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普遍的看法是：一方面，是研究无名群众的杂乱无序的活动，这些活动以某种方式给历史学带来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研究从这些平淡乏味的活动中突显出来的，某些被称为“历史人物”的个人的领导活动。

人们对群众知之甚少。一些完整的时期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群众的任何直接而详细的证据。历史学生来就是研究大人物的学问，千百年来，人们眼里往往只有国王、君主、人民和军队的头领，即所谓的“历史创造者”（Menschen die Geschichte machen）[9]：这正是最近出版的一部德语的大部头历史传记集的书名。因此，根据普遍的看法，心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建立十分简单。

无名群众？他们属于集体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这种心理学要以现时可理解的对群众的研究为基础，而且这种研究容易（人们至少这样猜想）把它的结论推广到过去的群众、历史的群众。至于不同的个人，至于“历史人物”，他们自然属于个体心理学范畴。对心理学家来说，涉及他们的文献（其中许多包含了对他们的活动和特征的心理学解释）都将被充分掌握，扩充他们的观察资料库。反过来，心理学家研究他们所拥有的各种人的案例能够得到的结论，可以让历史学家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社会的“领袖”，理解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为人和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里总是要面对“个人—社会”这种二元结构。我们继续紧扣这个问题。

这些有魅力的个人，“历史人物”，是些什么人？不久前我们回答过，就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的负责任的发起人”。[10]可是，什么又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呢？就是由历史学家收集、归类、组织的一组事实，所采用的方法让它们构建成环，在一些同类的和不同类的事实（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我们就用这些联系织成多少有点密匝的网，将人类过去的历史置于其中。由于我们需要“对过去的事实进行组织”，使事实在不断变化的整体中，从令人目不暇接的瞬息万变中突显出来，并使之显示出规律性，通过不断锻造、锻造、再锻造，构成了这些链条。这些事实并无明显的规律，在每个人的生活——从而在他所参与的社会的生活——的每时每刻，就在他周围相互冲突、相互混合和相互控制。

紧密的关系，宏大的进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需要在人类事业中，把几乎只关系到一个小的特定人群的事业区分出来，而超出这些小群体范围的其他群体，则趋于结合起来，或者至少趋于相同的方向。有些不是局限于群体内部、也让群体之外的人信奉的宗教，就是这样的事业。那些越过边境传播，并且赢得所有群体支持的思想和学说体系，就是这样的事业。还有政治的事业：组织与革命，征服与扩张，以及与其相伴的，一方要吞并的事业，另一方要抵抗的事业，同样也是这样的事业。

什么是历史的事业？如果它们没有停留在暴力行为的简单后果的层面，而是得益于时间，并且得益于人们的归附的后果，如人们一开始是忍受，然后接受、采纳和推广，那它们就是历史的事业。如果它们不只是由某些人用来为某些群体谋利益而进行的，而是能够合力来安排群众的生活，那它们就是历史的事业。如果一开始是地方性的事业，也可以说是为了一己之利的事业，后来变成了文明的事业，那它们就是历史的事业。文明的事业不就是——至少部分是——不局限于某个社会，而是可以移植到往往很远，而且条件与发源地迥异的地域的事业吗？

因此，历史的事业，就是以人类为目标，超越“地方”和“民族”的事业。是可以和平地到处传播和扩张的事业。那么，历史人物呢？他符合共同信仰的基本要求：“任何手表都是由一位钟表匠来制造，任何历史的事业都要有发起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业就是父与子的关系。

历史事业之父，就是历史人物，即被共同信仰赋予了这种事业的创始人身份的人，这是必要的简化，便于记忆。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创始人是名副其实的创始人呢？如果这位创始人，不是集体组织的事业的有持久影响的“所谓”的创始人，而“确确实实”是一项科学、文学、哲学或宗教的伟大事业的创始人，这些事业似乎真的就产生自他的头脑（如达尔文、莎士比亚、马克思、加尔文），而如果没有合作者，没有接受这项事业的群体的积极参与，这项事业能有效力吗？发起人宣扬一种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环境”完全歪曲和改变后又归到他的头上，这种悲剧即使不是常态，也至少是经常发生的吧？马丁·路德的遭际难道不典型吗？他是路德教的真正创始人，却常常坦承他的困惑和不安。他想必已经发现，许多民众一接受他的思想，就开始改变它，让他经受所有伟大的思想或观念的创造者曾经经历过的遭遇，即他们的思想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甚至往往被彻底推翻，可是不管怎样，他们在历史上都还一直背负着这些思想的创始人的虚假名声。

另一方面，人们一说到历史人物，就有一个疑问，即哪有可以被看作一种自主、独立和孤立的强力人物，一种独创的和自发的人啊？因为但凡是人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来自非常久远的时代，有的是当下的环境直接施加的，而且首先都是通过语言和一套交流工具传递的。

语言就是群体对个人施加影响最有效的工具。语言这种技能由人类缓慢开发出来，经过不是以百年计，而是以千年计的长期变化，达到目前这种持续变化的状态。经过这段时期，语言承载了人类最终一点点开发出来的整个一套识别、分解、分类的功能。语言的作用，很像神话的作用，在人类还缺乏了解事物的整套工具时，神话就充当了技能，也很像技能本身的作用，这些技能在同一时期极为相似，而且很大程度上风格相同，这种风格的时期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总之，由所有这些可知，个人是什么样子，从来都只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的。

可是，这样就要两者择一了：选个人，还是选群众？同样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选个人，还是选社会？社会环境预先就对历史事业的创始人有影响，他就身处其中，在他创建历史事业时，社会环境从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他。而且当他的创建实现时，这事业要么失败，要么留存下来，而要想留存，就必须接受积极的协作，接受群众的令人生畏的协作，接受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强制的影响。

换句话说，社会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有机的现实。也唯独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用瓦隆博士的话说，“语言少不了社会，就像一个用肺呼吸的物种少不了大气一样”。个人承受这个社会的限制，这些限制对他来说是一种必需的补充。“他追求社会生活，就像他力求保持身体平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