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和利益

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的信奉者长期以来都承认，特殊利益和诡辩是日常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所说的话与真理没有必然联系，甚至与任何人认为的真理也没有必然联系。

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商人是一个常常想要“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阶级，因而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应该“经过长期细致的检查，不仅要用最一丝不苟的态度，还要用最怀疑的目光”。17他警告说，要防备一般而言的“局部利益的叫嚣”18，具体来说是“商人和制造商的颐指气使和强词夺理”19。在政治宣传中，斯密认为“教授它的人绝不像相信它的人那样傻”。20现代有限的观念的思想家也持有类似观点，比如弗里德曼或者哈耶克。21它同样是无限的观念的传统的一部分，可以回溯到葛德文，并进而延及萧伯纳、加尔布雷思或者其他20世纪的思想家。22

特殊利益和观念——有限的或者无限的——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问题，即是否：（1）存在直接的腐败；（2）存在阶级偏见；（3）存在案例表明特定观念对特定利益具有吸引力。直接的腐败可以源于贿赂、经济私利或发号施令的野心，而与人们对事实或因果关系的实际看法无关。尽管这样的解释有时候会被归于卡尔·马克思，但它们更接近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宪法是由特殊利益塑造的。马克思的理论认为，阶级偏见会扭曲思想家对现实的认知，当思想家借鉴不同的阶级经验时，他真诚持有的信念在内容上是相反和对立的。上述三个论断中最弱的是，无论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只要特殊利益集团认为它们有用，就会将其推向市场。

首先考察对观念最有力的解释——特殊利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有限或无限的传统中的主要人物会从所倡导的观点中获得个人利益，而有大量证据证明了相反的观点。

整个无限观念的传统，以及它对平等的强调，都是由那些在经济上和地位上因他们所主张的平等而受到损失的人领导的。有些人经济条件一般，但几乎总是高于各自社会的平均水平，还有些人则相当富有，比如孔多塞或霍尔巴赫。有限的观念的主要倡导者所倡导的政策同样几乎没有促进他们的个人利益。倡导国内和国际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是一个海关官员的儿子，根本没有从事过任何贸易，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一种他严厉批评过的职业。23从亚当·斯密时代到两个世纪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或F.A.哈耶克，自由放任政策的著名倡导者中没有一个曾是商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所代表的观点使他失去了一生的政治联盟和友谊，尽管它最终为他带来了皇室的青睐，鉴于他已在议会中反对皇室利益多年，这几乎不是他可以指望的事情。

虽然同时也是政治实践者的政治思想家可能会被认为动机不纯，他们的动机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也可能是追名逐利的，但几个世纪以来，逐渐增加的专业性使作为实践者的政治理论家几乎和作为商人的理论家一样罕见。在18世纪柏克和联邦党人大放异彩之时，同时是著名的政治人物的著名的社会理论家比在后来的时代更常见。但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19世纪的短暂议会生涯或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的短暂商业生涯都是特例24，对他们自身的思想变化没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对一般的观念的影响了。

不太极端的说法是，观念代表了阶级立场的偏向，这一点也不易得到证据的支持。持有限的观念的人的阶级地位并不是一致地高于或低于持无限的观念的人，而在拥有类似观点的任何一方中，阶级地位的差异都是相当大的。

就社会出身而言，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或者詹姆斯·麦迪逊相比，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托马斯·潘恩更加类似。尽管孔多塞和霍尔巴赫是贵族，但是，他们的哲学同道潘恩和葛德文却知道什么是为生计而挣扎。在个人层面上，理念的阶级解释完全失败，然而把对社会政策的看法追溯到对人性的假定，则体现出了值得注意的、持续的一致性。

对意识形态取向的众多其他社会学解释，不必全部先验地加以拒绝，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的具体内容。要“解释”那些持有特定观念的人的社会构成——无论这些解释正确与否——就只需要断言，这些人在他们持有的观念中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就像他们在体育、宗教或其他1000种人类活动中也不是随机分布一样。这一切都不否认阶级偏见的存在，也没有否认它在政治斗争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影响力是否要通过掌控那些塑造社会观念的人来达成。阶级偏见，在它存在的地方，会利用可以合理化的观念来发挥作用，这一点几乎没有人否认。但这与观念的起源或有效性无关。

观念对于想要倡导某项特殊利益的人来说是有用的，因为它有助于招募没有这项特殊利益的政治盟友——他们可能会被社会观念产生的原则或言辞所征服。简言之，将观念作为招募政治盟友的手段，证明了特殊利益本身的吸引力有限，而观念则具有独立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在短期内的相对比重并不是问题所在。无论特殊利益在某一时期如何占主导地位，一代人的特殊利益不一定与下一代人的特殊利益相同，而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在几个世纪里一直都通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