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和证据
尽管观念包含假定的事实和假定的原因，但是，观念并不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1观念几乎可以说是对事物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运转的一种直觉。库恩的“范式”是一个在智力上更为发达的实体，包括科学的“规律、理论、运用和仪器的总和”。2观念可能引出范式，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律或者其他领域，但是，观念和范式是智力过程的不同阶段。无论是在科学思想还是社会思想中，首先出现的是观念或者灵感，然后经过系统化成为范式，范式包含具体的理论及其狭义的可以用证据来检验的假设。
就一般的智力而言，科学现象的观念和社会的观念的演进路径是平行的。然而，科学中对立的范式并没有像普遍存在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和社会思想领域中源于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的范式那样，已存在了几个世纪。燃素理论和氧化理论在化学中并不是长期共存的。在历史上，科学的范式往往是交替出现的，而不是在若干世纪中共存。在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同样的特定现象的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和解释它们”。但是，这些分歧，根据库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接着就会彻底消失”。3在社会思想中，这样的过程并不普遍。
科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根本差异不在观念的层面上，甚至也不在范式的层面上，而在于理论中可用经验来检验的假设。不可控的变量阻碍了社会的实验室实验，拒绝了对推翻特定假设具有决定性的对照物，而它们反过来可以动摇理论，甚至可能推翻范式和它们所体现的观念。而且，人类的生物性延续意味着失败的实验不可能一遍遍从头开始，就像化学家在一个失败的实验中扔掉一批化学药品，然后再尝试一批新的化学药品。如果没有希特勒，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今天的德国会是什么样，或者，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兴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西方文明会如何发展。简言之，在社会观念中，证据没有那么具有决定性。这不仅由于证据的性质，也由于对社会价值的投入力度。
尽管对立的观点是从观念开始的，但它们并没有终结于观念。观念仅仅是构建理论和演绎特定假设的原材料。按理说，相互对立的结论可以用证据来检验，这样观念的冲突就解决了。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一种观念对其他观念的决定性胜利，尽管一些个人可能发现足以改变他们思想的具体证据。
不能期待存在决定性的证据让一种观念获得一般性的重大胜利。每一方都会积累大量的部分证据，但一个人对支持和反对自身观念的证据所赋予的权重不同，从而在主观上被某种观念说服。即使可以在经验上做出明确反对并给出证据，一条战线上的每一次失利也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更不是无条件投降。当源自某个特定的观念的假设以其最初断言的形式与证据发生矛盾时，它们仍会以一种不太极端或更加复杂的形式重新登场。
不过，证据并非不重要。“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转变的确会发生。即使这种转变仅仅是个案，但是，对一个人一般性的观念的影响可能会在其他假定和信念上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对证据的回应——包括否认、回避和困惑——同样证明了威胁的存在。证据与观念的关系的一个极端，是证据完全从属于由观念或由观念衍生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多年来忽略、回避、否认或者解释斯大林大屠杀和劳改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的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
在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中都能发现类似的案例。尽管关于特定议题的证据是可以造假的，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就真实且有力地证明了观念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造假并不是为了增加个人在经济、政治或者职业上的收益。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观念本身。
要回避证据，也不一定非得造假。一个理论的构建本身可能会使它避免和相反的证据直接对抗。换句话说，理论可以被表述得不可能让任何事情证明它是错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被简化为经验上的无意义，因为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与它一致，所以它预测不了什么。然而，尽管它不专门预测单一的具体结果，但是，它可能暗示了大量的东西，并且在暗示中非常有效。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这种类型的理论的一个经典例子，它完全建立在有限的观念基础上，但后来却被其他人改编为源于无限的观念的议程的一部分。
马尔萨斯在1798年详述的人口原则中描绘了极其有限的人类居住的一个极其有限的世界的糟糕画面。这个理论明确反对威廉·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观点4，他们关于人类的无限的观念为马尔萨斯所厌恶。
