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有这些看法都发人深思。但是，人们总是带着更强烈的好奇心，接着讨论那个令人头疼的中心问题：语言与民族性的关系。在法语的推广与法国人拥有的民族意识之间，存在什么直接的关系？
布吕诺没有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他婉转地谈到了。他在书的末尾进行了回顾，首先是回顾了具有地方主义的外省地区或环绕法国的外国语言。那里的人懂法语吗？例如贝阿恩，这个地区“尽管受同一个国王统治，但是对法国很陌生”，而且直到大革命爆发还坚持语言地方主义；巴斯克地区对法国的文化和语言不理不睬；在路易十四时代，鲁西永地区进行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尝试，通过学校来普及法语，但是没有坚持多久，没有继续下去。在科西嘉，一切还有待进行。1779年，当年幼的拿破仑到奥顿时，还一点不懂法语；他在那里先学了点皮毛，后来是在布里埃纳学会了法语。布吕诺还回顾了布列塔尼，那里的民众不懂法语，都争先恐后去听布列塔尼语的讲道，听布列塔尼语的秘传教义，而在城里人们说法语，这就使得“十分强烈的布列塔尼统一和独立的意识，无法以任何方式和对本地语言的爱好混同，并为它提供支持”。然后迂回到沿海的弗朗德尔、阿尔萨斯、洛林，在这些地方，人们倾向于靠拢法国，同时却又依恋当地语言；人们任凭法语渗透进来，却又坚持地方语言的特性。这些方言之间也存在千差万别，其间还有无数变种。
当然，当费迪南·布吕诺结束边境之旅时，也游遍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国，他注意到几乎到处都有会说两种语言的人群。人们在乡间说方言，在城里也说方言，但是书写用法语。必要时，例如遇到路人，或者跟大人物在一起，连农民也壮着胆子说法语。说起来吞吞吐吐，还很不好意思。因为，人们攀龙附凤和屈尊俯就一样，都会让人瞧不起，小业主娶大户人家的女儿，产生的耻辱一点不比大业主娶他的女仆产生的耻辱小。同样，在村子里，如果不是因为绝对必要而放弃说家乡话，也会让人瞧不起。一个农民“胆敢说法语”，就是大逆不道的反社会行为，肯定要遭到极其冷酷的嘲笑。人们会指责他装腔作势，要“冒充大老爷”，还有比这更严厉的责骂吗？不管怎样，那些偶尔和迫不得已才说法语的人，这样做绝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人们可能称之为对民族语言狂热崇拜的东西。没有民族，就没有民族语言。布吕诺在复述1789年拉博·圣艾蒂安说过的一句话时注意到，在大革命前夕，在只考虑方言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还在寻思：“所有外省按照唯一一种法律融合到一起，按照相同的道德准则来管理，这种联合是不是一种空想？”费迪南·布吕诺谨慎的深思熟虑和批判意识又一次大大帮助了他。他感觉到这里不是存在一个问题，而是存在一系列问题。
其实，当人们思考这个问题，说在旧制度下，语言和民族性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联系时，这只是注意到民族这个词在1750年或1793年表达的不是相同的意义。在1750年，还不存在唯一的民族，必须到1791年，它才与国王和法律一起，出现在那么多教堂和市政厅的门廊前。这种民族无疑像一个理想，存在于许多人的精神中。但是，其他的“民族”，古老的、传统的，在许多世纪里把人们圈在一起的民族，仍然伴随着它继续存在，而且阻止人们认识它，阻止人们只想着它，阻止它形成唯一的一个民族。然而，这些民族各自都存在语言问题。
我对一个抵制法语最坚决的外省的历史有点熟悉，可以说它是对其独立的过去记得最牢而且最久的一个外省，它就是弗朗什-孔泰。弗朗什-孔泰人对法语的态度无比奇特。从文化上说，这是一些“勃艮第”类型的法国人。但是，从政治上说，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远在法国历史之外。从上古中世纪到1674年被征服，其间除了从1295到1384年，这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以及从1477到1493年这苦难的16年，孔泰跟法兰西王国都毫无关系。
在16、17世纪，弗朗什-孔泰从属于法国国王最厉害的对手，它和法国并不是没有关系，它和法国不共戴天。路易十一的无以复加的野蛮和残暴，他的军队犯下的烧杀掳掠的滔天罪行，最终使弗朗什-孔泰的勃艮第人成了法兰西王国的死敌。16世纪末，亨利四世的没有信仰、没有心胸的残暴与贪婪没有使事情改观。弗朗什-孔泰人说什么语言呢？无疑是说他们的方言，这样才具有民族语言的尊严，而且当他们需要一种文化语言时，他们的选择当然是拉丁语，后来呢，是西班牙语吗？
西班牙语？尽管雨果的一首诗曾经让一个传说根深蒂固、持久不衰，但是，不仅从来没有任何西班牙人在弗朗什-孔泰生活过，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弗朗什-孔泰人曾经打算到西班牙的大学去求学深造。有不少人去伊比利亚半岛旅行过，许多还定居在那里，当然不是作为学生。相反，在整个16世纪，在多尔的弗朗什-孔泰大学花名册上，只出现过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不知道是学生还是教授。[59]
