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关系
要使平等成为两种观念之间的议题，首先要存在不平等。有限的观念和无限的观念对不平等的存在及其持续性的原因的解释是不同的。有限的观念的很多倡导者根本不解释结果的不平等，而无限的观念的很多代表人物则认为这种不平等居于智力和道德的核心。
长期以来，不仅是不平等的结果的存在和持续存在，不平等程度的差异也吸引着持无限的观念的人的注意。葛德文认为，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已到达了“惊人的程度”。15对于萧伯纳来说，一个人获得的工资是另一个人的3000倍，这“是不道德的”。16此外，如此重要的不仅是不平等的结果，不平等的来源也同样重要。萧伯纳说：“地主富可敌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天无所事事，却赚得比许多女人做60年的苦工还多。”17类似地，资本家也被认为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致富的，利润被简单地认为是“索价过高”。18
这不仅仅是一部分人拥有太少而另一部分人拥有太多的问题，它还涉及因果关系：根据这种推理，一部分人拥有太少是因为另一部分人拥有太多。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推理一直是无限的观念的一部分。富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穷人那里获取财富。葛德文认为，一些人的巨额财富源于“剥夺了别人获取幸福和尊敬的手段”。19这样的推理国内外通用。因此，萧伯纳说，大英帝国“是寄生在外国劳工上的寄生虫”。20对这种剥削的修正一直是无限的观念关注的核心。
不公正的获取的主题并不局限于直接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或者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也存在于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那些被赋予了较少身体或精神力量的人”——身上，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分享这个社会的成果，不仅不被同情，而且被剥夺了权利。爱德华·贝拉米认为，现代社会的繁荣源于过去几代人的努力：
你是怎么成为这些知识和机器的拥有者的，哪一个代表了你所贡献的产品的价值？你继承了它，不是吗？并且，不是他们——那些被你驱逐的不幸的残缺的兄弟，和你联合继承、共同继承的吗？当你用面包皮来敷衍他们的时候，你没有掠夺他们吗？他们有权和继承人坐在一起，并且，当你把这些面包皮作为慈善时，你难道没有在掠夺的基础上附带了侮辱？21
精神上的痛苦加重了物质剥夺，这一论题长期以来成了无限的观念中一直反复出现的主题。在18世纪，葛德文宣称：
人类能够愉快地忍受巨大的困难，只要这些困难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公平地分享，而且他们不会因为看到其他人的懒惰和安逸而受到侮辱，因为这些人无法得到比自己更好的优待。但是，如果他们被迫看到别人的特权，如果他们在为确保自身和家人最基本的一点便利而一直徒劳地努力时，却发现别人在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时，他们自身的灾难就会痛苦地加剧。22
意识到不平等且厌恶不平等的，并不只有持无限的观念的人。类似的反应对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20世纪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已屡见不鲜。23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可谓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大多数人对此深恶痛绝。一面是阔人们锦衣玉食挥霍无度，一面是穷人们食不果腹备受煎熬，此情此景，谁看了都不会无动于衷。[2]24
尽管斯密和弗里德曼（以及其他有限的观念的倡导者）提出了各种改良计划帮助穷人，25但他们都不准备对社会程序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以期达到更大的平等。对于选择受限和备选程序中更大的危险的设想限制了补救措施的范围。此外，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些不平等并不是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一种普遍的不幸，这种不幸在其他社会制度中更为严重。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允许自由市场运转起来，只要能够接近机会平等，普通人就能够达到从未梦想过的生活水平。”26他认为，尽管物质丰富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到处创造财富，其主要受益者还是普通人而非富有者。现代技术的奇迹对富人已经拥有的东西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改善，而它们极大地变革了大众的生活：
对古希腊的富翁来说，现代化的自来水管道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他的仆役小厮们自会跑去为他打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用处不大，古罗马的贵族们在家里就能欣赏一流的音乐家和艺人们的表演，他们也能把大艺术家豢养在家中。成衣、超市以及各种现代发明，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现代交通和医学方面的进步，他们可能会感兴趣，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其他各项伟大成就，主要是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好处。[3]27
弗里德曼和其他持有限的观念的人认为，“剥削”的情形能够被具有竞争力的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所消除，这比政治领导人蓄意干预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复杂经济程序更有效。风险不仅在于干预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在于其导致了政治权力更加集中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简而言之，试图平衡经济收益会带来更大、更危险的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这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中心主题。其结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结合了自由与结果平等的目标被宣称为“无法实现的”28，它作为导致专制的一种程序变革是危险的。