马尔萨斯的理论从两个假定出发——（1）“食物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必需的”；（2）“两性间的激情是必需的，并几乎将保持现在的状态”。他把这些称为“我们本性的法则”5——简言之，限制不可能消失。其中隐含的还有收益递减法则，因此，人口的增加不会导致粮食供应随着更多的人种植粮食相应增加。6所以，人口增加和食物增加的限制是不同的。他的逻辑足以达成他的目标，即论证人口可能增长得比食物快。通过把前者的增长率称为“几何级数的”，而把后者称为“算术级数的”，他以一种使这个想法不可磨灭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方式来渲染这种差异。
因为人口最终受到食物供应的限制，所以马尔萨斯最初的理论的经验含义是必须能观察到类似的增长率。马尔萨斯说：“人口一直与地球所生产的食物成相称的比例。”7这是从马尔萨斯的两个假定推导出来的重要结论，也构成了对马尔萨斯理论真伪的经验检验。从长期看，如果食物的供给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人均营养量就会增加，所以马尔萨斯的理论就是错的。考虑到两种可能的结果会分别证实或者否定马尔萨斯的理论，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及收集了充分的数据以后，这个问题似乎就几乎没有争议的空间了。
然而，由于马尔萨斯在批评的压力下改变了表述方式，理论与证据这样明确的对立并没有出现。数年以后，马尔萨斯宣布，大众更高的收入可能导致“两种非常不同的结果”——人口的增加或者“生存模式的改善”——中的一个。8由于两种可能性现在都被认为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相符，所以，不可能会有证据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无论它实际上是对还是错。事实上，根据不断积累的人口和其他数据，食物供给——以及一般的生活标准中的其他要素——倾向于增加得比人口快。然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幸存了下来，并繁荣兴盛。
马尔萨斯明显持有限的观念。“为了防止痛苦再次发生，不幸的是，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9他说。他甚至怀疑寿命是否会持续增加。10他谈道，“人类本性中固有的规律绝对独立于所有人类的规定”11，而且“人类的恶习和道德弱点是不能克服的”12。然而，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属于有限的观念的传统，但是它并不是唯一与这种观念相一致的人口理论。亚当·斯密的人口理论在分析和结论上完全不同。13而且，马尔萨斯的人口原则经过修正后再度出现在持无限的观念的政治左翼中间。
在该理论的修订版中，人口过剩既不是固有的，也不再是不可克服的，它只不过不能靠个人的自由裁量权有效地预防。然而，在政治领导下可能从生育控制和堕胎中得出一个“解决方案”，严厉性从劝诫到强制都有可能。简言之，源自一种观念的想法可能会被改编得适应另一种观念。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要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完成这种转变，它首先必须在一个多世纪的矛盾证据中生存下来。它在这方面的成功表明，回避和同义反复可以让一个理论免遭证据的诘难，就像直接造假一样有效。
造假显然是一个刻意的决定，而回避并不必然是刻意的，对什么是证据的误解则更不是刻意的。理论可以持续存在，因为让它们与证据对抗的艰巨任务如果没有充分的技巧和谨慎就不能轻易完成。在检验理论的人自身持有不同的观念，并且他根据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根据观念本身解读对立的观念之时，情况尤其如此。这种情况出现在经济学的一场著名争论中。这场争论刚好在二战后爆发，论战双方是观点截然相反的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而浩如烟海的证据并没能完全解决这个争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为（由政府或工会）强加的工资率比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工资率高，这可能会导致雇用人数减少。这是更普遍的经济原则的一个直接推论，即任何东西都是价格更低时购买更多，而不是价格更高时购买更多。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批判这种观点的学者向数百名雇主发放问卷，询问在包括工资率在内的不同可能的条件下，他们是如何做的或者会如何做。大多数雇主在他们的回答中并没有表明他们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应对工资增长。批判者认为这反驳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14
然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谈的并不是个体的雇主说些什么，而是经济作为整体会如何。这个调查询问雇主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调整方式，但需要检验的经济学理论说的是相反的现象——一个竞争性的经济是如何把调整方式强加给个人的。比如，一名雇主可能通过维持雇用人数并以高价把成本的增加传递给消费者的方式来应对工资的上涨，但如果这种价格的上升导致其产品销售量减少，然后迫使他削减产出和雇用人数，这种最终结果就与他因被迫涨工资而审慎地解雇工人一样。
真正的议题是外部强制的工资上涨是否减少了雇用人数，而不是要确认它是不是以下现象的特殊形式：（1）个体雇主决定解雇工人；（2）边缘企业的破产；（3）进入该行业的新企业的数量减少；（4）成本的增加被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导致销售量和雇用人数下降。简言之，待检验的理论是关于市场调整的系统性理论，而问卷调查的是幸存企业的个体意向。收集的大量证据与议题无关。
