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观念的作用
关于政治观点的令人好奇的一件事是，为何同一批人在不同的议题上站在相反的立场上的情况十分常见。议题本身彼此之间可能没有内在的联系。它们涉及的范围可以从军事开支到禁毒法律、货币政策，再到教育。然而，同样的面庞一次又一次在政治分界的两边相互对视。这种现象司空见惯而不是偶然发生，不受控制而不是按部就班。通过对双方观点更进一步地观察，我们常常会发现他们的推理源自根本不同的前提。这些不同的前提——常常没有直接言明——为个人或群体在大量不相关的议题上不断重复的对立提供了一致性。这些人对于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这个问题持有不同的观念。
要是可以说我们应该完全搁置观念而只处理现实，那就太好了。但这种想法可能是所有观念中最乌托邦式的。现实非常复杂，并不能被任何头脑所理解。观念好比地图，指引我们穿过令人迷惑的盘根错节的复杂现实。与地图一样，观念必须摒弃许多具体的特征，从而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一些通向目标的关键道路。观念是不可或缺的——但又是危险的，准确地说，是我们把它们与现实相混淆了。一直被刻意忽略的东西，其对结果的影响可能并不能被忽略。它必须用证据检验。
观念（vision）一直被描述为一种“先于分析的认知行为”（pre-analytic cognitive act）。1它是在我们建构起任何系统性的推理方式之前被我们所感觉或感受到的东西。这种推理方式可称为理论，它较少演绎出具体的结果，而更多的是需要用证据检验的假设。观念就是我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比如，原始人可能把树叶飘动的原因理解为某种神灵在移动它们，他们也可能认为涨潮或者火山喷发有着类似的原因。牛顿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观念完全不同，而爱因斯坦的观念又是另外一种。在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上，卢梭（Rousseau）与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对人类因果关系问题的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
观念是建立理论的基础。最终的结构不仅取决于基础，也取决于理论框架是如何精心地、一致地建构起来的，以及它是如何得到无可动摇的事实（hard facts）恰当的支持的。观念非常主观，但精心建构的理论含义清晰，而且事实能检验或衡量它们的客观有效性。世人在广岛认识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观念并不仅仅是爱因斯坦的观念。
在把观念转化成理论的过程中，逻辑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像经验证据是决定理论有效性所必不可少的那样。然而，若要初步窥探世界的运行方式，最初的观念就是至关重要的。用帕累托（Pareto）的话来说就是：
逻辑对证明是有用的，但对发现来说几乎从来都是没用的。一个人产生了特定的印象，在这些印象的影响下，他陈述了一个可用实验检验的命题，但是他并不能说出这个命题是怎么来的或为什么产生，如果他试图这样做的话，他就是在欺骗自己……2
所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尽管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观念。未经处理的不断变化的现实的万花筒会以其复杂性击败人类的头脑，但会臣服于抽象思维的能力和区别各部分并从整体上思考的能力。这一点在社会观念和社会理论中最为重要，因为它们处理的是复杂现象，并且经常是无数人的潜意识互动。
无论我们建立的观念是什么，它都永远不会解释“每一只麻雀的坠落”。特别是，社会观念一定会留下许多重要的没有解释的现象，或者只以特别的方式解释，或者利用来自不止一个观念的不一致的假定进行解释。最纯粹的观念可能并不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的基础，更不用说是最有效的理论基础了。然而，单纯的观念比复杂的理论更能揭示出未能言明的前提。若要理解观念的作用，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告诉我们的可能比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多。事实上，在看到类似的前提在威廉·葛德文不太复杂的模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之后，我们可能会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产生更多的理解。同样地，潜藏在重农学派理论中的社会因果关系观念，本质上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更加复杂和难懂的方式详细阐述的观念非常相似。
本书所使用的术语“观念”（vision），指的不是愿景，不是希望，不是预言，也不是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尽管它们可能最终都源于某种特定的观念。在本书中，观念就是一种对因果关系的感知。它更像是一种直觉，或者一种“本能的感觉”，而非一种逻辑练习或实证检验。它们出现得更晚，并且由观念提供原料。如果因果关系按照我们的观念所设想的那样进行，那么，特定的结果就会出现，而理论就是由这些结果构成的。证据是将不同理论区分开来的事实。事实“本身不说话”，它们支持或反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脱离了理论或观念的事实只是孤立的好奇心。
最终，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观念，观念甚至会更多，并且不止一种观念与某个特定事实相一致。理论能够被事实所摧毁，然而其正确性永远不能被事实证明。事实能迫使我们放弃某些理论，或者砥砺自己的思维，以便将不可调和者调和起来，但是，它们最终永远无法确证某一理论的真实性。经验证明所能做的是揭示被纳入考量的相互竞争的理论中的哪一个与我们所知的事实更一致。其他的理论可能会在未来出现，也许会与事实更一致，或者用更少、更清晰或更可控的假定解释那些事实——或者一个新理论可能既能解释这个经验现象，也能解释另外的经验现象，而这些经验现象迄今为止是由不同的理论所解释的。
社会观念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最显而易见的，是以某种关于世界的观念为基础的政策，其结果会影响整个社会，并持续许多年甚至是几代人、几个世纪。观念为思想和行动设定议程，填充了个人知识中必然存在的巨大空白。因此，比如说，某人可能在他知识丰富的一些领域中以某种方式行动，但是，在其他领域则以相反的方式行动——在这些领域，他依靠的是他从未用经验检验过的观念。一名医生在医疗问题上可能是个保守派，但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可能是个自由派，反之亦然。
某个时期的政治冲突是特殊利益、大众情感、个性碰撞、腐败以及其他大量因素的混合物。然而，持续的历史趋势存在某种特定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反映了某种特定的观念。特殊利益集团能否取得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公众对于某些观念的支持——这些观念能够唤起人们对某项政策的支持或反对。从个人动机的角度看，理念（idea）可能仅仅是特殊利益集团、政治煽动家和不同类型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但是，从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些个体或组织可以仅仅被视为理念的载体，就像蜜蜂无意中携带了花粉——它们在宏大的自然规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追求着较为狭隘的个体目标。
理性表达出来的理念对某次选举、立法投票或国家元首的行动的作用可能相当有限。然而，做出这种决定的气氛可能受某种特定的观念或某种观念的冲突的支配。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在最高领袖的耳边悄声提出建议，不如说是引领了席卷人类行动的强大有力的概念或错误概念的潮流。观念的影响并不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甚至也不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意识到了它们。“务实的”决策者常常蔑视理论与观念，因事务太忙而不去检验其行为的终极基础。然而，本书的目标恰恰是检验潜在的社会观念。这些观念的冲突塑造了我们的时代，也许还要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