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或西堡眼中的法国人是什么样子？

一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两本书，是关于如今的法国和法国人、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占有的或打算占有的地位的两本书。一本是德国人弗里德里希·西堡写的，他在想：“上帝是法国的吗？”[18]另一本是法国人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写的，他满腹才华，是《今日美国》和《英国危机》的观察家，他写过一本《法国政党概貌》[19]，内容远比书名更加翔实……

要描述这个概貌，没有谁能比他更胸有成竹。他父亲就善于突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且善于发挥作用。他身为儿子，自己就“一直生活在议会的气氛当中”。他年轻时也曾试图进入议会，参加了几年议会的正常活动。他的想法起初就足以构成一本内容充实的著作：《第三共和时期法国西部的政治概貌》[20]，在我们看来，这本书以地理学为基础进行政治心理学研究。但是，从1914年以后，西格弗里德游历世界。更确切地说，他认真仔细地、眼光敏锐地访问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观察了这些“基于合作的社会”之后，他回到我们这个“空谈个人主义”的国家。他还会更加觉得她新奇、非凡吗？这曾是他细心得出的，关于法式民主的清晰而鲜明的形象。我们不细说了。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就该去读一读全文。我们只把重点放在主要主题上。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的著作中，有大量分析的篇章，这些分析生动，有人们需要的教益。而有一些篇章文风朴实，为整本著作定好了方向。从经济方面说，法国如今不是那种能做表率的“当代”国家。这就是初始事实，是起点。比起那些正在所谓工业文明的道路上前进的国家，法国资格老得多，却又落后得多。于是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会改变吗？她会尝试让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适应当今的风尚吗？还是在一个道德规范跟她大不相同的世界中继续保持她的传统模样？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都讲求批量和系列，不再讲求品质；讲求团队，不再讲求个人。

现在我们来参阅西堡的书吧。这部著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法国和法国人的一些很细腻的描述；是善于观察的人的一些生动的速写；是不仅关注事物，也观察事物的伦理学家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敏锐，往往也很深刻。另一方面，是对观念进行的一些比较，这些观念数量有点多，这正合我们的心意，但并非总是明白易懂。观念是成对的，有德国关于文化的观念，法国关于文明的观念；有法国关于进步的观念，和与之相对的德国关于进步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两国的词典里是相似的，但是据说也只是在词典里相似而已……作者需要对相似的概念进行分析，这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任务不只是要求具有观察的天分，不只是要求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表达才能，还要求以非常细致的专题著作为基础，进行历史学和哲学的长期研究。[21]所有这些，在海德堡大学的一位因对法国事务的了解而著名的学者库尔齐乌斯教授的一部尚未传到我们手里的巨著中，然后又在一个关于“法国意识中关于文明的观念”的出色的讲座中得到证明。结论稍有差异：“这不是要搞得好像德国关于文化的观念跟法国关于文明的观念之间真有什么差别。不是再想象这是两股注定要导致一场无休止的残酷战争的敌对力量。”[22]

我们撇开这点不谈，确切地说，人们已经就这一点展开过很多争论了：格拉塞致作者的信就是证明，开始争论时还有点掩饰，像是披了优雅的外衣；但是到最后它收拢、收缩、加重语气强调……我们只把《上帝是法国的吗？》翻到第100页看看：“法国如果想生存，就必须放弃她的关于文明的观念。她一定是希望生存的。她没有权利灭亡。”西堡的整部著作，它的全部精神都在一句话中。傲慢地给予一些热切的忠告：他的声音就像是从一座比胡夫金字塔更高的金字塔的顶端发出的。这座金字塔就是比英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都强的德国经济；我想，法国低人一等的缘由就在这里吧？它同时也是高傲地对贫穷的、幼稚的、十分可笑的法国真心表露的关切……可是，我们来听听西格弗里德在其著作最后一页说的话：“明天人类选择什么？如果人类要装备自己、过舒适生活、提高生活水准，答案就很清楚，他们会说：选胡佛！相反，如果问题又涉及个人，涉及他们的权利，以及不断涌现的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由，那么，我们别搞错了，法国意识形态的活力完好无损，会重新获得它的所有力量……”德国人和法国人争论的是同一个问题。精神，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吗？我们最好别强调任何东西。

我们撇开这些关于未来的伟大见解，坚守社会分析的平缓的高地。这两位游遍了法国的旅行者告诉了我们什么？显然是相同的事情。在西堡的著作里，不再有矫揉造作，不再有文学研究，不再有故作优雅。偶尔有不恰当的地方，让人看了不舒服，但是很少。《上帝是法国的吗？》的作者做得不过分……——西格弗里德的著作笔调十分准确，评价始终适度。在这些明晰的篇章里，能消除国外的人对法国的误判和误会的东西确实不少。关于法国社会中持久存在的“小农意识”；关于法国老百姓的理想：有座小房子，做点小生意，有些许退休金；关于老百姓中的精英、手工业者，如乡村里的细木匠、小镇上的修理工、马蹄匠；关于葡萄种植者和花农，这些手持整枝剪子的手艺人；关于法国人对“个人自主”的爱好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解（1931年，他们始终抱着“独自富起来”的幻想），关于其他许多主题，都有一些非常出色的意见，它们都很诱人，都能发人深省。

