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东·鲁普内尔的一封信

加斯东·鲁普内尔的最后一本著作《历史与命运》发表时，我首先有了为它写篇书评的念头。可是刚刚在被俘期间读了这本书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要求我让他来享受写这篇书评的乐趣。不久前，人们在《文集》（1944）的第四分册中读到这篇书评。加斯东·鲁普内尔读了这篇文章后，即写了下面这封信给费尔南·布罗代尔。它说明了这本著作的产生、特点、精神。它尤其显示了加斯东·鲁普内尔的智力和道德的面貌。我们认为，把这封信发表出来，能向这位用心深刻的作者表示最后的敬意。

先生，您在《社会史文集》第6期上发表的一篇出色而重要的文章，高度赞扬了我的《历史与命运》这本书。我谨向您表示感谢。而且我还希望，从这个谢辞中，您能觉察到除了一种寻常的感谢之外的意思。因为您谈论我的工作时所怀的宽厚的同情心，令我很感动。在您的（无论如何是合理的）保留意见中，甚至在您的（常常是很有根据的）批评中，都带着一种善意的语调，让人能感觉到一种仁慈的语气，我对它们并非无动于衷，请您完全相信这一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很高兴向您诉说我的感动和感激。甚至一个朋友，在行使他自由评价的权利的时候，也可能不像你表现得这么友好，这么宽容。

您不仅敏锐而宽容地进行了评价，而且猜到这本历史书有“它的”历史。您说“历史与命运，1944”。我更确切地说“历史与命运，1940—1942”。我是在1940年7月初开始写的。我刚刚在家乡的热弗雷-香贝坦村看到，国道上涌过大批难民、汽车、手推车，人们徒步行走，神情哀伤，一片凄惨景象。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军队，一些没有武器的士兵，是法国军队的残兵败将。这样巨大的恐慌场面：这就是法国！……德国兵就在我们家门口扎营，装甲车、长官、兵士，他们是胜利者，趾高气扬。……那是一些多么难挨的日子啊！……人生暮年，除了我个人生活的无法补救的厄运，还要加上公众的、民族的、生活的厄运……德国人就在离我们家几步远的地方构筑他们的新边境：划出边界线，这条线可能会永远把法国一分为二！……人们陷入这种境地。这是旧历史的一种结局！……这种历史，我满怀信赖和诚意教了四十多年！……

我开始带着愤怒和恼恨写第一部分，抨击的口气和批判的态度常常令人不快和失望。我怨恨这种对我们而言本该是过去生活经验的“历史”，而且它似乎不再有任何价值，既不是警示，不是有益的回忆，不是希望，也不是慰藉！……

我是在1940年7月初开始写的。这项工作让我忘掉自己。后来我感到很疲劳，很气馁。第一部分一次写成，从40年秋天写到41年夏天。俄国的参战让我突然有了希望。意外的奇迹出现了。写这本书的第二、第三和最后部分时，我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我感觉到有一种保护人类命运的“天意”眷顾我和其他人，您会感到惊讶吗？

请原谅我的信写了这么长！十五天前，我一看到您的文章就开始写，曾经由于严重的支气管炎不得不中断。我从中间划了线的前一页重新开始写。这里我有许多东西要加上。但是这可能让您不耐烦。可是我一心想要对您说，您已经能够当预言者了，还看到了其他事物。当您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时（第76页的中部），您说对了。而且，尽管我会写出这些东西，或者说好像考虑了这些东西，但我还是觉得信赖人类努力的人就在身边。如果说天命有它的奥秘，那么沙漠一样冷酷的尘世也有它的坚忍的伟大。我还想到，一些“互不相容的”东西困住了我们的智慧。

在结束这封过长的信之前，我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说！您责备我所说的关于米什莱的话，您是对的。但我曾经那样喜欢他！我曾经那么相信他！……可是我的非常要好的朋友马迪厄让我看了米什莱在1827年或1828年（？）左右写的一封信，那封信仿佛出自一个不知廉耻的平庸的新贵，我的偶像轰然倒塌了。不久后我还发现他在与出版社的账务来往中“锱铢必较”。简言之，我背弃了这个我崇拜过的神。可是现在，我又坚持吕西安·费弗尔的看法了，关于米什莱他说得那么好！我重新觉得他是充实历史学的天才。他让学者们振作精神，而且也许将来还会使历史学恢复活力！……

我很抱歉还说了其他一些话误伤了一些正直的人！在论战中，有多少抨击是愚蠢的啊！……

加斯东·鲁普内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