拉丁语？当然，在16世纪，它还在处处流行，在孔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这时它还保持着它的地位，但是仅此而已，它没有起过多的作用。而且它似乎比当时在法国的许多外省占据的地位还低。奇怪的是，我们看到，在16世纪的孔泰，所有从事出版的人，似乎都喜欢故弄玄虚地附上一些标注，以此来显示他们的法语知识。[60]显然，毗邻的大王国的语言，巴黎的语言，但也是第戎和里昂的语言，在弗朗什-孔泰享有牢固的威望。那里的人们为能和索恩人一样正确和流利地书写法语感到自豪。有一位纯人文主义者，是伊拉斯谟的一位追随者，叫吉尔贝·库赞，他的书几乎全是用拉丁语写的，但在里昂却发表了两三本用法语写的小作品。[61]1557年，贝桑松的公证人费里·朱利奥用法语发表了《为失去的童贞悲伤的漂亮姑娘的哀歌》。1588年，法官莫尔洛也用法语的韵文撰写《对话》交给贝桑松的行政官员。1594年，马莱伯的外省追随者夏西涅所作的400首十四行诗《藐视生命》，其间还有针对“小先知书”和“诗篇”的《释义》，也是用法语写的。还有许多别的例子。在文艺复兴时期用法语写诗的弗朗什-孔泰的诗人——或者打油诗人——的名单很长[62]。况且他们用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成功。库赞，莫尔洛，以及其他许多人：这只是一些虚名。在文学上，夏西涅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还有日村的迪·莫南。在此期间还有佩姆的多题材作家马蒂厄，他的《以斯帖》《瓦实提》《哈曼》《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吉斯公爵》《牧歌》，紧接着有让·梅雷，他是皮埃尔·高乃依的嫉妒者，写了《西尔维》和《索福尼斯布》。
至于方言，那是农民的自有财产。人们若要跟他们交流，就得使用这种语言。奇怪的是，弗朗什-孔泰的文人早就喜欢说这些俗语了。我们的历史学家戈律，《塞坎纳共和国历史论文集》（1592）的作者，是一位拉丁语教授，可是他的所有著作都用法语写，甚至用高雅的勃艮第法语，这种法语有趣味、有韵律，用词准确精当。1589年，他在多尔出版了一本已经极为珍稀罕见的小书：《一些大人物的值得记忆的话语，其中包含许多快乐的俗语》。这些俗语融入弗朗什-孔泰的农民所说的方言中，他们被认为说过这些俗语。[63]与他们交谈的人，不论贵族还是市民，都说戈律的法语。
抄录这种方言一点民族自豪感都没有，这点我还用说吗？这最多满足了一个叫诺埃尔·杜法伊的人的好奇心，也算不上什么文学。当戈律在其历史语言学的胡言乱语中表露出一些对自尊的关心时，他是要宣扬一种爱国精神，这当然不是法国的爱国精神，而是“高卢”的爱国精神，但是他要在这种精神上跟法国人相通。这位反法斗士在其《塞坎纳共和国历史论文集》的开头，在向菲利普二世递交的请愿书中，拟订了一份十分明确的反法国瓦卢瓦王朝的论战写作计划[64]，要在17世纪里完成。孔泰的所有反法宣传者，从安托万·布伦到弗朗索瓦·德·利索拉，都应该听到这位出生在帝国土地上的戈律质问德国人[65]，向他们大声宣扬身为“高卢人”，说一种“源于古克尔特语”的语言的骄傲，并且像他在别处[66]从语言史扯到军事上时，夸耀“这两个正直而尚武的民族”的功绩，没有人永远抹杀得了这些功绩：这两个民族就是勃艮第人和……法兰西人！
真是咄咄怪事啊！竟有这么一个人，说法语显然是他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可是这种民族主义却是反法国的。另外，竟有这么一个地区，一些最有才华的人熟练运用法语，却部分地抱有反法国的意图！
我们来回顾一下。在16世纪的孔泰，政治、外交和行政的官方语言始终是法语。该地区的统治者用法语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宫廷联系，反之亦然。多尔的最高法院也是如此。人们在法庭上都说法语。法律，弗朗什-孔泰的习惯法，同样采用法语。[67]法学家们也用法语撰写用于特殊目的的文书，即便他们本来可以不这么做。而且，弗朗什-孔泰的多尔有一所大学，是最早教授法国法律的大学，甚至比法国的大学还要早。[68]而多尔大学首先是一所“为外国人办的大学”：许多人从德国、英国和荷兰到这里来，并不是希望在杜河岸边找到一个特别强大而活跃的高等文化中心；多尔既不是奥尔良、布尔日，也不是帕多瓦。如今许多外国人到瑞士法语区的那些城市学习法语，那些城市玩小聪明，想让外国人相信，他们说的是“纯正的法语”（而且不带地方口音！）。同样，在16世纪，与法国为敌的外国人，就常常自愿去位于法国之外的一个小的法语文化中心，那是一个富饶之乡，他们在那里受到热情和善的接待，也在那里学习说法语。[69]课程的补充，是我们母校大学的校友与当地有产者家的女孩子们的那些日常会话。人们还没有把她们称作进入社交圈子的引荐者。她们只是一些在情人节挑选情人的姑娘。但是，这些可爱的人儿在布吕诺先生的历史中也值得一提。[70]一个多世纪里，她们为推广法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说的是16世纪，正是拉丁化的世纪。当然，在17世纪，局面总是在发展，在巩固。而说法语的弗朗什-孔泰，却越来越广泛地、普遍地跟法国爆发对抗。然而，一个预料中的灾难发生了。两个勃艮第中最后的幸存者也被法国国王“并入”他的疆域。谁不觉得孔泰面临的问题奇特呢？
