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有限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对系统性力量——无数个体选择和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回应，而非对某种深思熟虑的力量的回应，这种力量塑造了最终结果以迎合特定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者。竞争激烈的市场，正如所构想的，是一个以价格方式“传递确切信息”的非常有效的系统。35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价格不仅带来了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改善不足、促进技术进步并转变消费者偏好），还提供了“激励人们对信息做出反应的因素”。36无限的观念则辩称，经济并不是这样运行的，它目前服从于特定利益集团的权力，因此，未来应该让它服从于符合公共利益的权力。根据这一观点，刻意定价“存在于美国最基础的行业中”，因为“愤怒的公众”“向政府呼吁了”。37因此，“市场之神越来越多地被置于权力的控制之下”。38
这里的重点不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而是要阐明看到权力不同作用的人所设想的世界是如何迥然相异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有时自由裁量权分散在数百万人手中，而有时又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公司手中，由公司管理层在一个“不可动摇的位置上”行使。39每个人都把其他的观念作为一种迷思而不予理会。40
不足为奇的是，两种观念对于政府为何在经济中行使权力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在无限的观念中，问题在于意图（intention），而在有限的观念中，问题在于激励（incentive）。无限的观念认为，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意图推动它干预经济以消除私有经济权力带来的危害。但根据有限的观念，政府意欲增强自身权力的内在动机会造成不必要甚至有害的干预。激励是有限的观念的中心问题——“政客的首要问题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再次当选并继续掌权”41。
这些不同的结论不仅适用于长期存在此类显著争议的工业化国家，也适用于分析较贫穷、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关于第三世界贫穷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方法的截然相反的观点，反映了两种观念对人的本质、知识的作用、精英和大众的能力的潜在意见分歧，这也是许多其他领域的观念的冲突的特征。当然，这两种观念对权力的作用也有不同意见。
为了方便起见，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纲纳·缪达尔可谓把政治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作为贫穷国家发展的关键的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相反的观点——有限的观念——一直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彼得·鲍尔勋爵（Lord Peter Bauer）为代表。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表现在他们不同的潜在假定中。
他们在最底层就是不同的，也就是关于要解释的是什么问题的看法不同。缪达尔试图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造成其不发达的条件”。42相反，鲍尔并没有试图解释与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相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因，而是试图解释繁荣和发展的原因，并拒绝将“大部分人类的处境”描述为“反常的”。43对缪达尔来说，贫困是需要解释的；而对鲍尔而言，繁荣才是需要解释的。
对于缪达尔来说，清晰表达的理性对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所以必须以“合理协调”的方式使其“在总体规划中更为明确”。44这个计划“必须不断调和利益冲突并排定其先后顺序”。45简而言之，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做出权衡。但是对鲍尔而言，经济表现和政治诉求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
市场体制提供人们想要的商品，但运行它的人并不能轻易地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不提供商品，但操作它的人可以轻易地对此做出解释。46
尽管第三世界的具体经济问题是相对较新的问题，但在第三世界中，道德-智力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被有限的观念和无限的观念分别用不同的经典术语来表述，这些术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两种观念的标志。缪达尔一直非常关心：（1）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更大的物质平等47；（2）增强西化阶级的影响力和权力，以改变第三世界民众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其物质水平48。简而言之，他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更大的经济平等，同时，自由裁量权的归属自发地转到道德-智力领袖和西化的知识分子那里。
对于缪达尔而言，若没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仅仅是“政治上的民主，那将是空虚的成就”。49他的目标并不是简单的程序平等，而是结果平等。此外，必须使用“强制性的法规”50动员群众，因为“如果不能让社会规则远远多于对民主的流行解读，那么经济发展就无法实现”51。群众“对变革的抵制”52必须被克服。鉴于整个第三世界社会对变革的“顽强抵抗”，“现代化不会产生自一个‘自然’演变的程序”，而只能以“激进的国家政策”“通过国家干预带动发展”。53并不是群众自己，而是“那些代表他们思考和行动的人”54掌控着经济发展的方向。