令人好奇的是，西堡是如何跟西格弗里德呼应的。观察往往相同——但是带着别样的始终呈现德国人特性的鲜明的情感色彩，因此他的评语是以对比为基础。他会说：“不是森林，而是花园。”我们想起他不隐讳地写到法国人“在无限展现在眼前时，总是担心逐渐转向原始物质”。也许由此就导致了他们的音乐才能平庸，“音乐把人和这个原始朴素的世界联系起来，可是法国人正是为摆脱了这个世界而骄傲……”——相反，尽管是西格弗里德强调了赞成还是反对法国大革命这个法国人之间的主要区分原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是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教会为何“撇开多数世袭贵族和新贵族，把平民而不是把上流社会的人当作它的领袖徒劳无功”，因为左派还是一致同意把教会推给右派，让它一直与右派为伍；尽管他是唯一的一位深入如此复杂的问题的核心的特别有洞察力的法国人[23]，可是谁会对此感到惊讶？而让身为德国人的西堡产生深刻印象，并以极其恰当的表述阐明的东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做一个法国人，并不要归属一个种族”，而是要获得一种信念：法国不是以种族，而是以精神为基础的共同体。所以，如今“许多黑人、阿拉伯人、印度支那人都是真正的法国人，他们觉得有法国关于文明的观念的支持”。所以在法国，人们对外国人没有敌意，除非这个外国人自己带着敌意来，并且在逗留结束离开时，还原封不动地把敌意带走，也许法国人才会对他有敌意……这样，两人的意见与想法就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相互克制了。

然而，外国观察者有一种严重劣势，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西堡熟悉巴黎。他多次说到巴黎，说得很好。外省的情况呢，他怎么能知道？可是在西格弗里德的著作中，正是外省起着首要作用。[24]而且对于他说到的一切，我们的看法几乎总是和他一致，这确实不可思议。因为我国北部、东部、中部或南部的法国人经历不同，面临的现实也不同……

假如需要，我不是说需要争论，而是说需要交换一些意见，我也许会寻思，西格弗里德若是受到我在东部模糊看到的东西的启发，那么对“属于左派”的农村环境的细腻的，而且有细微差别的观察，是否更符合还有活力的过去，而非符合可见的未来？他列举了一些始终拥有“拥护者”的势力，很好。不过，除了教士、贵族、大资产阶级外，我还想加上某类农场主，最好有牧场主和大乳品商人，他们是精明的黄油和奶酪制造者，是农业促进会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已经处在政治仕途的最前端，是那个地方的省议员，而且还怀有梦想，说不定以后会在卢森堡宫弄到一张闲适的扶手椅坐坐呢？……这也许是东部一个拥有一般小产业的地区的一类人，他不跟农民“摆谱”，不生活在城市里，而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他认为这样做明智，因为他力图提高身价，或者至少保持身价……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小学教师作为农民代理人，是农村社会制度的柱石吗？在农村小学教育的“创办者”时代是这样，就像洞悉农民现实情况的分析家贝玑所说的。[25]确实，在那个时代，“每个法国市镇都有想解放人民的小学教师派别，而在本堂神甫、贵族或富裕的有产者背后，有一个拥护等级制度的派别”；但是，我把西格弗里德仍然用现在时表达的东西按未完成过去时来表达。因为我不十分肯定如今小学教师是否处处都还和农夫完全一致。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吗？偶尔是，而且也存在一种农民共产主义，但这跟西格弗里德所说的“蓝色海岸”共产主义根本不同。而真正的原因，我认为是小学教师卷入了一种十分复杂的事情，即行政工团主义。它的源头是城市的政治运动，根本不是农村的运动。农民对这种运动不感兴趣，他们往往眼红最近一些年“小学老师”获得的地位，尤其是当他们娶了小学女教师作为妻子时。要解释自战争爆发以来某些地区老的反教权激进思想的退潮，我认为应该想到农民对小学老师的这种相对的冷落，或者小学老师对农民的冷落。形势变化很快，而且农民的反教权思想，也许确实不像1914年以前那样遍地存在了。

有些细微差异，而且它们再次证实：法国不是只有一个“外省地区”，而是有“诸多外省”。人们发现“法国在地理上是那样多姿多彩”，维达尔·白兰士就曾经注意到这点。他还补充道：“过现代生活的能力，按照它所牵涉到的各种品质来看，首先就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