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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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的这本书出版一年后，教授的书才问世。人们在橱窗里见到它，可能会想：“怎么，他会消除霉运吗？终于有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来回答朱利安·本达的问题了吗？”于是人们打开了这本书。我直言不讳，为什么任何人读过它都必定承认感到失望呢；为什么它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而又一次，只是一本教科书，况且写得非常熟练，并且墨守成规一丝不苟；最后，为什么读者想要的书迟迟不能问世。我直言不讳，而且没有一点不可告人的想法：这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写的书，是关于一种我所抨击的历史观念的书；瑟诺博斯先生多年来凭着他的职位、他的个人影响和他的著作，能够靠一些有力的手段来向这种观念效力。[10]这是一种我完全排斥的观念，而且通常就被我看作是导致历史学威信丧失的部分原因，这种威信丧失虽然有失公平，却又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历史学经常就被这些“门外汉”弄到这样的境地。这也是一种历史学。瑟诺博斯正是在这本让我们关注的书中，一心要向我们展示这种历史学的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新概貌。

所以，我们这就来随便看一下两三个我们不该忽视，也不该夸大的问题吧。——人们猜中了，首先是标题。标题就令人不舒服，我同时请作者和他的同谋朗格卢瓦原谅我这么说，他引用了朗格卢瓦死后留下的证据。这位博学的索邦大学老师是想让一种时尚流行起来吗？而且还有人要和他比拼哪，这不，不久人们就看到安托万·梅耶发表了一篇《关于日耳曼语族一般特征的真诚论述》，还有乔治·迪马发表了一篇《关于感情的真诚论著》。我们已经有了一部《衷心的欧洲地理》；但这并不是地理学家的著作。顺带地说，是修饰语的修饰语，我原本希望瑟诺博斯最好尝试为我们弄一部《衷心的法兰西民族史》。他没让我们如愿。但是既然他也在等待公正的一击，我们还是要厉声问他：“告诉我们，您的真诚是什么意思？”

“真诚，是你们的良心与你们之间的事。你们说到科学和科学精神，那就请打开一本似乎把一个文明而礼貌的社会的全部精华，都浓缩成其中的精美格言的杰出著作吧；请打开优秀的吉拉尔神父的《法语同义词典》吧，我在读过这本书后，从来都是带着感激之情把它放回书橱的；你们读一读这句：‘真诚防止了言不由衷，这就是一种美德。’”[11]可是，历史恰恰根本不理会那些行善积德之人身上的“美德”，您回避了问题的实质。防止言不由衷，必须这样吗？——对于个人，也许得这样，但是也要看对什么人和什么事吧？对他自己；对他的“意见”；总之，对他最私人的和个性化最明显的“自我”，对他的有偏见的、完全卷入世纪的激情，卷入职业、阶级、政党、宗教或不信教的联系的“我”，您可能是“真诚”（Sincère）的。这不过是就您而言的，是就您的私密的思维和感觉方式而言的。［利特雷词典，第五卷，真诚（Sincère）：“坦诚地表达所想和所感觉的东西。”］这其实是最有害的主观主义。诚实（Véridique）对待您所采用的文献吧，诚实（Véridique）对待你们所收集的事实吧；可是，根据利特雷词典在吉拉尔神父之后对您所用的这个不合时宜的词的定义，您还是不要真诚（Sincère）为好。那就是您为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提供的最大帮助了。

“真诚”的历史，因此是“勇敢无畏”的历史：美德是一条很滑的下坡路。我们来听听瑟诺博斯在其序言中所说的：他说话将“毫无保留，不考虑任何公开的意见，不拘泥于正式的行为准则，不敬重名人和既定权威”。崇高的誓言。这么勇敢，成果呢？也就是520页中三四个突然冒出的念头。

其中一个就是奥索瓦山上的韦辛格托里克斯。身手敏捷的夏尔·瑟诺博斯，攀上这位阿莱西亚之役战败者雕像的凄凉的底座，要轻轻地捋捋他的小胡子（第30页）。这是一位民族英雄！对别人说吧，我可不信！而虚构这种“追忆出来的爱国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在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时代，高卢还不存在“民族”，您的斩钉截铁的断言，就一准能轻易推翻“非真诚的高卢史”的相反的结论吗？大家知道，为了写《高卢史》，卡米耶·朱利安可是花了一生的心血呢。因为高卢人“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民族”，所以韦辛格托里克斯不可能是高卢人的“民族英雄”。证明完毕。