它的语言是其民族性的一个特征。我理解它用法语作为书写语言：方言与民族性无关，吞并也不会使它复兴。[71]我也理解它有小民族性，喜欢独立自主，以及那么久地反对法国。然而，法语正是它的新民族性的语言，尽管是统治者通过征服推行的语言，是一些新主宰的语言。17世纪末，孔泰人不管愿不愿意，都融入了这种新民族性，而要让他们把这种语言看成是这种新民族性的一种特征、一种标记、一个基本要素，需要什么？毫无疑问，需要将独立民族性，即小民族性——为了方便，并且冒着惹外省民族性的阴魂不高兴的危险，我们把这种独立民族性叫作小民族性——的记忆彻底消除，或者至少需要孔泰人以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从内心迸发出的热情的强大作用下，毫不犹豫地让一种正要占领和充满他们的整个意识领域的新的民族情感，超越在过去就已经被抛弃的外省情感！这种热情犹如冲破地层的地火，颠覆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地位。
这方面没有真正的障碍。这种新的民族情感，不必与任何同等级、同等价值和同等尊严的情感做斗争。对古代残余的纯粹依恋不是真正的民族情感。而且这些刚刚“并入”法兰西王国的“外省”，还有什么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可以倚仗呢？法国君主的宗教，已经受到如此致命的打击，而且自己也开始对信仰发生动摇[72]，对跟法国国王离心离德那么久，并且深怀敌意的弗朗什-孔泰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至于他们的外省的爱国精神，它只是也只能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再也没有任何有生命力的观念来激发它，把它具体化，并赋予它力量。外省的爱国精神，在像18世纪的弗朗什-孔泰这样的地区，靠什么滋养？靠对“当地领主”的忠诚吗？可是那种古老的“勃艮第”情感，曾经那么持久地鼓舞索恩河和杜河沿岸居民反抗西面的庞大王国的情感，在这个公爵领地和孔泰地区长期显示了它的力量和活力，可是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亨利·奥瑟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不久前我曾试着证实，在16世纪末以后，“勃艮第”情感已然消失殆尽。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允许它存在，或者继续存在。从查理五世，大胆的查理和好人菲利普公爵的继承人，到可怜的西班牙查理二世，他们之间有什么实际的联系？有什么真正的传统？
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孔泰有一阵子试图以很强很深的宗教情感作为灵魂。它完全地沉湎其中的革新的天主教教义，是被现代修会，如耶稣会和嘉布遣修会改革过的；这种特伦托天主教那么吸引人，那么有表现力，甚至那么充满激情，孔泰开始全盘接受，而且还曾在它那里寻找生存的真正理由。可是到了18世纪呢？那些热忱和神秘主义的时代已经遥远，越来越远；而且甚至在这个信教的地区——但在1720年信仰已不如1620年强烈——对宗教教条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已经在起作用。[73]后来呢？
所有这些处在一种不稳定自治状态的小块地区，它们的悲剧性命运更多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至于它们的特权，对专注于文字的法学家有用，他们高估这些特权的价值，这些价值以堆在积满灰尘的文献室里的陈腐的羊皮纸文献的厚度来衡量，这些文献被重重地盖上了封印，供他们自豪地查阅。[74]可是民众对它们不感兴趣。这些废弃的文献中没有什么东西可维持一种民族信念。任何地方的“外省”情感都在濒于消失，因为它们不再被一些思想、一些真正有活力的信仰赋予生命力。而且在外省，在一些被摧毁的外省情感的古老废墟上，曾经发展过一种更广泛一些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情感也逐渐枯竭了，可以说已经干枯。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君主的宗教，越来越受到批判理性主义的发展的冲击。1760年左右，人们带着一种极端而野蛮的喜悦，欢呼胜利，庆祝路易十五的彻底失败。他们是庆祝法国遭受到所有耻辱和失望吗？大概是的。不过，这不是人们所称的“法国”，这是“专制”……
自由的道路已四通八达。场地已被清理干净，以便按照希望进行新的建设。希望在一种自行崩溃的君主的宗教的废墟上；在不过是枯竭的残余或一些法律家专断的观念的外省情感的废墟上，最终能产生18世纪的人们将要定义的民族，它不再按照领地来定义，而是按照作为主权基础的全体公民来定义的民族[75]——而将让人们无比欣喜的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在远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渴望集体信仰，并将重新获得一种新兴而炽热的信念、一种生存的理由。
