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考虑到战争的恐怖，以及没有真正赢家的结果的经常出现，无限的观念倾向于将人为灾难的存在和重复发生解释为智识上的误解或丧失理性的敌意和偏执情绪。简而言之，无论是由于缺乏深谋远虑和沟通，还是因为情感压倒一切的判断，战争都源自理解的失败。因此爱好和平的国家减少战争可能性的措施包括：（1）提高人口中智力或道德水平更高的那部分人的影响；（2）与潜在的敌人进行更良好的沟通；（3）抑制好战的言论；（4）限制军备生产或军事同盟，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导致对抗措施不断升级；（5）降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性；（6）与潜在的敌人就尚未解决的分歧进行谈判。

有限的观念对战争的看法则完全不同。该观念认为，战争对那些期望自己、自己所属的阶级或民族会从中获益的人来说是一种完全理性的活动，无论这些期望是否像所有人类的计算那样经常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把他人的痛苦也计算在内，这对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来说并不意外。从这一角度出发，一个谋求和平的国家为降低战争的可能性而采取的措施可能会与持另一种观念的人截然相反：（1）通过军事准备和军事同盟提高潜在侵略者的战争成本；（2）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3）提高爱国主义和自愿战斗的意愿，提升侵略者发动进攻的成本；（4）更多地使对手意识到你的军事力量，不要仅进行口头交流；（5）在威慑的范围内协商，不对敲诈勒索让步，因为这会鼓励敲诈勒索变本加厉；（6）更多地依赖公众的良好意识和毅力（反映为文化上有效的经验）而非更容易受言辞和潮流影响的道德家与知识分子。

有限的观念认为战争同其他罪恶一样源自人性，并能够被制度遏制。无限的观念则认为战争与人性相悖，是由制度引起的。葛德文通常将战争视为政治制度的结果1，更确切地说是非民主制度的结果。“战争和征服，”葛德文说，“将永远不会发生，除非存在多数人是少数人的工具的情形。”

这种对罪恶的局部化（localization of evil）是无限的观念的标志之一。如果导致罪恶的原因一定存在，只要这些原因没有广泛扩散，以至于成为一般人性的一部分，这些局部的罪恶就可以被消除、反对或中和，从而产生一个解决方案。这种局部化的细节——无论是葛德文提到的非民主的制度，还是一些现代作者认为的资本主义经济——都不如局部化本身关键，这使解决成为可能。罪恶若是在整个人类中散布，那么它只能通过权衡解决，通过武断的方式处理则会带来不良的副作用。

在代表有限的观念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战争似乎基本上不需要什么解释，联邦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美国13个刚刚独立的殖民地没有形成一个国家，那么，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处于与对方不间断的战争中。对于联邦党人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每当国家期望通过战争获取些什么的时候，它们通常就会制造战争。”2他们不认为战争起源于专制者的局部邪恶，而是认为“人民战争与皇家战争一样多”。3关于战争的具体原因的想法被一笔抹杀：

有时，人们扬扬得意地问道，如果各州不联合，那么，什么诱因会使它们彼此交战？对于该问题，这会是个充分的回答——恰恰是同样的诱因在不同时期使得世界上所有国家血流成河。4

有限的观念认为，战争不需要具体的解释，和平才需要解释，制造和平的具体规定才需要解释。规定之一就是军事力量：“一个因其弱小而被轻视的国家，甚至会丧失中立的特权。”5这是对葛德文无限的观念的直接反驳，因为葛德文认为一个“无害和中立”的国家不会因军事威胁引发他国的“误会”或“攻击”。6葛德文认为，增加军事力量、缔结军事联盟或维持势力均衡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战争。7葛德文谴责维持军事力量所带来的成本，其中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而且包括服从军纪8和传播爱国主义这样的社会成本，他认为这是“冠冕堂皇的无稽之谈”9和“毫无意义的浪漫咆哮”10。在这种观念中，军人因其职业而低人一等。11

然而，在亚当·斯密的有限的观念中，对士兵的要求及其保卫人民的重任，将他的职业提升到了比其他职业更高尚的层面12，尽管斯密承认，当一个人反复处于必须杀人或被杀的情况下，会有“人性的减损”13。这显然是一种可接受的成本——或权衡，而不可能是一种解决。斯密认为，爱国主义是自然的、有益的，并且在道德上是有效的，尽管他承认其有副作用。14再次说明，这是一种没有追求解决的、斯密所接受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