瑟诺博斯在这里似乎对“民族”应该表达的意思有精确的概念，这个我们不去管；我们就要看出，他本该在他拟订撰写计划时就利用这种精确性。我们也不问韦辛格托里克斯“实际上”是什么人。他是“曾在罗马军队里服役过的阿尔维尼人首领”，瑟诺博斯回答说（第30页），而且，由于“一场全面起义”在高卢爆发（是全面的，而不是民族的，你们完全能够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他受命领导一个“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联盟”。这么说，他是一位结盟部队的总司令？那好，我们就把韦辛格托里克斯看作“高卢多民族的英雄”吧，而且别再提他了。“追忆的爱国者”在这里可能得到晋升，而瑟诺博斯的真诚也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还有贞德……果然不出预料。她是爱国主义的化身？得了吧！这是米什莱式的谬论，那个稀里糊涂的米什莱。（这不妨碍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直到现在还能看得懂的贞德，还是米什莱的贞德）——贞德吗？一个教徒，仅此而已（第201页）。“她忠于她那一派别的国王，而不是忠于法兰西民族的国王。”这不新奇，也很简单；简单得我都理解不了。首先，如果说两派之一的勃艮第派是作为外国盟友出现的，那么贞德那一派确切地讲就不是吗？尤其是，我不懂派别的国王，民族的国王之间的区别。但是，我想知道在这个时期，在人们的共同信念中，法兰西的国王是谁。这才是整个问题所在。

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人们不要求他说（除非在报纸上，当有人采访他时；但这时又跟历史无关）韦辛格托里克斯和贞德是否配得上“民族英雄”的称号。人们要求他“解释”这两位历史人物。“抵抗外敌”，我再来谈这一点，如果这位历史学教授促使我在这点上纠缠他这个“好空想的人”，这错不在我：我想知道，在举行“全面”起义来反叛罗马的高卢人的思想里，就观念和情感而言，这种说法能向我们表达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观念和情感，与我们的观念和情感是截然不同的。从而我还想知道，这场抵抗运动的共同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真正体现了什么？我还想知道，查理七世时代“阿马尼亚克人”“反抗为英国国王效劳的帮派”的斗争其可能的背景是什么？换句话说，告诉我激励贞德及其战友进行斗争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反对的王是谁，支持的王又是谁。这就是我向历史学家要的东西。而且，如果他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至少要说一句：“我找过了。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些。我没找到任何答案。将来也许有人比我走运……”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始终是有的。我们要积极进取，不要自暴自弃。要有一些研究计划，不要突然冒出来一些念头让读者甲觉得无聊……或是把他的业绩对读者乙吹嘘……真诚吗？那是您的事。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意识。我指的是，要不惜一切，付出坚忍的努力，让自己，也让读者进入过去的人的角色。

话说回来，瑟诺博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法兰西民族史”，书名就是答案：这正是本达所需要的，他的论题和瑟诺博斯的论题是截然相反的[12]，而且他不让人对民族所表达的意思有一丝怀疑：“我想概述一下法兰西人民的演化史。”这么说，法兰西人民跟法兰西民族是一码事了？肯定吗？瑟诺博斯继续说，“我想证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以及出于什么动机，产生了在我看来构成法兰西民族基础的习俗、制度、生活条件……”这就根本不是本达所说的“社会史”中的民族，即那种在各个时代，由各种条件、各种状态、各种文化的法兰西人构成的社会的民族了吧？那些法兰西人，像领地的检察官所说的那样，都是强者帮助弱者的。——这也是肯定的吗？瑟诺博斯写了上百段文字，来说明他的“法兰西民族”的一个颇受多数人赞同的概念。这一让他操心的概念就是群众。他还按照一种逻辑，为了这个概念而冷落了艺术、科学和文学[13]，这种逻辑很奇特，而且揭示了一种极其奇怪的概念，一种可能起到一些观念以及传播这些观念的方式的作用的概念。他冷落了艺术、科学和文学，却把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献给这个概念：它们不就始终是“绝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主要关心的事情吗？”什么呀？把我们弄糊涂了。这说的是民族的历史，是法兰西人的历史，还是法国人民的历史，还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啊？这一大堆混乱不堪的东西，难道说是为公共教育用书树立的一个好榜样？