此时，并且从此时起，我们无疑必须面对法国的语言和民族性之间的关系这个唯一的问题。而在18世纪，人们面临的却不是唯一的问题。那时有10个、20个关系问题，即那些在旧法国中语言的使用和诸多外省的爱国精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人们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衡量简化与转变工作的关键的重要性和规模，这工作曾经就是1789年、1791年和1793年的人的工作。
不过，我们别揣测布吕诺的后面几卷著作的主题。我们怀着好奇心焦急地期待它们，布吕诺的伟大著作的第5卷和第7卷充分证明我们有理由期待；对历史学家来说，它们确实十分新颖，十分精彩。布吕诺以一种精通，同时以一种审慎、一种保留、一种独特的敏锐的批判精神写的，就像是对我们民族史伟大篇章的一种出色的不朽的批注。不仅如此。他的见解发出的强烈光束，照向整个过去，往往能给人十分明显的启示。我们往往以为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去，但是实际上还没有深入了解。这束光照亮了那么黑暗的深渊，让一些熟悉的景色意外地披上那么绚丽的光彩，令我们感到惊讶，带点困惑地在这些景色旁驻足：“来吧，这里要修改，这里要完整建立，这里要推翻重来……”多么有益！这么富有成果的两种学科，积极而密切的合作来相互充实，这是多大的进步啊！而总体史靠语言史的这种变革，这种如此有创造性的和有力的拓展，获得的益处也许也不少。
[1]一种操心革新的历史学拥有协作者和支持者，在对它们进行考查时，应该有地理学的位置，而且是在首要位置。但是，五十年来我们对它的研究已经够多的了，不打算再单独研究它。因此在这里不提地理学，可能令人惊讶。
[2]《历史综合评论》，Ⅻ，1906年。
[3]J.Passy，L'origine des Ossalois，Ouvrage revu par P.Passy，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Paris，1901.
[4]Gilliéronet Edmont，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Paris，Champion.
[5]«Scier» dans la Gaule romane du Sud et de l'Est（Étude de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Paris，Champion，1905.
[6]两位作者多次观察到，他们所用的词语：“resecare”“sectare”“serrare”不是一些复原类型的词，“而是一些单纯示意的词，用来代表拥有相同起源的、可以归为同一类型的全部方言词”。
[7]那么奇怪的是，怎么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些“re-serrare”来表达“锯”的概念呢？
[8]根据《法兰西语言地图集》中“镰刀”的地图；在整个“sectare”地域，“镰刀”这个词目前都用“volan”表示，意思是“无齿镰刀”。
[9]如果诚如作者所言，“思考和事实相一致，破坏了这种被称作方言的语言学的虚假的统一性，推翻了这种一个市镇或者甚至一个族群一直是拉丁遗产的忠实保管者的观念……任何方言学研究都将不是从这种人为的、混杂的和可疑的统一性开始；我们将对词进行研究，而不是对方言进行研究”。
[10]相反，他们指出，一个拉丁语词“可能只占据一个唯一拥有这种事物或观念的地点，而且当其他地点也拥有这种事物或观念时，就是这个地点把这个词提供给了它们”。
[11]《历史综合评论》，ⅩⅦ，1913年。
[12]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Paris，Hachette，1912.第一版于1903年出版；关于第二版，梅耶可以说，没有哪一页是前一版的完全复制，而在第三版中，确实“很少有几页仍然是原第二版中的”。
[13]Aperç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Paris，Hachette，1913，pp.ⅹⅵ-368.
[14]第366页。这一段在第一版（1903）中没有。
[15]例如拉丁语就提供了许多完全外来词的例子，是从一些外来人群中借来的，用作工具和物品的名称。表示“huile”（油）的词就完全是从希腊语借来的。这是因为一些希腊移民已经在地中海西部盆地叫卖“olea europaea”（拉丁语：欧洲橄榄油），无疑被坎帕尼亚的希腊人输入罗马。但是，按照梅耶的说法，这些词语本身并不来自古老的希腊语——印欧语。生成“oliva”（拉丁语：橄榄）的“λαία”，生成“oleum”（拉丁语：橄榄油）的“λαιοv”，想必来自爱琴海地区（《希腊语言史概况》，第61页）。同样，罗马车辆制造业的大部分技术词语来自高卢地区。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
[16]L'ancienneté de l'idée de Nation，leçon d'ouverture du Cours d'Histoire de d'Antiquités nationale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12-1913［Revu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Revue Bleue），nosdes 18 et 25 janvier 1913；à part，Paris，1913］.
