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观念

根据自由裁量权的归属和自由裁量权的模式，对无限的观念所做的操作性定义避开了那个最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确定一种观念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不受限制才能得到这个标签。即使是经典的无限的观念——比如说在葛德文和孔多塞那里——也承认人类的死亡以及错误观念的存在，这些是他们要积极消除的对象。这种努力如若成功，最终会带来这样一个社会：必要的社会权衡会被个人自愿接受，因此对所有的实际目标来说社会权衡就成了解决方案。无论是葛德文还是孔多塞都承认，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类繁衍出越来越多人口的生物能力包含了造成灾难性贫困的潜能——但是，决定性的前提是这种潜能实际上会被纳入对结果的理性预期之中。1权衡是抽象的，但是解决方案是实际的。

对于无限的观念而言，没有必要最终让每个人单独和自发地达到能够提出智力和道德解决方案的水平，更没有必要让他们以相同的时间或速度达到这一水平。相反，属于无限的观念传统中的人几乎总是假定一些智力和道德的先锋远远超过其同时代的其他人，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带领他们朝向越来越高的理解和实践水平发展。这些智力和道德的先锋成为代理决策者，直到人类最终进步到人人都能做出社会决策的程度。葛德文观念的一个特殊的变体是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充当社会代理者的角色，独立做出决定，也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在考量中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商人、大学生和其他人的这种“社会责任”传统蕴含着一种识别个人行为的实际社会影响的能力——这是无限的观念的一个隐含假定，并被那些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明确反对。2

无限的观念的核心是相信在人的局限中存在着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使得人们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实际的社会解决方案。在一个过渡期内，那些持无限的观念的人可能确实提倡实行比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所接受的更严厉的强制措施。持无限的观念的人支持这种过渡方案的意愿，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通往比目前更多的自由和普遍福祉的道路上，它只是必要的过渡。

而且，不是所有无限的观念的信徒都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措施强硬的过渡。葛德文反对通过武力来实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种世界，3而费边社会主义者，比如萧伯纳，则认为这种过渡完全没有必要，至少在英国是这样。4对于他们二人而言，暴力是不可取的，其他方法也是有效的。在无限的观念中，人类更高的智力和道德能力允许他们更多地依赖由拥有必备的道德义务和智力技能的人直接创造的社会结果。因此，界定这种观念的是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归属和自由裁量权的模式，而不是是否存在暴力。

尽管自由裁量权的模式与自由裁量权的归属相关，但是它们是不同的考量。比如，法西斯主义非常强调代理人决策，但它并不是一种无限的观念，因为无论是决策的模式还是选择领导人的模式都没有清晰地表达出理性。不是只有非法西斯主义者发现法西斯主义是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自己的信条也认为决定性的情感联系（民族主义、种族）以及利用暴力作为政治的驱动力是正当的。只有自由裁量权的归属和自由裁量权的模式两者都一致地反映了有限的或者无限的观念的潜在假定时，一种特定的社会哲学才能被毫不含糊地置于某种观念之下。

操作性定义把社会理论——特别是复杂的社会理论——要么置于有限的或者无限的观念之下，要么归于两种类型之外，因为这两个同时出现的标准提供了一种更明确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考察一个作者对人性的孤立评论。毕竟，决定观念性质的不仅仅是特定假设的呈现，而是如何将这些假设纳入实质性分析。

根据自由裁量权的归属和自由裁量权的模式这两个标准，比如说，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就是一种无限的观念——即便其核心主题是平等和生产物质福利之间的权衡。在罗尔斯那里，自由裁量权的归属是代行决策的“社会”，它能够选择集体的权衡并根据正义原则安排结果，而且这些原则是由理性的术语明确推导出来的。尽管正义的原则在逻辑上源自假设的个人的偏好，尚未出生的人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决定了他们想要居住的世界是什么样的5，但在应用这些原则时，自由裁量权归属于“社会”或集体的“我们”，即代理决策者。

罗尔斯的无偏见的未出生者（unbiased unborn）在功能上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原则——“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类似。6在两种观念中，这些假定的存在被用来在推导社会原则时规避个人或者阶级私利的偏见。区别是，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是每一个人的良心，每个人在法律和其他社会限制的框架内保有道德的（以及经济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也反映了相同的“公正的旁观者”的道德标准。在两种观念中，假定的存在规定了社会原则，但是，自由裁量权的归属依然是真实的人——在罗尔斯那里通过代理人集体行使，而在斯密那里则是个人行使。无论是在有限的还是在无限的观念中，一个社会框架是一个集体的产物，但是，自由裁量权的持续行使把它们分为有限的观念的自利的个人决策者，以及无限的观念的集体代理决策者。

“集体决策”和“代理决策”两个术语在这里的用法或多或少是可互换的，尽管严格来说它们并不一样。比如，“市镇会议民主”意味着没有代理人的集体决策，即便官员们执行的决定是由市镇会议做出的。公投政府同样可能制定集体决策，但官方本质上是代理人，而不是自由裁量权的主要行使者。然而，无论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观念都没有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这种特殊例子上，复杂的民族国家不是这种情况。因此，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无限的观念中集体的代理决策可以与有限的观念中个人的、自利的自由裁量权形成对比。

某种特定的观念可能位于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何地方。它也可能结合了两种观念的要素，结合的方式要么是一致的，要么是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混合观念的经典例子，尽管混合的方式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