书的页边应该还要注上几个感叹号。而且，既然是从这里说到中世纪，感叹号还会增多。

瑟诺博斯不喜欢中世纪。这就算不是历史学家的权利，也是他私人的权利。他认为中世纪幼稚，还往往对它的“天真”表示怜悯。他在专门阐述中世纪人的宗教信仰的20行中（第186页），“天真”这个修饰词就重复了许多次，甚至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天真的信仰、天真的换位、天真的想象；结尾再来个天真的基督教。“天真”，如果我们就这样用一个词来了结所有问题，就不天真吗？我不信。不过我们还是不谈这个吧。瑟诺博斯以前专心研究过中世纪，是在他听了甫斯特尔的课后，进行《勃艮第的封建制度》的论文答辩时。我在想他那时是不是更糟。人们对于自己在30岁左右自以为已经知道的东西是绝不会忘记的；而现在瑟诺博斯要论述在50年前所操心的问题，必须忘掉多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接受的观念啊？

作者还用四章篇幅按优先次序论述了平民、贵族、有产者和教士，如果说在1895年，或者在1900年，他的论述还能让人满意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不行了。特别是关于城市和资产阶级的章节，显然表明作者没有一直参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开展的一种工作，这种工作非常活跃，一直处在深化、转向、矛盾和扩展中，几乎到处都在进行，但中心处于比利时，由亨利·皮雷纳及其门生的工作主导；在法国本土则是依靠乔治·埃斯皮纳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尽管我们大学的历史学家们常常被指责不参与）。尤其是，一些和他的“真诚”同样明显的成见，往往让他书中的群体人物带上奇怪的特征。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一个便是他断言“贵族只把领地作为他的收入来源来关心”，这就接近潜在的经济唯物主义了，这让我们感到困惑。[14]同样，再看看（第177页）他所描绘的18世纪的“城市场景”：“在这个时代，城市的生活与农村完全不同。保护居民不受外敌侵犯的城墙，迫使他们挤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他们几乎不出城；乡村十室九空（？），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为了防止盗匪在市郊出没，树木被砍光了；他们觉得那里不安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会去那里散步。”他臆想的这幅图景要让他的读者吃惊、怀疑、困惑达到何种程度啊。这些读者知道，在16世纪，城市和乡村还紧密相融，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在那些已经比较“现代化”的城市里，鸡、鸭、狗、马就在马路上溜达，猪儿遍地乱跑，每天一大早，市镇的牧羊人把城里街上的羊群赶拢起来放牧，到了晚上，狭窄的街道上，马嘶狗吠，不绝于耳。更不用说，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在还紧闭着的城门前，就已经有一些身背背篓、拿着工具的市民在等候着，守门人一醒，吊桥一放下，他们就冲出城去，扑向葡萄园和菜园，与此同时，农夫们则车拉肩扛，带着柴火、水果、麦草，逆向涌入城市。

这些场景是我想象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在那些时代，老百姓钱包里的钱太少，很少丢失，小市民的精神的满足，必定不是在大百货商店花钱买日常必需品（更确切地说很少！），他们本来就没有钱[15]，而是在离城市尽可能近的地方拥有一块地，面积够让三四个人耕作一天就行，自己去耕种，或者雇人耕种，为自己提供一些吃喝，如果有可能，还提供麻纤维做衣服。我这是说梦话吗？城市里保留了宽阔的空地、花园、苗圃、草坪和葡萄园。我这是说梦话吗？“乡村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从观赏美景的角度来说，或许说得不错；应该是先吃饱肚子再欣赏，就像在我的家乡，人们常说，“美景不能当饭吃”。不过乡村的出产是吸引人的，甚至会强烈吸引。“他们不去那里散步？”当然。野营活动不是从13世纪开始的。人们去那里是“劳作”，是去做买卖，到阳春四月还会去采摘山楂花和紫罗兰。当时的人为了自娱自乐，为了颂扬创造自然美景的上帝，在古老的教堂里用石头雕塑了我们历法上的收获者，谁会认为他们不理解我们所称的大自然的意义呢？而且就在这时候，大商人就在他们上了锁的钱箱前盘算着，梦想有一天能买到一大片领地……

城乡差别？这是比较历史学的好主题[16]，可惜好机会没有了！他应该了解一下，按照这种观点，这种深刻差别使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分裂，因为其中城市实际上都是自我孤立封闭，对外戒备森严，很少照顾政治规章、法律、文化都跟它们完全不同的乡村，而乡村的报复则是削弱城市。然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乡村很早就城市化了，并从城市法律中吸收了对它们有用的东西，然后建立了这种比较同质和一致的文明，这很早就成了我国的一个特征。

