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观念,随着限制在几个世纪内逐渐放宽,最终以共产主义这种无限的世界结束。7然而,在最终的共产主义降临之前的任何特定的时间内,人们不能逃脱——物质上或道德上——自己所处时代的内在限制。正是知识、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新的可能性的增长减轻了这些限制,从而为那些面向未来的新选择的人和那些献身于当前社会的人之间的冲突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马克思认识历史并划分时代转变(比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方式,以及预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类似转变的方式。

这种混合的观念使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传统发生矛盾,其他社会主义传统的无限的观念用不受时间影响的道德标准谴责资本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曾经创造了新的社会机会,如今却过时了的进步体系来看待。

马克思谈及“资产阶级制度的伟大及其暂时的必要性”8,这种观念与持无限的观念的社会主义者格格不入——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就是不道德的。在与邪恶做更加保守的妥协时,马克思暂时在道德上接受过去的资本主义,其前提是:在过去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以及在那个时代的内在限制之下,没有什么更好的制度是可能的。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新的选择现在使资本主义既是不必要的,也束缚了生产力。

马克思因为相信内在限制的存在而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但他也与斯密和柏克等人不同,这些人认为这些限制是人性中固定不变的。对马克思来说,限制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的限制,而那些限制的前沿会被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翻。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传统的长期目标的前提条件将会出现,包括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态度,就不可能简单地发出这样的指令。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生产力也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以及所有合作产生的财富的源泉都更加丰沛之后——只有那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才能在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铭言的整体和社会之中被超越”。9因此,若干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观念被划到有限的观念的阵营中,尽管他认为人性的限制会逐渐减少并最终完全解除。恩格斯把这称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上升”。10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分别被运用到历史和未来之时,反映了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各自不同的推理。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因果关系就像有限的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系统性的而非刻意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每个个体所希望的却被其他人所妨碍,而所出现的东西却是没有人希望出现的。”11当涉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个人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作为社会因果关系的一个源泉而被彻底拒绝,就像在亚当·斯密那里或者其他有限的观念的典范中一样。12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由资本家的个人目的直接控制的,而是由系统控制的——比如,生产成本随着技术的发展降低,从而迫使他们降价13,甚至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甩卖。14与之类似,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被认为难以控制威胁其统治的政治起义的趋势。15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的道德和因果结论与有限的观念是一致的。对古代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来说,马克思认为奴隶制和乱伦在历史上有其正当性,因为那些原始时代内在的限制更大。16马克思也不认为革命之后的政权能够摆脱束缚,审慎地决定何时消灭这个国家;相反,系统性条件会决定国家何时并如何最终“消亡”。17

只有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无限的世界才有望实现。在谈及那个世界,并将其令人满意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的特征相比较时,马克思的语言就变成了无限的观念的语言。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实现的个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维护其真正个性的积极权力”,而不仅仅是有限的观念中“资产阶级”的自由——“逃避这或那的消极权力”。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8

往回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从故意强加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自由——的出现是“朝前迈出的一大步”,尽管不是“人类解放的最终形式”。然而,这样的自由是“事物普遍秩序中的最终形式”19——在马克思的设想中,所谓普遍秩序,就是共产主义之前的有限的世界中的秩序。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马克思认为工人仅仅是在“名义上自由”20;他们“被社会条件强迫”去为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工作。21真正的自由是无限的观念中的自由,将在未来无限的世界中实现。这种自由以无限的观念的方式被界定为一种结果,而不是以有限的观念的方式被界定为一种程序。

马克思在运用有限的观念的概念分析过去时和在运用无限的观念的概念与他设想的未来进行比较并批判当下时,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准确地说,他的整个历史理论是限制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减弱,社会变革也随之发生。22作为当代政治倡议的一个体系,它是一种无限的观念——一种理论,认为我们时代的弊病是由一套错误的制度造成的,而代理决策者根据清晰表达的理性做出的集体选择,是未来自由裁量权的恰当归属和模式。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大异其趣的混合型观念,而且在其两位主要的支持者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中混合的程度也不一样。边沁并没有开创功利主义的基本概念,23但是对它们进行了系统化,把它们吸收进一套政治学说之中,并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建立了一个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很活跃的学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那个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也非常有意识地将不同学派的思想融入他的哲学见解中。密尔实际上寻求的是一种混合观念。

