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与忠诚

由于在个人能够拥有多少知识、决定复杂的社会议题时这些知识有多大效果的问题上存在冲突，两种观念对真诚和忠诚的重视程度大相径庭。当明智和兢兢业业的个人被认为有能力直接塑造对社会有益的结果时，他的真诚和对公益的奉献就是至关重要的。葛德文的全部目的是加强个人的“真诚、刚毅和正义”。80“普遍真诚的重要性”81是葛德文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数个世纪以来持无限的观念的人反复讨论的主题。根据葛德文的观点，真诚带来“解放”82，并“把其他各种美德带到其行列中”。83尽管他也承认每个人在某些时刻并不真诚84，葛德文仍旧坚持认为当“普遍和不可改变的真诚”85作为一种强大的理想时，它能够创造深刻的社会公益。

真诚在有限的观念中没有如此受尊崇的地位。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们常常乐意承认他们的论敌是真诚的，并把它作为一种对社会好处不大的个人美德——如果坚持将它作为理想，有时还会加重其适得其反的效果。有限的观念的道德核心是对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忠诚。在那里，在他能力的范围内，个人能够服务于决定实际结果的重大系统性程序，从而对社会公益做出贡献。这是和无限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义务观。在无限的观念那里，一个人的义务是对人类的直接善行。86但是，在有限的观念中，拥有社会决策权的个人缺乏足够的能力持续做出对人类有具体好处的临场（ad hoc）决策，而无论他多么真诚。

在有限的观念中，商人的道德义务是对将积蓄托付给他们的股东忠诚，而不是通过有损这种信托关系的慈善捐赠、投资或者雇用决策来真诚地追求公共利益。类似地，法官的道德义务是忠实地执行他曾发誓要维护的法律，而不是真诚地改变法律以产生他认为会更好的结果。在这种观念中，一名学者的道德义务是在他的学生和读者中忠实地推动知识的进步，而不是引导他们得出他所真诚相信的对社会最好的特定结论。出于类似的原因，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或解放神学对那些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来说也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两者都被视为对委托关系的滥用。

真诚是无限的观念的核心，就这一点他们不会轻易地向论敌让步，论敌通常被描述为护教论者，甚至是唯利是图者。在这个思想传统中不难找到对其论敌“真正”所想的引述，而且这些想法一定是被“揭示”出来的。有时即使承认论敌是真诚的，也会说他因“无知”“偏见”或者狭隘而不能超越现实。在无限的观念中，真诚是一个巨大的让步，而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更容易做出这种让步，因为真诚对他们来说意义微乎其微。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无须把论敌描绘成笨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程序非常复杂，即使是有智慧且有道德的人也很容易犯错——而且也很危险。柏克认为，“不是最坏的人，也可能做出最坏的事情来”。87

与真诚与忠诚的问题相关的，是角色或结构化关系的问题。用柏克的话来说，对角色的忠诚是有限的观念的核心，因为在扮演被界定的角色时，个人依靠的是民族和时代的经验资本。在同时代人中，他所造成的特定结果是由其他人的价值观、知识和能力决定的，而他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只是为了忠实地服务于使其成为可能的程序。但是，在无限的观念中，个人自身的理性和真诚才是最重要的，而角色则被视为不必要的束缚。持无限的观念的人倾向于谴责“角色的刻板印象”，相反，他们追求“减少结构性的”处境，追求将亲子或者师生关系“民主化”，而不再强调头衔和礼节。

所有的这些看法都与他们对人类临场决策能力的潜在观念相一致。在持有相对有限的观念的人那里，这种一致性是同等的。他们谋求角色和规则，利用未被言明的历史经验所产生的结果约束着这些角色的当前扮演者。比如，涉及大量信任的亲子角色或者医患角色，同时也是排除了性的角色，如果这种禁忌被打破，持有限的观念的人会尤为愤怒。其他人也会愤怒，但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无限的观念的逻辑衍生物。

真诚和忠诚都可被视为诚实的一个方面——然而是非常不同的方面，而且它们在对立的观念中的权重也不一样。有限的观念尤其把真诚与忠诚和真理区别开来，用J.A.熊彼特的话说就是“一个人为了理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撒谎”88。这就是有限的观念中真诚的权重如此之轻的一个原因。亚历山大·比克尔（Alexander Bickel）对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个现代辩护明显给予真诚比忠诚更多的权重，他强烈主张“谎言”是“不可避免的”89，并谈到了为了公共利益的“政治家式的迂回”。90比克尔后来反对司法能动主义时也改变了道德立场，反而强调忠诚多过真诚。现在，“法官的一个道德义务”是“遵守显而易见的宪法”，其改善则留给了修正的程序。91在两种立场中，比克尔的结论与他相应的观念一致。

忠于真理的理由与忠于角色的理由非常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中，一个人会使他自己的临场想法（这个想法在特定情形中可能是对社会最好的）服从于一种更广泛的系统程序——在这里，系统程序是公认的道德标准——人们更相信系统程序会促进社会长远利益。

这里需要再次注意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观念是百分之百无限的或者百分之百有限的。不同的无限的观念之间程度的差异，对于讨论真理——以及武力——的意义来说常常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非常纯粹的无限的观念中，比如葛德文的观念，理性是如此之强大——其特征是“无所不能”92——以至于在追求公共利益时无论是欺骗还是武力都不是正当的。93因此，即便是最有智慧且对社会最有益的人可能在某段特定时间内处于比大多数人高得多的位置，他们最终获得公众同意的能力也不会改变。但是，在关于人类潜能的无限的观念中，假定在实现目标的途中存在更多的抵制和摩擦，谎言和武力不仅成了权利，还成了义务。因为不可逆的突破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会持续若干世纪，在这段时间里，最初的成本将被摊销。

如果一个人像列宁那样相信，民众自发达到的意识水平本质上不足以完成任务，94那么，更有远见的精英就要扮演重大的历史角色95，并且必须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尽管列宁和葛德文都反对自然演化的、作为有限的观念核心的系统程序，但是，他们对人类知识和理性的假定在程度上的不同，使他们对真理和武力的作用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差异。在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之间一直充满仇恨。假定的细微改变能够深刻影响观念——以及影响根据观念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