetas egregios duos poetas
Haec fert aurea...[46]
1538年，优秀的尼古拉·波旁发出感叹。不要找出这两位诗人是谁。也许是龙萨？或者还有马罗？或者杜·贝莱？都不是，是热尔曼·布里斯和萨尔蒙·马克兰，我们这些书虫还是有机会找到他们的。我们需要附加一些说明；但是他们的语言——用从甚至长达五个世纪的拉丁文化、在许多不合规则的诗人中汲取到的词和“句子结构”制造的语言——对有拉丁语观念的人而言，体现了某种极其可怕的东西：一个装满了拉辛风格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隐喻的坛子，所有东西上还撒着一些魏尔伦风格的模糊回忆和少许马罗风格的古风。
在18世纪，这些蹩脚的游戏结束了。不是因为人们突然不再阅读或出版现代拉丁诗人的作品，不论是在国外（尤其是荷兰），还是在法国，这些作品还在继续出版。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就有一本这样的精致可爱的书，巴尔布另外插进了精美的版画，是向科尚、埃森、格拉沃洛和其他小名家征稿的。这是1786年瓦尼埃尔神父的《田产》的一种版本；同一系列中还有一些杂乱的书，一本卢克莱修的，一本维吉尔的，一本贺拉斯的，以及马提雅尔的精致的两卷本，帕潘的《果园》（1780）；贝赛、米雷和让·瑟孔的《青年》（1779）；德比咏的悲伤的《寓言》（1778），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人们甚至可能想对这些版本和再版本进行一次清点，这些清点有无数次了，只要读布吕诺先生的书，每一页都能让人产生这种念头。[47]但是总的来说，确实不再有拉丁诗人诞生了，这是《拉丁诗文宝库》和《攀登帕尔纳苏斯山》的推崇者们的谨慎说法，他们急切地用这种说法来掩饰他们自己面对迎候他们的坟墓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48]
不再有拉丁诗了，也不再有拉丁雄辩术了。不再有在那个把人们对科学的兴趣，甚至迷恋，变成知识的时期的拉丁科学了。《百科全书》只用法语表述。甚至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的技术性论文，都用他们的语言撰写。丰特奈尔，即写《死者的对话》和《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的丰特奈尔，已经使过渡时期的一代伟人，从马勒伯朗士到莱布尼茨和牛顿，隐没在一种十分精致和明晰的语言的细密褶痕中。在后继的一代中，无人不用法语写作：布丰或达朗贝尔、拉普拉斯或道本顿、蒙日和拉朗德、拉卡纳尔和雷奥米尔；这是一场胜利。[49]我在阅读亨利·多丹最近的论著《从林奈到拉马克，1740—1790》时，聊作消遣，在参考书目中用记号标出了从1740年到1790年间，由法国人分别用法语或拉丁语撰写的博物学论文和书籍的数量：33比4，数字足能说明问题。[50]
法语教育显露苗头：中学自身开始变化起来。1748年设立中学优等生会考；从1749年起，会考在修辞班上设立了一项法语论文奖金。法语的运用也怯生生地进入课堂。它渐渐占领了地盘，尤其是在奥拉托利修会；1759年，甚至有一些修会会士要设立不包含拉丁语的教育；人们猜测布吕诺不会忘记顺便向索雷兹本笃会的那些杰出的先驱致敬。不过，整体上，教师的思想还保留着拉丁语。在这个阶层，抵抗是顽强的，桎梏难以破除。要战胜它还需要时间。不过这场斗争只涉及一个没有真正掌握时代精神的小职业阶层，他们与世隔绝，与生活隔绝更深。
当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带着一点蛮勇支持大规模实施法语教育的人可以高呼，“城市攻下来了”。学校还在抵抗，但社会已经被征服。
更艰难的是方言之间的斗争。的确，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再被当作文学用语，也不被当作书面用语，甚至在它们统治那么久的南方地区，它们的主宰也结束了。[51]不再有用“奥克语”写的公文书、诉讼法、公证书。文学语言，华丽的语言——甚至人们一提笔，写的就是法语。但是它还不是真正的母语，不是人们小时候趴在祖母的膝上学会的语言，不是在家里、在街头巷尾听到的语言，也不是遇到朋友时脱口而出的语言：在18世纪开始时，那种日常和自发使用的“通俗语言”，还一直是方言；当18世纪以大革命的爆发结束时，还仍然是方言。
