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和价值观
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从根本上说都是因果关系的观念。由此推演下去，它们才涉及道德原则的冲突或者社会价值观的不同等级。我们需要清晰地展示我们的“价值前提”——这种被大肆强调的必要性在这场争论中无关紧要。然而，对于拥有一致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偏好的思想家们来说，如果他们初始的现实感和因果关系感——他们的观念——是不同的，就一定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同卵双胞胎，生来就以相同的优先次序崇尚相同的道德品质，如果在前进的路途中，一个以有限的观念看待人的特性和社会因果关系，而另一个以无限的观念看待，那么，他们必然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寻找同样目的地的旅行者，如果一个人相信目的地在东边，而另一个人相信目的地在西边，他们就一定会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同理，那些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普遍道德准则）的人一定会赞同相反类型的社会，如果假定相反类型的人居住在这些社会，并衍生出相反类型的社会因果关系的话。事物在作用于任何给定的目的之前，必须首先发挥作用，它将要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所涉实体的本质和它们的因果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物理科学和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都始于观念。正是物理科学通过系统的实验筛选出相互冲突的观点的能力，标志着这两个领域的知识模式之间的主要区别。然而，科学领域解决观念的冲突的能力并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拥有同样的“价值前提”，而意味着“价值前提”既不需要也不足以解释观念的冲突或其解决方案。
拥有同样道德价值的人们容易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能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分属相反的阵营，如果他们以不同的术语从世俗或宗教因果关系的角度认识这些议题的话。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如此，比如霍布斯和霍尔巴赫，或者其他各种信条的信奉者。有时，一个特定的信条暗示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论——比如，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该信条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因果观念，而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道德前提。
为信念贴上“价值前提”的标签，很容易成为结论用以避免与证据或逻辑对抗的另一种手段。有人说，把对“言论自由”的偏好置于“财产权”之上，只不过是一种“价值前提”。这种说法就是在否认这种偏好建立在对事实或因果关系的特定信念上，就好像它只是一种不明所以的偏爱，就像喜欢李子而不是橘子那样。如果这种偏好确实来自言论自由和财产权各自给社会带来的好处的大小，或社会中较不幸运的成员被帮助的程度，或因这两种类型的权利而变得更易受伤害的程度的话，这种偏好就不单单是一种不明所以的“价值前提”了。
在倾向于帮助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保护易受伤害的人而不是保护能够自保的人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看法使得财产权极端偏向于无产者，那么他就会倾向于放弃言论自由而不是财产权（比如，哈耶克16）。恰恰是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特定信念的正确与否需要仔细研究——这种研究被“价值前提”这一措辞武断地禁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价值前提”是一种对结论的财产权，不能被证据或逻辑所侵犯。）
在同一个社会中，对立观念的持续存在与个人观念的重大改变形成对照。大量的人，包括著名的知识分子，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接受或放弃各种宗教或世俗信仰的人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虽然改变观念的心理成本可能很高，但并没有被禁止——特别是如果改变是渐进的，而不是像“通往大马士革之路”那样。
有人认为，无论是转向支持还是放弃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运行后果的事实认知并没有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是对两者的道德评价。但这种看法很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转向支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或者1956年的匈牙利人起义之后转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基础道德价值观的重新排序是如此突然，并且在整个西方世界的许多人身上同时发生，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样的转变往往与观念的转变相一致，而不是与价值观的转变相一致。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案例带来的是关于每个社会制度的新的、大量的、紧迫的事实信息——不一定是结论性证据，但一定是足以使许多人重新考虑的痛苦事实。惊人的新信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可能会动摇或打破个人观念，但其本身并不能重新调整道德价值观。大规模的失业、饥饿、滥杀无辜、对人类精神的刻意贬低或挑衅式地发动战争，都会激发出与以往相同的恐怖感。发生改变的是对谁或什么在做这件事以及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看法。
有组织、有系统的宣传，尤其是在极权主义国家，精准聚焦于作为信仰的支点的事实和因果关系上。同样，在宗教权威对思想施加压迫性控制的地方和时代，哥白尼和伽利略之类的人就成了靶子，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价值体系，而是因为他们对事实和因果关系提出了另一种看法。现有的价值观看上去受到了威胁，只不过因为它们所基于的观念受到了威胁，而不是因为哥白尼或伽利略在宣传另一种价值观。
价值观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它们是出现在观念之前还是之后。价值观往往源于观念而不是观念源于价值观。这一结论不仅针对这个具体问题，它还体现在对整个社会拥有控制权的人的实际行为中，无论这些权威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如果有大量个人发现突然或渐进地改变自己的观念是可能的，那么如此尖锐对立的观念是如何在整个社会中持续几个世纪的？只要观念既是现实的简化投影，又受到事实的检验驳斥，那么所有的观念都一定会遇到与它们简化的前提相反的事实。这意味着所有的观念必须发展出智力和精神手段去应对矛盾，任何观念的转向日后也必然要面对来自备选观念的反对。因此，整个社会瞬间的转向似乎非常不可能——而且一旦转向的过程变得冗长，单是个人的死亡就足以保证许多转换永远不会完成，新的个人必须从头开始，重新经历观念的认同和怀疑的过程。
然而，在物理科学中，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保存决定性证据和科学分析的逻辑论证方法，意味着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转向可能是突然和不可逆的，不仅对特定的个人来说如此，对未来的个人乃至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人需要在自己的脑海中重演托勒密的天文学观念让位于哥白尼、伽利略或爱因斯坦的观念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虽然书籍同样保存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与理论的记录，但由于缺乏对照实验、决定性证据和分析证据的决定性技术，这些记录本身就成为观念的冲突的战场。关于希特勒的崛起或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的原因，仍然争议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