[17]《致雷纳克的信》（Lettre à S.Reinach），载《人类学》（Anthropologie），1903年，第252页。C.朱利安写道：“拉丁人跟我们比起来，是多么幸运，又多么明智啊，涉及民族时，他们不知道种族这个词和概念，而且遇到这种事只说名称！他们说‘拉丁人’‘罗马人’就行了。而这是实际情况；因为罗马人尤其是个名称，而克尔特人也不过是个名称。”
[18]无须说，尤其是自1913年以来，利古里亚族的概念变化很大，而且，如今在这个问题上，朱利安无疑将会改变他的观念。可是我们不必改变这些文章的内容。它们为人们在写这些文章时所处的时代的所谓科学提供证据。
[19]《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第三版，第405页。这一段出现在关于印欧方言的发展的一章，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该书第一版中没有这段话。同样参见《希腊语言史概况》第18页：“正如印欧语系以一个具有一定统一性的民族为前提一样，原始希腊语的前提，是在有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希腊历史之前的时代，就存在一个具有明显的统一性，从而拥有一种语言的希腊民族。”
[20]poussière linguistique，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用来表示一个特定时期的语言的特征，是该语言早期阶段的残留，不再有产生新的语言成分的能力。——译注
[21]《希腊语言史概况》，第64页。——要特别注意，就在这一章，梅耶有一些关于专名学及其潜在用途的极有用而且有趣的意见。其中一些有关方法的注释，对历史学家来说非常珍贵（第55—99页）。
[22]《希腊语言史概况》，第74—75页。
[23]同上书，第116页。
[24]同上书，第269—272页。
[25]这里为意译。原文为grec（希腊语），双关语，在法语中，“希腊语”用来比喻“难懂的东西”。——译注
[26]《历史综合评论》，ⅩⅩⅩⅤⅢ，1924年。
[27]布伦：《对法语引入法国南方外省地区的研究》（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introduction du français dans les provinces du Midi，Paris，Champion，1923）。同样还有《法语引入贝亚恩和鲁西永》（L'intnoduc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en Béarn et en Roussillon，Paris，Champion，1923）。
[28]布伦：《对法语引入法国南方外省地区的研究》，第404页。
[29]Brunhes，Géographie humaine de la France，Paris，Félix alcan，1935，t.Ⅰ，p.355.
[30]多扎（Dauzat）：《语言地理学》（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Paris，Flammarion，pp.156-195）。“论对康塔勒的地理学影响，布伦的出色说明”（Sur les influences géographiques dans le Cantal，bonnes indications de Brun），所引著作，第57—58页。
[31]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administratives du Languedoc，du ⅩⅢesiècle aux guerres de religion.
[32]Histoire du Languedoc，Paris，Boivin，1921，p.102.
[33]多尼翁，所引著作，第214页。
[34]参见《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吉罗（P.Guiraud）：《关于古代世界经济的研究》（les études sur l'économie du monde antique）中，最近使西米昂先生受到启发的始终公正的意见。
[35]加雄，所引著作，第118页以及第116页：“它（朗格多克地区）帮助法国对抗英国人甚至是一个时机，它抓住机会，终于与中部诸省一起，变成了法国的成员。”我们有意在一本为所有人写的历史书中查考这些情况，再说这书是能人之作。
[36]在布伦的著作的第1页，文字直截了当：“历史的事实，不是吗，而且是政治史的事实，这就是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特征。”
[37]拉丁语：我行我素。——译注
[38]第421页有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此后人们都承认，（这道敕令的）影响几乎是巨大的。”
[39]例如：“公职人员的出现”（第82页）：一个“公职人员团体”（出处同上），和其他上百个诸如此类的说法，在布伦的这个小论题中读到这种看法不免会让人们惊恐（第62页）。“由于乐观的拖延和有信心的机会主义，中世纪不再时兴了。”当布伦先生写到路易十一时期设立的这个职位在地方行政当局与中央行政当局之间建立联系时，显然没有料到，路易十一的这个“职位”，与我们现在用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再举例了，因为这么做会有失公允。
[40]Meillet，Aperçu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grecque，1913，Ⅲepartie，chap.Ⅵ，p.345.
[41]既然我写了它的名称，我们要指出，布伦在阿尔萨斯进行过一次研究旅行，其间完成了一篇十分有趣的语言学著作，这次旅行不会对他没用吧？他对17世纪法国作家常常引用的那些证据进行了十分流畅的讨论（第467页），我们就通过阅读来思考一下，那些作家（如拉辛在于泽斯）宣称，南方当地人听不懂法国人的法语，比法国人听不懂南方人的法语多。布伦举出一个事实来驳斥拉辛的证据，就在1664年，于泽斯的本堂神甫在他的堂区登记簿上，用法语代替了罗曼语，我们立即想到在阿尔萨斯，如今的许多从业的小学老师，在停战时可以说对我们的语言一无所知。有些人，极少数很有天赋的人，每天学习法语课程，然后就去教学生：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教过之后就忘了，至少是部分地忘了。虽然很难做到用法语跟拉辛，甚至跟布伦侃侃而谈，但是如果有要求，他们也会用不太确切的法语，在村子里进行户籍登记。还有一例，莫里哀带着剧团走遍南方进行演出。“他是对着空荡荡的剧场演出吗？”布伦问。不过，阿尔萨斯人去斯特拉斯堡的剧院看古典戏剧（那里有时也上演莫里哀的戏），倒不是因为他们懂法语，而是因为他们要努力学会优秀的法语！
[42]这篇文章写道，在人们不能说到波尔多地区的时代。自1947年布特吕歇（R.Boutruche）的优秀论文《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地区的领主和农民》（Seigneurs et paysans du Bordelais pendant la guerre deCentAns）发表后，人们可以说到它了。
[43]拉丁语：沙漠中的呐喊。意思是非主流意见。——译注
[44]《历史综合评论》，ⅩLⅡ，1926年。
[45]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Paris，Armand Colin，1926.