可是实际上，在夏尔·瑟诺博斯看来，中世纪一无是处。

有问号，也有了一些感叹号：但是，页边空白处也应该写上一些“很好”这个评语吧？当然应该有。可是在那么多资深评论家——记者、政治家、道德家和其他人——告诉我可以标记上“很好”的地方，我也并不总是会在那里写上一些“很好”的。

“没有主角的历史，啊，不可思议！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你们看到米拉波了吗？没有；丹东呢？没有；卡诺、维尼奥、德穆兰、埃贝尔？……都没有！这是何等豪放的胆量啊！”胆量是真的，豪放就免了吧。但是，先别高兴，我们想起了瑟诺博斯追随甫斯特尔制造了他的头几样武器。虽然民主并不习惯于把《古代城市》的作者甫斯特尔尊奉为它的一个创始人，可是他已经相信，社会现象的唯一动因就是民众。而且人们可能在合上甫斯特尔的《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一书后，却对达戈贝尔特、查理大帝、虔诚者路易或秃头查理一无所知，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是，瑟诺博斯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却样样操心，况且列举这些事实的方式也很怪：先是食物、衣服、居住条件，然后才是“家族习俗”，以及……私法，是作为附录列出的。我们当然要说说这些事实存在的方式，不是说这位作者阐述事实的方式，而是说他列举事实的方式，据说这位作者常常提醒读者，要求他们别去管他周围的一切能吸引住正在埋头工作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民俗学者、法学家的东西。“农民通常居住在狭小、潮湿、阴暗的茅屋里……，这些茅屋往往用木板（？）和泥土等材料建造。”这就是对法国的居住条件进行了五十年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第140页），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关于全国各地极为丰富的乡村房屋的样式、设备和建造方式的一切，这就是在这个主题上产生的引人入胜的全部问题……“这位”农民和“这位”茅屋：在那个被瑟诺博斯瞧不上眼的浪漫主义时代，就没有被别人用其他色彩描绘过吗？

我们再往下看：“农民主要以稀粥、黑面包、黑麦、品种稀少的蔬菜、肥肉和干酪为食。”稀粥，不错；但是汤呢？（熬的汤，酸汤或甜汤。）面包，不错；但是没有简单的饼吗？再说，粥是什么粥？——还有一句话令我不安：“蔬菜品种稀少”。这就抹杀了食品供应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我的意思是，本地收获的食用作物的品种数量一直在减少。人们长期地、努力地去精简，去改良，不是逐渐淘汰大量采集的野生作物或人工种植的次要作物；只用小麦来全部替代古时常用来做面包的多种谷类；最后用小麦面包和马铃薯替代18世纪法国人还在吃的小米粥和荞麦糊、各种饼和汤吗？而且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持续增加的新品种的蔬菜和水果，不是通过越来越快的人口逆向流动，通过建立庞大的世界产品流通网络，被带到人们的餐桌上吗？其中不仅有富裕市民的餐桌，也有工人和农民的餐桌。

精减、稳定、扩大，食物的质量归根结底得到提高。请把这一切告诉我们，概述一下就行。当您说到铁路的诞生时，至少要用一句话表明，它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不再只靠土地生活了。当您说到中世纪时，也要说一句话，只要一句，指出法国的粮食供应并非一律只是自产自销；指出这些主要事实不只是法国才有——但是还要经常指出并非全法国都是普遍一样的；说到饮食和烹调时，要指出存在吃植物油的地区和吃黄油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且关于黄油，也是有话要说的！）；要指出在法国，起码像存在着各种语言区域……或者各种植物区域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烹调区域。

尽管如此，我还要补充说：关心一个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关日常生活的事物，不能从1933年开始，也不用追溯到更久远。老蒙泰伊（阿芒-亚历克西）从1827年起撰写《各种职业的法兰西人史》时，就已经踏勘了这个尚不为人所知的领域。而时间与方法都更接近我们的是杰出的朗博，他编纂了《法国文明史》，我14岁时就从那本书里了解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