哈耶克没有将民主社会主义者指控为密谋专制者，事实上，他认为他们是真正有人性的人，缺乏实现其社会目标所需的“无情”。29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因为追求“社会正义的幻象”遭到了致命的破坏之后，民主社会主义者却被哈耶克看作为他人——包括法西斯分子（他们彻底破坏了自由）——铺平了道路的人。30
在其他问题上，当无限的观念的追随者谈及所寻求的目标时，有限的观念的追随者谈的是依据改变了的程序所制造的激励。
哈耶克说，无法补救的无知和无法补救的不平等如影随形。正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无知”，使得一般性规则的存在是必要的31，并且，社会程序的一般性规则与明确决定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结果是不相容的。“假设了一个人格化社会”的人32，假定了意图、目标和相应的道德责任。这个社会实际上存在一种演化的规则——并且“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中的细节不会是正义或者不正义的”。33政府，作为一个刻意创建的实体，会有意图地采取行动，对其进行道德判断，依据的是行动而非社会。34政府，由有限的一组决策者构成，它不占有一个社会中的所有知识或任何接近它的东西，因此，政府实际上缺乏无所不知的能力去制定正义或者平等的结果。
一个“由无所不知的人组成的社会”，不需要正义或平等的程序这些概念。哈耶克认为，无限的观念的社会正义可能会被允许或强加到这样一种社会中，在那里，“每个行为都应该作为带来已知作用的手段加以判断”。35但是，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排除了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社会的存在，这让适用于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持无限的观念的人所坚持的道德标准应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与实际可行的社会选择无关，并且追求这种理想的程序会导致政府权力的集中，这种境况是危险的。
哈耶克认为，由于在不受控制的程序中要求社会正义是“荒谬的”，36这样的需求意味着需要一种非常不同的替代程序。因此，道德成为这个备选程序的相对优势之一。哈耶克质疑：“人们服从指令，以便使个人获得的利益被描述为正义或者非正义，这道德吗？”37
简而言之，有限的观念并不捍卫现存的不平等，也不会为了正义捍卫给定模式的经济或社会结果。哈耶克认为，“如果把市场机制分配利益和负担的方式刻意地分配给特定的人群，那么它在很多情况下就是非正义的”。38市场程序的道德合理性取决于它产生的普遍繁荣和自由。
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不平等的存在性、重要性和持久性，还包括不平等的程度。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之前。在18世纪，葛德文写道，“很多人虽然富有，但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崇高的美德”。39有权有势的人很容易变得“对人冷漠，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40一个国王“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他会在力量、能力和美德方面被许多人超越甚至被更多人追平”。41“花环和冠冕，”葛德文说，“可能会被授予不值得的人，并沦落为被追逐之物。”42他的目标不仅仅是不平等本身，还特别包括“不当的利益”43。这些主题的变奏仍然是无限的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在20世纪，萧伯纳宣称，“巨大的财富是在没有最起码的闪光点的情况下获得的”44，不仅仅是穷人，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发现，在知识、天资、性格和公德心方面不如他们的成功商人，却获得了更多的收入”。45
无限的观念强调，有很多奖励具有无功而受禄的性质，但这并不代表持有限的观念的人就认为这些奖励是个人应得的。承认功绩的正当性，在持有限的观念的人中可以说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而且主要局限于次要人物，比如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都被哈耶克明确否定。46也不是只有哈耶克一个人持此种态度。在有限的观念的传统中，领军人物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指出许多奖励的不正当性。有限的观念的道德正当性是对社会程序而非对程序中的个人或阶级的辩护。他们欣然承认，“难免会有些无价值的成功和有价值的失败”，奖励“部分基于成就，部分出于偶然”。47他们接受这种权衡，坚信不可能存在解决方案。但是，持无限的观念的人并不认同这样的信念，因此，他们认为接受已知的不平等是不可容忍的。
虽然这两种观念得出了完全不同的道德结论，但这不是因为它们的道德原则根本不同，而是因为它们在分析原因和影响时存在差异。在两种观念中，首先是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不同，此外消除不平等的可行选择也完全不同。在18世纪，亚当·斯密和威廉·葛德文都对财富和强权的特权和自大愤愤不平，正如20世纪的罗纳德·德沃金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对经济不平等感到愤恨那样。48然而，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比如以什么样的成本能做些什么，会带来哪些风险，有限的观念和无限的观念的观点是不同的。
这两种观念都认为程序的平等可能意味着结果的极大不平等，只有让程序对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进行非常不平等的运作，才能获得平等的结果。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在于它们对这些目标的优先级不同——而这反过来也反映出它们所设想的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有道德、有理由地决定合适的社会目标。在当代世界各国中，这两种观念最激烈的一个冲突是针对特殊社会群体的补偿性优待，这些优待的目的是让这些群体能够更接近于各自社会中较幸运的群体所能达到的结果。虽然这一具体问题是近期才显现的，但就其可追溯的历史来看，它所反映的观念的冲突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
这两种观念对于平等和自由的关系的看法也是对立的。在无限的观念中，平等和自由并不冲突，而是对类似原则的两个如影随形的应用，有时会被概括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结果，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平等化正是这两个概念的核心。但作为程序，它绝不像其本身那样清晰。有限的观念侧重于程序，它认为允许个人行动自由和规定社会结果平等之间存在重大的冲突。而且，这种观念认为，在保持非经济领域自由的同时规定经济的结果，这种期望是不切实际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