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观念

有限的观念几乎不信任有意设计的社会程序，因为它几乎不相信有任何可管理的决策者集体能够有效地应对那种巨大复杂性，来设计经济体制、法律体制、道德或政治体制的整个蓝图。相反，有限的观念依赖历史演化而来的社会程序，并根据它们的系统性特征——诱因和互动方式——而非目标或意图来评估它们。

语言可能是演化而来的社会程序最纯粹的例子，它是一个没有经过有意的整体设计的系统秩序。语言规则确实被记录了下来，但它是在事实发生后才将现有的实践编纂起来，大多数人在被系统地教授之前，从儿童早期阶段就开始遵守这些规则。然而，语言是极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对一个社会正常发挥功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即便是对小孩来说，语言也不是被清晰表达出来的鹦鹉学舌，而是从未被完全解释过的复杂规则中推演而来。1

语言因此是一个演化的复杂秩序的缩影，有其自己的系统性特征、内在逻辑和外在的社会结果——但并不是被任何个人或者委员会故意设计的。其理性是系统性的，不是个体性的——是一种演化的模式而非设计出来的蓝图。

在有限的观念中，语言实际上是法律、经济、政治和其他体系中的社会程序的模型。2这并不是因为语言不能被创造出来——世界语（Esperanto）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是在演化的程序中它们更加有效，因为自然语言在几个世纪中所汲取的经验比任何一个设计语言的个人或委员会所能掌握的经验要丰富得多。而且，演化的语言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多样性目的，而不是服务于任何特定的个人或委员会可能列举的目的，后者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几乎相同的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复杂特征在事后可以用骨架式的概述来分析，但是充满血与肉的现实常常按照自己的方式演化——市场演化要比中央政府“计划”更加有效率。个人层面上审慎的行动或者计划绝没有被有限的观念排除，正如个人在语言的范围和规则中选择他们自己的词汇和写作风格一样。在这两个案例中被有限的观念反对的是针对整个系统的个人的或有目的的计划。正如有限的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人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尽管他在如此尝试时十分狂妄。系统的理性被认为优先于个人的或者有目的的理性。

有限的观念并不认为社会程序是静止不动的，也不认为现状不应该改变。相反，它的核心原则是演化。语言不会保持不变，但是它也不会因为新的控制计划而被取代。一门特定的语言可能演化了若干世纪，变得几乎与原来完全不一样，但这是许多人的使用而不是少数人的计划所造成的增量变化的结果。在政治中也是如此，演化是有限的观念的主旨。柏克宣称：“一个没有改变方法的国家也没有保持自己的方法。”3然而，他不会让整个政治体系服从于“未经检验的思辨”。4个人的才华不是实用主义调整的替代品，即使这些实用主义调整是由不太有才华的人做出的：

而我从未曾看到过有任何计划是不曾被那些理解力比领导他们事业的人低得多的人的观察所加以修正的。经历一个缓慢而维持得良好的过程，每一个步骤的效果就都被人注意到了；第一步的成败就照亮着第二步；这样，我们就在整个的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导着，从光明走向光明。[1]5

20世纪的F.A.哈耶克表达了同样的基本观点：

传统并不是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优胜劣汰之选择过程的产物——当然，这个选择过程并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成功指导的。[2]6

哈耶克的观点甚至比柏克的观点更远离深思熟虑的设计，因为哈耶克吸收了“适者生存”的文化选择程序，这一程序取决于在与其他社会体系竞争时的生存，而不是简单地基于实用主义的个人的成功判断。7在有限的观念的这两个倡导者之间，达尔文的影响显而易见。当然，哈耶克的理论不是个体的最适者生存理论，而是社会程序的最适者生存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