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亨利·多丹对他的著作的产生明确作了解释。他是从一个愿望开始的，他想要弄清楚达尔文的著作；以及受这些著作启发产生的著作；在1860年前后在自然科学中引起深刻变化的根源、意义和范围。要实现这样的计划，就应该直接领会在19世纪上半叶，一些为动物学研究确定了一种真正有效和有成果的方向的人的思想。他们是不是拥有那样的观念和概念，可以使他们称得上是历史上真正走在达尔文前头的人？他们是不是还拥有其他一些观念和概念，虽然被达尔文主义革命排挤出了科学领域，却还值得以一种适合目前科学认识状态的形式来重生？人们发现，寻求这两组问题的有把握的答案，必定让人们对作为新学说存在的达尔文主义，产生明确的概念。
这是探求观念吗？无疑是的。不过，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青春躁动和雄心勃勃的兴奋当中并肩成长，为自己提出那么多过于宏伟的研究计划时——打算完成这种棘手的调查研究的亨利·多丹，没有兴趣像药农一样在观念和事实的荒原上漫步，只满足于采撷一些绚丽的花冠，却不管它深深扎在土壤中的根，也不管它赖以生长的沃土。采到的东西也许是观念。但是人们在科学家的正式橱窗里，经常碰到这些观念和其他观念混在一起，如果头脑简单的人不想跟随这些工作者，耐心参与他们的日常劳作，很单调地而且往往徒劳无功地运用一些专业技术，那么他们就会上这些观念的当。亨利·多丹并非对这些观念一点不重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不想忽略它们——因为它们存在，而且它们的存在有其益处——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只有通过彻底认识它们，而且可以说，人们只有通过尽力发挥经过适当调整的想象力，既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理论的概念，自己重新通过日常工作来研究、观察和比较，才能评价它们：在所有历史时期，这种解放概念，同时又产生概念的工作，都是科学家们在干活时在头脑里完成的。
因此，亨利·多丹的著作反映了双重的努力。一种是复原尽可能深远的观念的演变关系：在空间上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根源。另一种是恢复一种体力活。这种体力活需要耐心，令人同情，它没有表面的荣光，也不产生辉煌的轰动。这是科学家的体力活，他们和事实的实在性缠斗，也通过这种接触，把传下来的更多是预想的理论概念跟他们每日的观察结果进行比照，以便对它们进行修改。
这也许是两团不同的麻线。但是，一团麻线不断地与另一团麻线混合，相互纠结，相互交织。但亨利·多丹绝对不会为了满足书生气的要求来割断一些微妙的联系，给人一种清晰的假象。在这期间，他时刻都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注意这两种活动，用其中一种来理解、解释、阐明另一种。希望涉及居维叶和拉马克，或者涉及上一代中，在林奈创立其方法以后成长并工作的一些博物学家和理论家，即莱布尼茨和查尔斯·邦纳；布丰、道本顿及其小组；最后是从事早期工作的拉马克和朱西厄。因为，由于我们已经说过的原因，为了准确评价后来的发展，他决定回顾蒙贝利亚尔的伟人乔治·居维叶以及被他的方法和观点直接吸引的所有博物学家，追溯他们的思想和所做的顽强努力；同时他似乎还觉得，有必要对他们的前辈进行一番研究，找出他们的出发点。因此他写了第一部著作，他的博士论文：从林奈到朱西厄，然后再专心论述居维叶，以及创建了博物馆之后的拉马克。一位有才智的人不要想留下任何粗制滥造的即兴之作，这是符合逻辑的做法。
在博物馆成立之前，以及乔治·居维叶来巴黎之前，博物学家们关于他们的科学、指导方针和划分的流行观念是什么？有一些普通著作对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十分有用，如拉朗德的《天文学》及其《概论》，或布里松的《物理学》，它们迅速而准确地向我们传授一个时代的大众的科学概念，我们可向其中一本请教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就向孚克劳的《博物学和化学的基本概念》[6]求教。
在共和二年版（1794）的第5卷之首，孚克劳在论及“有系统的分类和动物的形体”的重要问题时，以下面一段话开头：
遍布地球的动物无以计数，如果大自然不以多样化形式让这些生物显示出一些显著差异，人类可能永远无法区分和完全认识它们。根据这些差异，区分它们就变得容易。博物学家一直知道这些差异的作用，并利用它们把动物划分成数量有点多的纲，形成人们所称的分类方法。尽管这些分类被证明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也尽管大自然创造的所有个体形成了一根连续的没有分支的谱系，人们却不能否认，这些分类有助于记忆，而且很适于指导博物学的研究。
孚克劳仿效道本顿的观念，列举了动物的八个“目”，对整个动物界进行划分：胎生四足动物目、鲸目、鸟目、卵生四足动物目、蛇目、鱼目、昆虫目和蠕虫目，珊瑚虫被划归蠕虫目。他指出，“这些分类也许还可以增加更多。但是，”——而这个意见暴露了这个时期分类的真实含义——“分类增加，困难也增加，而人为的方法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简易和明晰是人为的方法的唯一优点”。