[46]拉丁语，大意是：两位诗人杰出一生，多产而辉煌……——译注
[47]在同一系列中，巴尔布转载了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和莫尔的《乌托邦》。在18世纪结束时的这次复兴中，有趣的东西在出版时都假借了爱好珍本的名义，有思想特点的著作的名义，或者对16世纪的情怀的名义。
[48]在这一时期，培尔（Bayle）已经注意到，博学的诗人们发出了“拉丁诗最后的叹息”（第7页）。
[49]关于此前的时期，参见布吕诺的著作第5卷，第21页：“拉丁语在自然科学中进行抵抗……尽管科学获得公众的尊重，但科学家在社会上获得地位还很困难”，等等。
[50]关于法语科学报刊的问世：《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1665）、《文字共和国新闻》（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1684）、《通用图书馆》（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1668）、《特雷武报》（Journal de Trévoux，1701）；亦参见第5卷，第23页及以后各页。
[51]Brun，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introduction du français dans les province du Midi，Paris，1923.
[52]见第5卷，第36页，n°2，和第37页，以及第6卷，第148—149页。
[53]大多数小学老师居无定所，他们的方言想必也说得不好，因为各个村子的方言不一样。而方言说不好的人会遭人耻笑，过去这种农民的嘲笑让人难受，他们对不握犁把的游手好闲者，如裁缝、鞋匠、织布工以及最无所事事的小学老师，态度都很差，说他们这种一无所长的人，只会培养懒汉。
[54]我们想想，首先得读拉丁文的祈祷文和礼仪书，人们想必会知难而退。布吕诺指明了完全自然存在的障碍，这些障碍妨碍了从用拉丁语阅读向法语阅读的顺利过渡。孩子们学读de-u-s（拉丁语：上帝）这个词时，会把所有字母分开发音，一旦要读deux（法语：二）就会犯晕（“deux”结尾的“x”不发音——编者注）。
[55]Ardaschef（Les intendants de province sous Louis ⅩⅥ，trad.Jousserandot，Paris，Alcan，1909）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参见第373页：“总督们很少关心老百姓的小学。”他们首先重视技术学校。总之，是物质上的功利导致他们这么做的。
[56]Glossaire du Parler de Bournois，Paris，Welter，1894，p.7：“1877年，我还用木制的犁耕地……1874年，布尔努瓦人还使用连枷脱粒，我今年就和我唯一的弟弟弗洛朗坦一起，打了200捆麦子……布尔努瓦人从地里得不到本该产出的收成的四分之一……，因此他们的粮食严重不足。”第8页：“许多人家都闹春荒，哪有粮食卖……牲畜的情况也是如此。春季刚到，粮仓就几乎空了。”第10页：“农民除了种地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摘录把我们带进一个极想去探索的精神和心理的领域。第19页：“依照旧习惯，所有道路都是直的，保养很差，几乎无法通行……也正是由于路面崎岖坎坷，1815年布尔努瓦才得以长久避免了敌人来来往往的侵扰。”
同样还有佩龙（Ch.Perron）关于同一地区的一个村庄布鲁瓦莱佩姆的精彩概述（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Émulation du Doubs，1889，p.373）中的注释：“人们劳作非常辛苦，却几乎没有收成……一个农夫留下作为来年的种子和糊口必需的谷物，剩下的就仅够付裁缝、雇工的工资，以及佩姆的高利贷债主的小笔债务，这笔债务还是在他的全部牲畜死掉的那一年欠下的……”
[57]参见鲁塞所说的有关他父亲的内容（所引用著作第6页）：“他的父母想让他教书，可是他宁愿去当兵。7年后，他带着士官军衔回到村里。从那时起，他就几乎一直在担任全镇的文书。他的几个堂亲中有几个士官和1位小学教师，都出身于村里还没有消亡的昔日小贵族。我在我们孔泰的村庄遇到过一些老战友，他们多次自豪地告诉我乡里的孩子在‘大战’后以士官军衔，甚至以军官身份衣锦还乡的人数。”鲁塞十分清楚地注意到，随着小学的发展，士官、小学教师和小官吏这种“持有资格证书”的小阶层在扩大。参见第20页：“人人都想当学者。这成了一种真正的热潮，侵袭着人群……最近这些年（1894），这个不到395人的小镇，出了1个神甫、6个小学教师，还不算那些没通过考试的和那些准备当学者的人。”