这些例子并不是为了证明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即错误或者缺点有损于对证据的使用。相反，它们说明了不同和相互冲突的观念共生的特殊方式，尽管有大量的事实性证据可能打破平衡，将局势决定性地由一边扭转到另一边——在几个世纪中，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就是这样共同生存和繁荣的。
在极端的案例中，证据轻易地被伪造，或者被巧言所回避，它使理论变得空洞，失去其经验意义，取而代之的则是强大的暗示性。相反，收集证据的人只需误解理论中的术语，就会使证据看上去与理论相冲突。或许就是在没有人要求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与流行观点相一致的断言之时，观念的力量才最能被展示出来。
这种现象的一个最晚近的例子，是下面这个被大量复述的断言，即在非裔美国人中更高的家庭破裂率和少女怀孕率是“奴隶制的遗产”。大范围重复这个断言数十年之后，一项综合的事实研究才完成——揭示了与当今的黑人相比，奴隶制下和获得解放后的数代黑人中家庭破裂和青少年怀孕远不是那么普遍。15再次声明，重点不在于某个特定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在于一个广泛传播的没有证据支撑的断言多年中没有受到挑战，就因为它符合某种特定的观念。不需要任何证据就能够维持断言，是观念的力量和持久力的另一个象征。
把观念，也就是对因果关系的不成熟的感觉，发展为一套特定的理论和推论——一个范式，或一个表明将要发生什么的智力模型——这一过程中的困难，既有智力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术语的精确定义，因果关系的悉心构建，以及显然不同于其他备选理论的特定假设的演绎——所有这一切要求的不仅有技能，还有纪律和专注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讲，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承认或公开认同某个特定理论，该理论在证据面前的失败就会给他造成痛苦的负担。在尝试调和范式与即将到来的反面证据时，最初的简单的原则可能被修正和复杂化，直到变成小题大做的奇妙装置（Rube Goldberg contraption）。
嘲笑这些临时的复杂化，并不是要反驳。而且，任何范式——作为模型而不是现实——都不必完美地与证据相符。下落物体的速度的科学公式忽略了大气阻力的影响，但是没有人认为这是在反驳重力规律，因为实际的科学观察揭示了理论预测的加速度与物体下落穿过空气时被观察到的加速度之间的偏差。相信重力规律的人们不会被指责为否认大气的存在。相反，他们不认为大气层对引力理论至关重要，而将其作为增加理论复杂性的一个不必要的因素进行省略，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充满氦气的气球会上浮而不是下沉）才予以考虑。
同样，无限的观念的信奉者并不否认人存在某些局限。他们只不过是认为这些局限在社会理论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术语来解释理论的因果要素，人的局限被边缘化了，就如同大气在重力理论中一般。相反，人的局限是有限的观念的理论核心——它发挥的是重力的作用，而不是大气阻力的作用——而且被持无限的观念的人强调的许多要素被当作偶然事件（大气）忽略了。但是，两种观念都必须忽略现实存在的东西，而且大多数支持者也会承认这些东西实际存在，至于被忽略的东西有多普遍，或有多大影响，他们的意见可能非常不同。
那么，既然没有观念和由观念发展而来的范式能完美地符合事实，调整和修正观念以适应不一致的证据的努力，本质上并不只是自我欺骗，更不是对他人的不诚实。但是，由此而生的灰色地带能够庇护确实符合这些描述的理论解释。而且，对抛弃范式的抵抗是科学史和社会理论史的标志。可以躲避科学证据的地方简直少之又少。虽然如此，面临相反证据的科学范式通常不是因为虚无主义的不可知论而被抛弃，相反，它会被修订和复杂化，直到有另一个范式来取代它。
观念和范式存在于许多层面。卡尔·马克思和在街角进行街头演说的激进分子本来可能拥有同样的观念，但其理论的成熟程度迥然相异。任何观念的更复杂版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对立证据的默许，如若不然，这种理念就可能轰然倒塌。这种对复杂性的普遍需要本身可以间接地防止反驳该社会理论的明确证据发挥作用。如果对这种证据没有其他可能的回应，因为它与所断言的东西有着明显矛盾，那么用以否定它的往往就是“简单化”，因为问题一定更复杂。然而，在科学中，简单的解释比在经验上不太准确的更复杂的解释要好。
尽管观念能够根据自身的内在逻辑，在对经验证据的拒斥中幸存并繁荣发展，但这样与世隔绝的教条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先验地宣称“真理在两者之间”一样武断和教条。事情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在一些高度特殊的议题上，真理可能完全在一方，而在其他议题上则完全在另一方。在另外的议题上，它可能在两者之间。重点在于，不能先验地进行说明，也无法逃避提出假设并用证据检验假设这一困难的任务。这样做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即便是狂热者，在受到经验攻击而站不住脚时，也可能被迫放弃某个观念的一些极端观点，当然，观念收缩了的边界继续得到激烈的辩护。智力上的斗争可能是消耗战，也可能是在单个的战斗中或赢或输的战争。科学的观念，而不是社会思想的观念，更适用于单一决定性的论战。
一般而言，社会理论不断增加的复杂性，部分反映出以更纯粹的形式为它们辩护变得越来越困难。迅速增加的经验数据，甚至是更加成熟的分析方式，可能不能对两种伟大的对立的观念的任何一种予以致命一击。这两种观念已经支配了过去两个世纪，但双方都已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让步。没有一种观念有信心保有无可争议的真理，两种观念18世纪的支持者们展示了这一点。承认我们在应对观念的冲突，就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