这是在1794年说的。然而，十年后，在共和十二年（1804），还是这位孚克劳，在为莱弗罗出版社的《自然科学词典》撰写引言时，针对1794年他用创造物的“连续的没有分支的谱系”这句话表达的概念写道，有些著名的博物学家——我们理解为居维叶及其弟子——“否定形成这种谱系的可能性，并确信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连续；它只形成一些相互分离的群；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无数根相互独立的谱系，每个谱系是连续的，但是它们之间有分歧或者不连贯，即不可能发生结合。”
虽然1794年文本和1804年文本发表的日期十分接近，但通过对它们之间的全部观念和事实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估摸出在创建博物馆和居维叶来巴黎后的几年里，变革发生的规模和速度。
1794年文本简述的是法国博物学家的全部流派，以及从1740年到1790年间他们进行思考和分类所获得的知识。在1804年文本中，是经过七到八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劳动得出的一些与过去完全相反的结论；概述了以对官能的研究为基础建立一些分类的努力；最后是从早期的解剖学工作合乎逻辑地推断出的一种结论，即，从一个动物群到另一个动物群，机体的每种器官都经历一种退化过程；但是不同器官“所依照的退化顺序不完全相同”；这一种器官在一个物种内处于至臻状态；那一种则在另一个物种内处于至臻状态：因此有多少控制器官，就要形成多少系；可是随后怎样由这些不同的系产生像1794年孚克劳所说的，那种“连续的没有分支的谱系”，那种在18世纪，人们还按照17世纪的传统相信的单系的创造物呢？
其实，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内容却大相径庭的两个文本中，就存在着多丹的两个论题。先是他对18世纪的系的观念和分类方法的研究，然后是对从1790年到19世纪前25年居维叶的著作的仔细研究，并且通过比较对拉马克的著作的仔细研究。
对这三本内容如此丰富的著作，我要是打算从细节上进行分析，或者特别是根据它们的结论来评论，我可能会贻笑大方。所有读了多丹著作的人都会说，不管他们对这些复杂问题有多了解，读这些著作都让他们受益匪浅。我充其量会就一个由于其他原因未被作者直接关心的问题，发表一两条意见。
亨利·多丹指出，在他所研究的活跃时期，这种分类工作正按照各种原则进行，命运各异。他力图追溯它的起源，自然首先要参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7]最好从中寻找个人努力的结果，或者寻找只是某个时代的知识的教学专科全书，不管怎样人们会在其中碰到一种重要的分类准则，居维叶后来不无奉承地说，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分类，只留下“很少的事让他后面的一些世纪去做”了；更确切地说，后面这些世纪实际上是相当惬意地躺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舒服的枕头上。但是，同样，亨利·多丹在探寻一种在其原理上与系统分类学完全无关的概念的起源时，也再次拉着我们和他一起，追溯到久远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这种非常有影响的概念，即一个生物界构成一根形态链，这些形态的生命力一点一点不断地从最大降到最小的概念。
可是，到了那里，他向我们提供了什么呢？他提供了对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些特别重要的问题的概念的一种研究，审慎但是很认真的研究。相当好。可是我从中发现两个缺陷：一个来自亨利·多丹的著作本身。另一个更普遍，仍然属于一个方法问题。不过仔细一想，这两个缺陷本质上只是一个缺陷。
我们翻开第一部著作。第一章，“分类”。有些宽泛的附注，然后紧接着一节：“亚里士多德与动物分类”。之后是林奈。第二章，“系的概念”。然后紧接着一节：“亚里士多德与生物的系”。之后是林奈。这就是我们几乎不可避免的“职业偏离”[8]产生的作用吗？这个如此遥远的历史开端促使我身上的一种反射机制无法抑制地发挥作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没问题；可是我们就拾级而下，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走到“现代人”吗？——绝不是，多丹会反驳。亚里士多德不是自己在那儿的。他根本没有产生系的概念。我并不打算在解释过去的事时越过林奈。只是由于林奈所处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的博物学家们都在专注分类这项工作，而且受到系的观念影响，因此我当然要寻找这种观念的来源，而且要探寻这项工作是由谁首先开始的。