正如杰里米·边沁认为的那样,人是彻底地、无情地、无可救药地自私的。24但是,无论这种道德限制有多么严重,人的智力眼界是广阔的。尤其是,理性地构建社会体系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人能够制造“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结果。功利主义观念的有限的方面在于人天生的道德局限,以及因此要依靠更好的激励措施而不是更好的分配来调和个人欲望与社会需要。边沁努力的直接目的是创造由政府实施的激励计划,政府的功能是“通过惩罚和奖励促进社会的福祉”。25

然而,对代理决策者的依赖似乎在操作层面上可以把边沁的功利主义放在无限的观念的类型之中,尤其是其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模式是非常理性主义的。26然而,边沁对政府结构化激励的倡导并没有扩展到要求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的控制。事实上,边沁甚至反复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徒,当讨论高利贷法律的时候,他甚至指责亚当·斯密在执行自由放任政策方面走得还不够远。27边沁反对经济中的代理决策,他认为一个自由而理性的成年人应该不受阻碍地进行他选择的任何非欺骗性的金融交易。28

边沁并不能完全被归为有限的观念的传统,也不能完全被归为无限的观念的传统。然而,他在法律和政治领域最知名的著作操作性地反映了无限的观念,尽管没有达到葛德文或孔多塞的程度。但是,边沁在经济学领域较不知名和较少的原创性的著作则基本上追随了亚当·斯密的有限的观念——尽管和斯密的推理并不总是相同。比如,他不允许立法者重新分配财富的原因不是恰当地分配财富超出了人的智力和道德能力,而是出于一个具体清晰的原因——财产的不安全将会减少后续的生产。29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边沁的尊重,以及他对功利主义哲学(他推广了功利主义30)的改良性继承,并没有阻止他对边沁的观点的范围和内容进行批判31,也没有阻止他在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那里刻意地寻找一种相反的、互补的、矫正的社会观点。32密尔并不像边沁那样鄙视其他学派的思想家。33事实上,密尔在一般的社会思想家中是超凡的,因为他不仅研究了许多其他的社会理论家,而且还在形成自己的结论时借鉴了他们的观点。即便面对他认为明显是错误的理论,他也要“确保重要的真理碎片不会被埋没或者丢失在错误的废墟中”。34密尔的这种学术上的宽容可能导致:(1)对议题的细微平衡的思考;(2)一种自相矛盾的折中主义。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使密尔很难被明确地划分在有限的观念或无限的观念的阵营中,尽管他的哲学的总体主旨是由后面一种观念提供的。事实上,他在道德领域给出了无限的观念最清晰的陈述之一:

现在有,而且曾经一直有许多人,在他们那里,爱国主义或者善行的动机一直是行为永久不变的原则,高于任何普通的原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高于任何可能的个人利益的诱惑。现在有,而且曾经一直有群众,在他们那里,良心或道德义务的动机一直是最重要的。在人性的结构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禁止他们在全人类中成为这样的人。35

在许多议题上,密尔大胆地坚持从无限的观念(比如,法律是制定出来的,不是演化而来的)中得出结论——紧接着的是来自有限的观念(法律中的这些变化令人绝望地低效,除非它们与特定民众的传统和习俗一致)的附加条件。类似地,通过收入的分配,密尔把两种观念结合在一起。他断言,与受收益递减制约的生产规律不同,收入分配规律不受制约。尽管“意见”和“希望”不影响生产,但是,当涉及分配时,它们是最重要的。产出的分配“是人类制度独有的事务”。密尔宣称:

事情一旦在那里,人类(个体或者集体)就能根据他们的喜好加以处理。他们能够把事情交给他们愿意托付的人去处理,无论根据什么条件……因此,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俗。这些法律和习俗所依据的规则是由共同体中统治阶层的意见和感觉所制定的,这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非常不同;如果人类愿意的话,可能会更加不同。36

这似乎是对建立在无限的观念基础上的无限的选择的清楚的陈述——但是,它仅仅看起来是这样。对于本段来说,密尔的附加条件是:分配的具体规则的“结果”超出了人的控制——“与生产规律一样,几乎没有随意性,并且有着和物理定律同样的特点”。37限制被明确地否定,但又被含蓄地接受。类似的大胆断言和毁灭性的附加条件甚至出现在密尔更加严密的技术性经济分析中,其中有对古典经济学关于衰退原因和其中货币作用的分析强有力的辩护——其后的附加条件再次证明了上述批评的要点。38

密尔的言辞大部分是无限的观念的言辞。他从有限的观念得出的附加条件加大了对其整体定位进行分类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