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观念

在有限的观念中，任何个体自身的知识远不足以应对社会决策，甚至不足以应对个人的决定。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它的进步之所以是可能的，只不过是因为存在大量的社会安排能从大量的同时代人甚至过去几代的先贤那里继承和整合知识。有限的观念认为知识是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其社会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难以言喻的形式完成的，从指示成本、稀缺性和偏好的价格，到从每一代人的日常经验中演化而来的传统，有效的经验在达尔文式的竞争中被筛选出来。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以下言论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只有把知识解释为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吸收的过去的经验，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增长才是同一回事。在此种意义上，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我们智力的构成部分，我们的智力也不是我们知识的全部。我们的习惯和技能、我们的情感态度、我们的工具和我们的制度——所有的一切都是对过去的经验的适应，并通过选择性地消除不合时宜的行为得以增长。它们既是成功的行动必不可少的基础，也是我们有意识的知识必不可少的基础。1

在这种观念中，不仅仅是个人从无效的经验中理性地选择有效的经验，更根本的是，制度和社会的竞争导致了更加有效的文化特征集合普遍存活下来，即便赢家和输家都不能理性地理解这一套或另一套文化特征集合的优缺点。在部落层面上有效的价值观可能会被能够凝聚更多人的价值观所压倒。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在不理解为什么正确的情况下，当然也会更经常地学会做正确的事情，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受到习俗而非理解的驱使”。所以，“更多的‘智慧’被吸纳进行为的规则体系中，而不是被吸纳进人类对其周围情况的思考之中”。2

因此，知识是许多人的社会经验，它体现在行为、态度和习惯中，而不是体现在少数人清晰表达出来的理性（reason）中，尽管少数人可能既有才干又有天赋。根据汉密尔顿的观点，当知识被视为社会经验而非孤立的发明时，知识“只有极小部分是在密室里获得的”。3

用柏克的话说：“我们担心人们根据自己私人的理性储备来生活和交易，因为我们怀疑每个人的这种储备是很小的，个人最好能利用民族和时代的一般银行和资本。”4柏克所说的理性，并不仅仅指名人的书面文字，也指各民族的整体经验，这种经验体现为文化和行为中的感情、礼节，甚至是偏见。这些知识的文化精粹并不被认为是绝对可靠或一成不变的——它应该是一种解决而不是权衡——它作为经过检验的有效的经验实体，只有在最谨慎，甚至是不情愿的审查之后才会发生变化。柏克认为，我们应该像对待父亲的伤口一样，战战兢兢地对待社会秩序的缺陷。5这些缺陷不能被忽视，但它们既没有被试验检验，也不是仓促灵感的产物。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进行检验，就不可能有演化，因而对传统和长期制度的信心也就没有根基，而这种信心正是柏克和在不同程度上持有限的观念的人的一个标志。

有限的观念的权衡观认为，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本身并不是变革的理由，除非它的重要性可以弥补变革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保持我的原则不动摇，”柏克说，“我把我的行动留给理性。”6在另外的场合，他说：“我必须忍受那些缺陷，直到它们恶化为犯罪。”7柏克不仅在口头上褒扬不带感情的变革，而且他对沃伦·黑斯廷斯治理印度时的不当行为的无情起诉、在议会支持反叛的美洲殖民地实现自由的不受欢迎的立场，以及反对奴隶制的建议，都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8亚当·斯密同样敦促解放美洲殖民地以及其他殖民地，此外他还建议进行若干国内改革并反对奴隶制。9在美国，写下《联邦党人文集》的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第一次获得公众注意是作为反叛英国统治的领导者。有限的观念不是接受现状（或伪装）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