确实如此。在涉及自文艺复兴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植物学和动物学分类的工作时，也确实如此，第一章第三节涉及植物学，同一章第五节涉及动物学，其中还包含许多有用的历史标示。显然不像多丹可能希望的那么完全，也不总是像他可能希望的那么明确；如果说人们在自然科学史的广阔领域耕耘少而不善，致使我们没见到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积极的科学活动的有价值的著作，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没见着这些关于系的观念的居间的标示。人们从拥有现代注解手段的多丹在1926年这样理解和解释的亚里士多德，转到18世纪的人所拥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从亚里士多德引出的概念，跳过了一长串世纪中的一连串环节，一下子就把第二十个环节和第一个环节接起来，在其开端和中期之间建立联系，这岂不是显得十分突然吗？
换句话说，我寻思，在这种工作中，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要的亚里士多德？出于措辞方便，我把他说成“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由于他们多少有点自觉地让那位亚里士多德符合他们的需要和精神状态，因此，那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影响更深刻。
我向亨利·多丹提出我的顾虑，因为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科学的学说知之甚少，因此在提出顾虑时，我没有畏畏缩缩，我明显觉得，除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系的观念外，我们还应该给其他观念留出位置，也可以说给其他想法留出位置，它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许仍然对那些半形而上学、半科学的概念施加了一种长期的影响，亨利·多丹在他自己的领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概念的某些过时的表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从亨利-科尔内耶·阿格里帕和帕拉塞尔斯，到那些帕多瓦人及其弟子，从蓬波纳齐到克雷莫尼尼，从卡尔丹到乔达诺·布鲁诺，从瓦尼尼和特勒肖到康帕内拉，为了超越充满陈腐事实的经验主义，为了让自己好歹形成一些观念（这当然有点操之过急，但是，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永远都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想自己来理解事物，每个人终究都必须适应这种暂时性），他们做出了积极勇敢的努力；而为了尽量形成一种严密的关于宇宙的表述，不只是由《创世记》得出的神学所提供的那种表述，他们做出了既虚幻又有力，而且确实感人的尝试。在这些努力和尝试中，他们曾经大胆表明，他们相信存在着生物的相互关联性、生存相关性、运动连贯性，在他们看来，这些能够构成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念来替代不完整和不协调的表述。
这是把一个仍然捉摸不定，但已可觉察到的通用机械论的概念，运用于大自然的现象吗？倒不如说这是对自然统一体深刻预感的结果。这个统一体和一个生物机体相似，各部分受到同等的激励，通过它们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协力达到同一个目的。一位在这些领域作出过有效努力的非凡的观念史学家，研究康帕内拉的历史学家，莱昂·布朗歇，十分清楚地在这种预感的深处注意到[9]，在器官和心理相互关联的观念与连贯性和机械决定论的概念之间，尚不存在任何区分。因而凡是有运动的地方就存在意识，凡是有意识的地方就存在运动，这种对应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本质同一性，它就像一条岔路，引导自然科学要么走魔力论解释的途径，要么走完全不同的机械论解释的途径，在所有这些人看来，两者都合理，都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广博的概念，也是扎根在那么遥远的过去的，而且在16世纪，它们无疑比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更有生命力、更有效，它们对16和17世纪的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艰苦工作产生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吗？这有待观察。似乎是没有，而多丹在研究之后，在其阐述事实的方式上也很可能没什么要改变的。这里，我觉得理当向他提出另一种顾虑，他如今不就是一位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顾虑的非凡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