[58]就因为如此，在大革命时期游遍汝拉地区的传统的布列塔尼人勒基尼奥，能够向我们指出上汝拉省山民的“语言的完美”（Voyages dans le Jura，volume 1，p.261）。他注意到，“圣洛朗及近郊的所有那些不断迁徙的家庭，都很会读书、写字和计算，读报是他们的一种乐趣。”
[59]对照1905年载于《贝桑松科学院论文集》（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 Besançon）的鲁塞的很有判断力的文章《弗朗什-孔泰曾经是西班牙的吗？》（La Franche-Comté a-telle été espagnole？），我不抱幻想，引用了这篇著作。还存在有利于这个传说的一段时期，并且不断在弗朗什-孔泰发现一些棕色头发及浅黑色皮肤的人，他们是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贵族的后裔，还随处可见一些“西班牙式的宅第”“西班牙式的栅栏”“西班牙式的窗户”。然而，弗朗什-孔泰的城市或村庄从未住过王室高官、行政官员、高级教士、博学者、商人或西班牙学生。相反，西班牙倒是有过出身为弗朗什-孔泰人的大臣、外交官、军人、农夫、商人。我们的研究“十年战争”的历史学家吉拉尔多·德·诺泽鲁瓦说过一句话：“西班牙王国是向四处扩展的勃艮第。”
[60]Avec quelque appréhension au début：Petit livret，interroge Ferry Julyot en 1557（p.3），
Petit livret qu'en azard te veulx mettre，
En France aller，fontaine d'éloquence，
Doubte-tu point rencontrer quelque maistre
Quimocquera ta rustique loquence？译文：1557年，费里·朱利奥（Ferry Julyot）在他的《小册子》（Petit Livret）中，用带有一丝担忧的语气写道：“这本小册子，你快放下。快到法国去，那儿是雄辩术之乡。你难道没有遇到过一些先生，他们嘲笑你那乡巴佬一般的口才？”
[61]M.Perrod 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franc-comtois imprimés antérieurement à 1790，Paris，Champion，1912.
[62]例如对照库赞的学生Jean de la Baume Perès的法语著作（Aulcunes ceuvres gallicaines，Lyon，1556）；J.Flory de Vercel的著作；法院书记员Claude de Lesmes的著作；医生Jean Vuillemin的著作（Éclogue du Verbe Divin，Lyon，1573，etc.）。
[63]见第333—335、345—348、389、406—407页。下面是“记录”这种方言的一个范例：事关弗朗什-孔泰农民在听到卡齐米尔公爵威胁他们家乡的风声时发生的骚动。戈律向我们叙述，他们在想：“Qu'au souque ce M.Cassenesille vin fare en ce pei？et mérite ben qu'on lou pegne in pouchot.—Coise tay，respondoit l'autre；et ne nou demande ran；ce et ne tin qu'à l'y baillie des ne filles，y seu contan de l'y en donna pour ma part un sachoutot”（p.397）。（这是方言俗语，未译。——译注）
[64]戈律：《历史论文集》（Mémoires historiques），1846年再版，第ⅩⅩ页：“倘若高卢的一些子民觉得必须接受使命，那么让勃艮第人去完成并非不合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说的语言是那些最敢写文章反陛下的人的语言，而且因为他们是奥地利皇室和西班牙王室的忠诚臣民和最忠实的仆人；我决定在政治史上写文章反驳法国人，在宗教史上反驳法国的胡格诺分子。”
[65]参见livre Ⅰ，chap.ⅩⅫ，p.56：“别担心，高卢人，如果德国人在此叫嚷说我们的语言大部分是他们的，就用我们的克尔特语反驳……经过600多年被征服、奴役和主宰的耻辱之后，他们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之外被人认识”，等等。
[66]Livre Ⅱ，chap.Ⅰ，90.—Id.，p.94.