这是说不曾有过进步吗？问题所涉的面太广。语言是典型的社会现象，忠实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文明的一般状态。无数种因素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但是，其中有主要的，有次要的。布吕诺的功绩，正是指出它们的主次和影响。
作为20世纪的人，既然谈及法语在法国的推进，我们本能地转向小学。除了“老师”，谁会教讲方言的小学生说法语？布吕诺要我们注意：“如今小学是一座教书育人的场所；过去小学是照看和抚育儿童的地方。”况且这些幼儿园的历史多么模糊啊！它们的数量有多少？各个地区之间极不均衡。而小学最多的地方，老师们又会是怎样呢？“可以说商品都不像小学老师这般繁杂”，吕内维尔的一位副代表这样感慨。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老师并不是这个讽刺的对象；过去的儿童教育界真有这类人。[52]确实，他会唱歌，这就弥补了不足：小学老师原本就是教堂唱诗班里的人。他每天早晨领着孩子们进教堂；除了所有日课，还扯着嗓子唱弥撒；他也许还能教小学生阅读、书写和计算，每月得五个苏的报酬。这报酬常常还会增加。
此外，面对他提着棍棒照管的这些野小孩，他是说法语呢，还是说方言？在东部和北部说法语；在中部似乎也说法语。当然，说法语是很受限制的。不仅小学生总是说方言，老师为了让学生听懂，也常常不得不用方言来讲解。他也不是执意要说方言；况且他常常会遇到相当大的阻碍。[53]他尽力推广法语。但是他的努力不时会付诸东流。至于南方，有两种说法，使历史学家比为该不该结婚而纠结的巴奴日还要困惑。一位通信者回答格列高里：“小学老师上课只说方言，或者说非常蹩脚的法语。”但是另一位却说：“上课就会用法语。”对他们进行评判的人是坐收渔利的第三者？我们来听听：“在我们的乡下小学，上课不用法语，也不用方言”……这里我们彻底弄清楚了！如果有第四个人突然到来，他可能又冒出一个新看法。因为，小学老师要是受过教育，就该用拉丁语来教孩子。[54]法语本来是赢不了的……
有件事很怪：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开明管理”，一点不利于乡村教育。在那个世纪后期（1782），一位普罗旺斯总督直言不讳，“一个农民会读书写字就不干农活了”。纳瓦拉的那位总督说：“我认为没有必要为证明老师在乡村毫无用处来争论不休……当我了解了在村社中产生的这种性质的小学，我就把它们都撤掉了。”可能共和国不需要有学问的人。总督先生说过无数次，老百姓就该愚昧无知。[55]
那么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法语是怎样在王国内赢得一大块地盘的呢？王国？这个时期的地图绘制者在他们的漂亮的地图集里为我们描绘的亚洲或美洲都十分精准。海岸几乎都已准确地标记出来。城市、郊区，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运输地带，也都很清楚；但是，在热闹地区形成的多少有点密集的网之间，也存在一些空白区域，即那种日益缩小的荒僻地区，居住着一些居民，他们不参与人、商品和思想的交流，陷在陈规陋习中，什么都不能激励他们走出来。两三年来一位迷路的旅行者；每年来一些小贩和征税官：这些就是这些穷乡僻壤的来客。道路崎岖，难以通行，连每年应该去一次履职的人都不去。格勒诺布尔的主教勒·加缪致信庞沙特兰（1672）说到他的教区：“还是40年前有人去过。”在蒙索什地方的莫尔旺，从1704年到1825年，就没有施过坚振礼：主教都推脱去不了那里。人们理解为什么布吕诺在其著作的核心部分，用六章篇幅叙述18世纪的道路和交通运输。对语言本身而言，道路交通是一个首要问题。