简而言之，这个关于第三世界发展的非常现代的争议从缪达尔那里引出了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观念，它将经济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结合起来，给予道德-智力占优的代理决策者权力——简而言之，这就是无限的观念。与此同时，在鲍尔那里可以找到另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观点的所有关键特征，即有限的观念。
鲍尔认为，第三世界的民众多次证明了他们对系统性的经济激励措施的响应能力。55他反对“居高临下地面对第三世界的普通民众”56，反对把“这些群体划分为不能自立的人”57，也反对说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有益，甚至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58——这是一种“否认了他们的身份、性格、人格和责任”的观点。59鲍尔声称，该证据“驳斥了认为单个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不会或不做长期打算的观点”。60他指出，所谓“牺牲并不由极力鼓吹其不合理要求的人承受”。61对鲍尔来说，“被缪达尔教授如此高看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特殊的危险而非特殊的进步来源，因为“他们试图消除文化、语言、地位、财富和收入的差异”，并试图“溶解社会的黏合剂”，这只会导致“极端的权力集中”。62他们对市场的敌意和“对普通群众的蔑视”对他而言“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63鲍尔总体上拒绝“缪达尔对人和社会的观念”，尤其是“缪达尔视穷人为社会无辜的受害者的做法”。64
是缪达尔还是鲍尔更赞成平等，完全取决于将平等视为经济结果的平等还是政治程序的平等。缪达尔显然更喜欢经济收益的平等，鲍尔显然更喜欢社会程序的平等。在这方面，他们是这两种古老的观念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尽管他们在现代问题上争论不休。
他们各自对权力的看法同样遵循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的传统。缪达尔认为，权力塑造了第三世界的经济收益，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在世界广大落后地区开发和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和人民，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于西方”65，还因为国内“大量的贷款方和中间商”把“很多南亚农民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下”。66例如，在马来西亚，少数族群华人拥有“经济上的权力”。67如果经济计划没有“减轻经济权力的集中”，那么它就是失败的。68相比之下，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鲍尔全然否认了经济权力这个概念：
市场秩序使得个体和群体强行限制他人选择的权力最小化。强行限制他人选择即意味着强迫。拥有财富本身并没有授予富人这种权力。事实上，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富人，尤其是非常富有的人，通常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扩展了伙伴的选择面，包括穷人的选择活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在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零售中创造财富。69
需要注意的是，缪达尔和鲍尔对权力的大小或归属的分歧不仅停留在经验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权力的组成有着不同的概念。就平等、正义和自由来说，权力在无限的观念（缪达尔）中被定义为具有结果性特征，在有限的观念（鲍尔）中则具有程序性特征。鲍尔将强制或权力定义为“限制他人的选择”——一种程序定义，但缪达尔甚至都不去尝试满足这个定义。“经济上的依赖”这一结果，已经充分证明“受到了经济权力的支配”，缪达尔目的已经达成。未被言明的是，这是很久以前马克斯·韦伯对权力所下的定义，近来又得到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赞同，并通常被视为无限的观念的特征——“向他人行为强加自己意志的可能性”70。两个定义乍看起来十分相似，但它们实际上完全不同。
根据无限的观念以结果为导向的定义，每当A让B做A希望的事时，就意味着A对B拥有权力。例如，两个现代理论家说：“如果A的行为导致B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做出回应，那么A就控制着B的反应。”即使当“一个下属与另外的雇主谈判，目的是让他的上级给他加薪”，那么在这些作者的术语中，资本家C仍然有着控制力或权力。71是结果定义了权力。然而根据有限的观念的特征和鲍尔使用的程序定义，如果在A出现之前，B在程序中有尽可能多的选择，A就不能“限制”B的选择，所以对他没有“权力”。加尔布雷思认为，A向B“提供特殊的交换条件”就是在行使权力72，而鲍尔则不这样认为，因为A只是扩大了B的选择面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按照这个定义，即使A所提供的新选项比B现有的选择优越，使得B的选择几乎已成定局，这个交换条件仍然不能代表权力。无论是在第三世界还是其他地区，关于经济权力大小和归属的争论不仅限于经验事实，而且回到了基本的观念的冲突，以及不同的观念产生的定义的冲突。
由于以某种方式影响特定结果的能力比塑造整个社会程序的能力更普遍，权力对于无限的观念比对于有限的观念来说，更具有普遍的特征。在现代，“经济权力”这个概念主要与在其他方面也信奉无限的观念传统的人联系在一起，而有限的观念对此即使不是不屑一顾，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这里的重点是，存在多少权力，取决于权力的定义。更重要的是，用哪些政策回应权力才适当，取决于实质上被回应的是什么，而非用来描述它的词语。73
持有限的观念的人认为，通过增加和集中非常实际的政治权力来处理一个权力被最大地削弱了的经济程序的问题，这是减少了而非增加了人类的自由。但是，对权力有着不同概念的持无限的观念的人则认为，政治权力“与集中和有组织的财产利益集团所行使的权力相比不值一提”。74他们使用着相同的词汇，但讲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这种重叠足以使彼此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