[67]不仅严格意义上的习惯法，而且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发布推行的许多法令汇编都是用法语写的。弗朗什-孔泰的开业者喜欢读的书，圣-莫里斯（Saint-Mauris）的《开业指南》（Pratique）（1577），是用法语写的。一些广泛流传的著作，如博盖（Boguet）的《巫师的对话》（Discours des sorciers），也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法语写的。
[68]17世纪最杰出的弗朗什-孔泰法语教授塔尔贝，就是依照日期注明为1653年3月4日的西班牙国王的特许证书，被任命为大学的习惯法日常课程的教授，为期三年。他获得了巨大成功，习惯法教授职位最终在大学一直留了下来。然而在法国，法国法律的课程也只是在1679年4月敕令颁布后才开始的。
[69]相反，在这个时期，弗朗什-孔泰人很关心找人教他们的孩子外语，不仅仅是意大利语，一有机会还学西班牙语和德语（参见由托普克发表的海德堡大学的人名登记册），以及弗朗德尔人的蒂瓦语，这对将来在哈布斯堡王朝做官有用。
[70]关于多尔的在情人节找情人的姑娘，参见蒂罗尔人盖兹科弗勒（Geizkofler）的奇特的《回忆录》。布吕诺先生在其第五部（第215页和注6）中谈到多尔大学，颇有教益。他参考了隆甘（E.Longin）的关于17世纪的出色的有价值的短评《多尔大学的弗朗德尔民族》（La nation flamande à l'Université de Dole）。局面已经和16世纪十分相似。参见费弗尔的《菲利普二世与弗朗什-孔泰》（Philippe Ⅱ et la Franche-Comté），第二十章，关于以前的时期，参见《吉尔贝·库赞与弗朗什-孔泰宗教改革》（Gilbert Cousin et la Réforme en Franche-Comté）［载《法国新教社会史公报》（Bull.SocHist.Protestantisme français），1907年］中一些有关1530年弗朗德尔的伊拉斯谟追随者在多尔的表现。
[71]复兴的势头至少不比其他地方强。18世纪，在被法国征服后，在弗朗什-孔泰（像在许多其他外省一样），有人以用方言写“诗”为乐。（可添加到布吕诺先生所列清单中的）最重要的两首，一是1735年的《另一个世界一位穿撑裙的夫人的到来》（L'arrivée d'une dame en l'autre monde habillée en paniers），是用贝桑松方言写的讽刺诗（博吉约，s.d.in-8°，16页），它招致了一些模仿：（瑞士）库鲁的一位叫费迪南·拉斯皮勒的本堂神甫，把它译成“德莱蒙河谷科尔纳的方言”；它以这种形式被罗塞（A.Rosset）编入1903年至1906年的《瑞士民俗档案》（Archives suisses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Schweizer：Arch.f.Volkskunde，Zürich）。一是1735年的《报时人，以贝桑松方言对话形式的讽刺史诗》（La Jaquemardade.Poème épicomique en dialogue au patois de Besançon，Dole，J.-B.Tonnet）。这是八音步方言诗形式的对话，是刚刚重建的贝桑松玛德莱娜教堂上的时钟的报时人像与相邻的一个补鞋匠的对话。作者是初等法院的顾问比佐，他自己注明是用方言写的：
Lou bé peuple de Besançon
La z'antandan pâla Francet；
而且在诗的开头，比佐自以为有责任告诉读者，谈到……他所说的方言的发音方法。最近这份文献和整篇诗一起，再版于《杜河竞赛协会论文集》。就在同一时期（1753），布雷斯边境上一位孔泰妇女，玛格丽特·德·梅松福特（Marguerite de Maisonforte）（布伦夫人），发表了她的《论萨肖街葡萄酒制造商的孔泰语-法语词汇》（Essay d'un Dictionnaire comtois-français par un vigneron de la rue du Sachot）（贝桑松，1753年，39页；第二版，1755年；第三版，1759年），更加有力地证实了法语对该省的占领。因为布伦夫人的《词汇》不涉及方言，而是一些当地的短语和习语，她指责它们用法不规范。关于用方言写的《孔泰圣诞节》（Noëls comtois），对照贝朗（Behrens）的参考书目和马克斯·比雄（Max Buchon）在其《弗朗什-孔泰民歌》（Chants populaires de la Franche-Comté，Paris，1878）的开头所作的细致的研究。关于布伦夫人的《词汇》，爱德华·德罗（Édouard Droz）在1919年版的《杜河竞赛协会论文集》中有些评论。
[72]见马克·布洛赫的杰作：《会魔术的国王们》（Les rois thaumaturges，Strasbourg，1924）的末尾几章。
[73]孔泰人的斗争精神不值一提，为反对征服而进行的持久抵抗也不值一提。不服征服的人远走他乡，留下的人很快就归附新君主。在传说和文学中，有描述说孔泰人死后要求把自己“面朝地”埋葬，为的是不想看到他们所厌恶的主人。一代人的时间，一切都结束了。从1720年到1789年，在这个外省地区，没有反法情感起作用的痕迹。
[74]我很担心，许多历史学家会跟着这些法学家夸大这些“特权”的价值，我指的是，夸大它们在1789年前后人们的意识中的真实重要性。我们不应该混淆不同方面发生的情况，包括公法与利益方面和意识与情感方面。
[75]甚至在初级宣传书籍中就出现了这种对民族定义的不同。例如在科洛-德布瓦（J.-M.Collot-d'Herbois）的《热拉尔神父为1792年编的历书，获得由巴黎雅各宾派的宪法之友协会提出的奖励的作品》（Almanach du père Gérard pour l'année 1792，ouvrage qui a remporté le prix proposé par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séante aux Jacobins à Paris）（Besangon，Simard，1792）中；第一次交谈结束时，一个农民问热拉尔神父：“什么是民族呀？就是这整个地区吧，不是吗？”对此热拉尔神父立即反驳：“比这更大。”而在第二次交谈中，他这样来解释：“民族就是拥有主权的全体公民。通过各种选举手段从这种权力再产生所有其他权力，任何权力如果不是由民族授予的，都不合法。”从领地的观念过渡到社会法律的观念，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