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观念

如果没有这样隐含的假定，即人类深思熟虑的理性太过有限，不能承担综合的社会计划，那么在一个接着一个的领域就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如果有效的理性计划和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直接控制是可能的话，那么以这种方式直接达到预期的结果显然更有效率，而不是让迂回和不受控制的程序得出最终结果。如果值得追求的东西可以由一小部分社会决策者制定，而不是依赖于广大民众中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那么，社会议题就变得非常类似于工程问题——这个类比常常出现在那些使用这种方法的人中间，也同样受到持有限的观念的反对者的谴责。8

认为社会议题本质上是工程问题的一个最突出的观点来自托斯丹·凡勃伦。这一观点出现在凡勃伦的许多著作之中，并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TheEngineersandthePrice System）这本书中得到明确的详述。他公开反对市场-价格制度这一系统性程序，支持相关专家、工程师的直接控制。几乎没有其他人在逻辑上将这种思考模式推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但其要素也出现在后来许多作者的观点中。比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与凡勃伦一样认为价格机制是不充分的，且受到强大利益集团的操控，如果它不是完全具有欺骗性的话。9其他对经济和其他系统程序持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的人，同样倾向于要让拥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并献身公共利益的人施加更加直接的控制。对“产业政策”的倡导是这种传统的最新案例。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为工程师寻求了某种特殊的地位，这要看该社会议题与工程问题之间的类比。

进行工程类比时，持无限的观念的人能够从社会“需要”出发思考问题，因为对“什么是真正想要的”做“客观的分析”是可能的。10“公共利益”能被详细阐明，因而也能被理性地追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组合相关的事实，并清晰地表达它们——“全面展示我们可以选择的项目”——以决定如何实现作为结果的目标。社会议题因此被简化为专家们的“技术协调”问题。11在系统性的观念中，天然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做法，因为人口中广泛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多样价值观。与系统性的观念不同，在理性主义的观念中，被选择出来的第三方能就什么构成了自然或者人为的环境的“需要”“浪费”或“破坏”达成一致。

在这种观点中，社会的解决方案不仅存在，而且往往还很明显——尽管不一定简单，因为当前的既得利益者会反对。根据葛德文的观点，“真理，尤其是政治真理并不难获得”。所需要的是“没有野心的和公正的”人民的“独立的不偏不倚的讨论”。12“善与恶的本质”在葛德文看来是能理解的“最朴实无华的话题之一”。13所需要的是“良好的判断力和清晰而正确的认知”，以“在世界中获得支配地位”。14

在后来的持无限的观念的作者中，也能发现非常类似的评论。根据萧伯纳的观点，当前社会中的邪恶是“用科学的方法诊断后发现的，它既不是不可治愈的，甚至也不是难以治愈的”。15类似地，国际冲突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天生难以解决的。如果交战国双方处于体面的人际关系中而不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军事冲突中的问题就可以轻松地得到解决，不会流一滴血。16根据萧伯纳的观点，当前社会“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的系统，几乎可以无限地进行修正和再调整——不仅如此，还可以根据人类的意志进行实际的破坏和替换”。17每一家成功的私人企业都是这样的例子：“只要有有效的意愿去寻找方法，就可以轻易地完成公共事务。”18

简言之，支配着有限的观念的内在困难，在无限的观念中并不是真正的困难。在无限的观念中，很多罪恶是由故意的阻挠和混淆视听造成的，而具有公共精神的改革者最需要的是奉献。

在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著名的社会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一位未来发达社会的公民对一位来自过去的人评论说，旧社会“异常无知”，在这个社会中，“社会问题”和“不满”必然预示着改变，19人们必须为了“共同利益”去做事。20控制经济并不困难，因为“生意做得越大，能够适用的原则越简单……”。21纯粹的文职机构提供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所有信息”。22一个“简单的账户系统”就是所需要的一切。23资源的竞争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源于“使每个人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不相容的制度……”24。浪费25、无知26和公共利益27的概念大量存在——伴随着反复宣称理性管理社会的内在简单性。28

无限或理性主义的观念更加复杂的现代版本是同样主题的变体。即便是在认为社会更复杂的地方，现代的专业知识也能够掌控这种复杂性，中央管理依然相当可行。因此，在无限的观念更加复杂的版本中，尽管是由专家而不是由普通人民大众进行管理，整个社会依然是易于管理的。第三方决策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现代生活中，委托专家已成为理性计算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29什么是“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偏好的”、“满意的”或者“不满意的”，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需要解释。30“需求”也是一样。31把第三方做出“科学的”社会决策和工程学进行类比：

官僚体制自身是一种使科学判断影响政治决策的方法；现代政府中官僚机构的增长本身就部分反映了政府利用专家知识的能力的提高。32

现代提倡使用专家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传统，当时，孔多塞认为物理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模型。33是的，他使用了“社会科学”34一词，并强烈要求把概率论和量化运用到社会政策的规划之中。35

在无限的观念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当前的议题与过去的有多么本质的不同，因此从历史演化出来的信仰（用加尔布雷思的话语来说即“传统的智慧”36）不再适用。这既不是新的也不是最近才有的结论。在18世纪，葛德文宣称，我们不能“怀着对祖先决定的胆怯的崇敬”做出今天的决定。37“过时”和“无关紧要”之类的词语在驳斥对立观念中被称为年龄智慧的东西时很常见。

问题不在于人类历史是否发生了改变，而在于这些改变实际上是服装和布景的变化还是戏剧本身的变化。在有限的观念中，基本上是服装和布景发生了改变；在无限的观念中，戏剧本身发生了改变，角色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同的，未来同样彻底的改变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