关于这方面，我应该说一说。布吕诺的书中我所喜欢的东西，不是他挖空心思来表明这个重要事实，不是他进行论证所用的非常讲究的措辞和尽可能不专断的方式。布吕诺不满足于摆出教训人的样子，把大量方式方法灌进读者的脑袋。他不想相信，或者不想让人相信，单靠道路网的存在，就能自然而然地导致法语向全法国推广。这是长期的工作。哪怕是在一些一点不荒僻的地区，许多村子只有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从道路通畅获得好处。七月王朝修路的努力有效增强了旧王朝修路的努力；以后的政体也完善了这项工作。杰出的《布尔努瓦方言词汇》（布尔努瓦是弗朗什-孔泰高原上杜河与奥尼翁河之间的一个村庄）的作者鲁塞，在写从1870年到1880年的回忆录时，还能写道：“要是有一天来了一个镀锡工或者一个卖五金百货的商贩，那可真是一件大事；他们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瞪大眼睛看他们，仔仔细细打量驴子及两轮车，议论纷纷。”他还补充说：“由于有了道路，进步已经渗入布尔努瓦。”是的，但是道路只是在1880年前后才通进布尔努瓦。
接下来，费迪南·布吕诺另外还充分证明，任何新发明都会产生互相矛盾的效应。由于交通更加便利，农民就更愿意去法语集中的地方——城市，这不假。可是道路改善又导致旅馆住宿费用锐减，从前由于交通不便，这费用是小贩们必须花的。不过，旅馆肯定不是说高雅语言的场所，但由于城乡关系日益密切，商业又依靠道路发展，这就让中心地区的语言有了新的推广机会，这确实也是一个普遍事实。
实际上，困难在于做加法，求总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几大组事实。也很清楚地发现了例外，反向的情况。确定各种因素的比例，然后做加法：困难就在这里。“谁敢断言……一定要有保留……时至今日，对久远的过去怎么确认？……人们割裂这些材料要冒多大风险啊！……”我随意在两页中摘录了布吕诺的这些话。它们多么能引起人们同感并让人放心啊！因为这些话明智地表述了作者的怀疑，因为整篇著作极富成果，我还要补充说，它肯定是一部不会过时的著作。
布吕诺自己对出现在他头脑中的非常可信的观点，不时提出一系列异议，我犹豫着再加上一条“也许有的”异议。亚瑟·扬就曾对18世纪末法国道路的空荡荡感到惊讶，我摘取他写的一段文字，写得恰如其分：“人们可能会怀疑，这个断言与正式的实际数据，如通行税数据有矛盾。”不过他没有坚持。他更愿意去了解事实。他注意到，修路的“徭役是昔日的，损失是今日的，好处还没有显示出来；邮车不向城里运送牲畜，也不运送农产品”。他一笔带过这个注意到的事实。但愿他允许我在这上面耽搁一会儿。
不只是邮车向城市运送农产品太少，农民自己的大车运送的还要更少，而且去城市的次数也太少。因为，道路是通畅的，但是要想路上车水马龙，满载麦捆和麦包运往邻近的市场，那么，农产品，不论是粮食还是牲畜，都必须充裕才行，必须在农民留足自需后，还有不少剩余拿去卖钱。为此必须来一场革命：18世纪末，一些先驱恰好开始在科学院、农业学会和其他学会进行这场耕作方法的革命。革命从何时开始不得而知；完成这场革命的时间很长。这些天我重读了一篇论述我们勃艮第和孔泰东部方言的最优秀的专著的序言；我有必要待会儿来引用一下：这就是鲁塞论述布尔努瓦的专著。作者描述了他的村庄种植方面的详细情况——技术非常简陋，产量少得难以置信。[56]——这是1870年到1880年前后的产量——这些详细情况表明，修路确实不足以在整个法国创造繁荣的交通运输。墨守成规的群体比无路的地区更难突破。而且，一旦道路建成，要让满载货物的车辆和膘肥体壮的牲畜在坚实的大路上跑起来，需要的不只是工程师的知识，还需要来一场农业变革，以及由此发生的精神的变革；需要在农民身上及这个墨守成规的古老职业内催发赚钱的渴望，唤起一种新的精神，即商业精神和被我们误认为一直存在的赚钱精神。在乡村，这种精神常常是最近才有的，因此几乎是现代的……
此外，布吕诺不限于叙述道路的进步。他还研究了在18世纪末，一些说法语的中心地区是如何，并且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才能够到处形成的。其中包括矿山和工厂周围的工人居住区；然后是城堡，公众的趣味越来越促使大庄园主和暴发户每年在那里举行聚会；小城镇是不定居的官员的聚集地，他们来自各地，而且只说法语。他没有注意到（大概是因为他后来才有机会回到那里）老退伍军人回乡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乡村也肯定有。[57]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实都相互印证。它们证明一个多世纪前格利高里的一个通信者作出的评判是正确的：“老不动窝的乡下人很少说法语，而且说得很蹩脚；时常出门的人说得就不太差；而常年出门在外的人则说得非常好。”[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