除了这些保留意见，瑟诺博斯的书还剩下一些有益的东西。但是没有重要的有益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他没有能够把无数零乱的细小事实集中起来，通过比较来解释它们，并且产生一整套包含大量的核实、推翻和重建的有成果的艰苦工作的重要假说：而这就是一门科学及其科学家的活动。倒是有一些深刻的小想法，却被压在有点残缺的常识的角落里，其力度和敏锐程度都受到限制。表达形式和方式也常常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是厌世的，而不是热情的：这就是瑟诺博斯的命。他的女神不让他快乐地为人指引新路，鼓舞旅行者去勇闯险境，冒险家去探索未知。他要嘲笑热情；要教训人们：出人头地就要冒大风险（比如会跌落陷阱、扭伤腰肢、碰断鼻梁……）。最后，在史学研究的大道上（以及十字路口和岔路口），要沿路竖起一些木牌，上书警示语：“当心，有生命危险！”——不错，这就是他的成就。这成就实在太大了。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谈要点了。瑟诺博斯写书绝不是白纸黑字写着玩。要么是我完全误解了他的意思，要么就是他打算编一本可以大量发行的通俗教育课本。是课本，同时还应该假定它是历史学及其方法、意图、对象的启蒙书吧？从这个双重角度来评判，有真诚的历史什么事呢？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首先它的墨守成规就让人不理解。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传统的。[17]

主题的概念呢？瑟诺博斯是从公共领域获得它的。他在书中自始至终都把法国当成一个“现成的已知事实”，当成一张注定不平凡的床，从这本《真诚的法兰西民族史，试论法兰西人演化史》的第一页起，他就在这张床上铺上完全按天意制成的被褥，等待意中人去睡？我深思过这一问题，而在三十年前，维达尔·白兰士在其《地理学概览》中，就已经巧妙地提出这个真正的问题：探究一些情况各不相同的地区，在没有任何天命指示它们要结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最终如何以及为何会形成这个整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最早是在恺撒的著作中了解到这个整体的，他按照“自然界限”划出了一个高卢地区，这不就大致上预示了我们法国的形状吗？

但是，形成这么一个整体，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也可以说它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这个整体只有维持原状不变才有意义。原先可能形成过上百种形状不同的整体，不过都是暂时的，没有持续多久，因此都被我们忽视了，因为历史只记载成功的事。如何，为何，尽管有那么多“说法”，如拉维斯说过的，那么多法-英民族或法兰西-伊比利亚民族、法兰西-伦巴第民族、法兰西-莱茵河民族的失败的尝试，这些尝试有时只是出现隐约发生的苗头，有时则暂时实现成了事实。——在经历过许多动乱之后，高卢地区是如何、为何始终得以重新形成，并且围绕着一个根源（这是一种可以充分发挥的观念，可惜瑟诺博斯的书没有一处提到它），把因为一些重要事件，按我们所说是“偶然事件”，暂时与整体分离的零散的小块区域重新并到一起？那里实际上不存在“外部事件无意识的约束”吗？或者应该被本达想揭示的那些其他因素取代？还有，当我们在所谓“法国的”历史的开端就说到“法国人”时，并且在整个历史中都继续说到“法国人”时，我们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这些法国人，我们随便在哪个时代都能说他们是法国人吗？不需要分清谁是在某个时期才被我们称为法国人的人，谁是被我们排除在法国以外的人？以及我们不需要说明被排斥的、分离的法国人对把我们约束在一起的这些重要方面有何看法吗？

回避一个问题容易。但如果想要给读者上一堂真正的思想独立的课，需要说明的问题依旧存在。——维达尔作为大地理学家提出了这个观点，本达作为形而上学家也再三提出这个观点。可是瑟诺博斯作为历史学家却不愿面对这一点。因为对他而言问题的观念本身仍然是陌生的，由于他“反感”这种假说。他对一些旧观念忠贞不渝。

具有演变的意识，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优点。这就要我们拒绝认为民族和政治结构具有一种永久的必然性，不能想当然地假定这些民族和政治结构千百年都不变。生活的趣味只在于破和立，在于聚和散。下面这句话，非常正确地提醒历史学家注意他的艰苦工作永远是相对的，而且这句话对丰富他自己的资历，不也是富有意义的吗？“社会在消亡；新社会又从它们的废墟上诞生出来；法律、风俗、习惯、信念，甚至道德准则，统统都在变……法国必须重新编写她的编年史，使之与智力的进步相称。”这是历史学的灵魂吗？是的。这是夏多布里昂给出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