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观念
无限的观念对人类的知识及理性运用没有诸如上述的限制性观点。正如托马斯·潘恩在那个时代的名著的标题中所传达的那样，正是18世纪无限的观念的代表人物创造了“理性的时代”。理性在他们观念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经验在有限的观念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样的。葛德文认为，与理性相比，或者说与“有教养的头脑普遍具有的力量”相比，经验的价值被大大地高估了——用他的话来说是“被不理性地夸大了”。10因此，葛德文认为多年积累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知的幻觉。一种信仰或者实践，其时间的长短并不能让它免受以术语清晰表达出来的严格的有效性检验。用葛德文的话来说：“我们必须用理性的标准检验一切事物。”他补充道：
没有什么仅仅因为它历史悠久，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尊敬它的神圣性或者因为质疑它的有效性会被认为不正常，而必须被保持下去。11
类似地，孔多塞认为，“具有时间印记的每一件事物都必定激发不信任而不是尊敬”。12“只有通过沉思”，孔多塞说，“我们才能获得人类科学中的任何一般性真理。”13
考虑到“有教养的头脑”有能力将理性直接运用于周遭的现实，我们没有必要遵从有限的观念中没有被清晰表达出来的系统程序，比如过去的集体智慧。葛德文认为：“集体智慧是最显眼的骗局。”14有效性检验并不是间接的、集体的和系统的，而是直接的、个体的和有目的的。检验有效性的模式是清晰表达出来的理性，而不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经验之上的普遍接受。根据葛德文的看法，“观点和意见狭隘的人”容易接受社会中碰巧流行的事物。15因此，这不是决定议题的方法。
无限的观念中暗示了“观点狭隘的人”和“有教养的头脑”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深刻的不平等。由此可见，进步包括将前者的水平提高到后者的水平。根据葛德文的观点：
真正的智力提高要求把思想尽可能快地提高到社会中开明成员已有的知识高度，并从此开始追求新知。16
无限的观念中也隐含着这种观点：重要的比较是一种类型的人和另一种类型的人之间的信念的比较——在x和y之间，而不是在下列两者之间：（1）系统程序通过从a到x连续几代的个体发挥的作用，并通过当下的x代人表达出来；（2）单单y这一代人清晰表达的理性。对集体智慧概念的拒绝，使个人比较作为判断的标准。既然从a到w代人的经验不再有价值，议题就还原为比较x清晰表达出来的理性与y清晰表达出来的理性。因此，无限的观念必然赞同“有教养的头脑”y，而有限的观念必然支持通过x之口表达出来的观点，这些观点被认为代表了许多其他人（从a到w代人）没有清晰表达出来的经验。这两种观念因此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哪种观点应该通行于世，以及为什么。
柏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是x而不是y：
我向您保证我并不想标新立异。我告诉您的乃从古至今在我们这里为人所接受的见解，它持续受到普遍的赞同；而且它们确实影响到我的思想深处，以致我甚至无法辨别哪些是我从别人那里所学到的，哪些又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1]17
柏克所指的知识或者理解，可以被理解为他参与的共同基金。葛德文所指的则是“有教养的头脑”所具有的知识和理解，这种知识，就其性质而言，集中于少数人，而不是分散于许多人。两种观念对知识的含义的理解的确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两种观念中知识的分布归属是如此不同。在有限的观念中，知识是经验的多样性，它太过复杂，难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它是若干代人在文化进程的特征中提炼出来的，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无意识的反射——被广泛地共享。用柏克的话来说，这是“没有反思的智慧”。18
没有反思的智慧对无限的观念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无限的观念中，人类既有能力也有义务使用明晰的理性应对所有的议题。“理性，”葛德文认为，“是管制人类行动的恰当而充分的工具。”19激情和偏见可能存在，但“有了运用理性的能力，我们不可能不因此而战胜我们错误的倾向”。20
考虑到清晰表述的知识是特殊和集中的，在无限的观念中，社会活动的最佳行为取决于少数人用于引导多数人行为的特定知识。按照葛德文的观点，需要把“社会的正义观”灌输给社会中“自由地受教育和反思的成员”，这些人反过来又将成为“人民的向导和导师”。21这种看法对葛德文来说并不新奇，但却一直是无限的观念的核心和经久不衰的主题。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作为无私的顾问的观点。伏尔泰宣称：“哲学家并没有特别的利益需要维护，只能为理性和公共利益大声疾呼。”22孔多塞同样写道：“真正有见识的哲学家，是没有野心的人。”23卢梭认为：“由最聪明的人管理众人是最好和最自然的安排。”24即使非知识分子掌控着实际的政府机器，根据达朗贝尔的观点，“只有在治理者与指导者达成一致时，一个国家的最大幸福才会实现”。25
这些18世纪的主题在19世纪至少以同样的力度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复述。对密尔来说，“国家中最有教养的知识分子”26“思考着的头脑”27“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28“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和人物”29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如果优秀的精神能够相互结合”30，如果大学能创造出“一连串的思想者，他们不是时代的产物，但能够成为时代的改进者和更新者”31，很多事情就都可以完成。类似的解决方案在今天依然常见。简而言之，“思考着的头脑”或者“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的特殊作用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无限的观念的核心主题。
然而，对于持有限的观念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在社会运行中的特殊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是很危险的。用柏克的话来说：
假如学术不曾被野心所败坏，而是始终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教导者而不想做主人，那会是多么幸福啊！[2]32
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同样很反感“大学中的教授转变为政治家”33。同样，霍布斯认为大学是时髦但无足轻重的词语盛行的地方34，而且“无比荒谬的东西都可能在哲学家的书中找到”35。
有限的观念的持有者认为，主要的危险在于知识分子对什么构成了知识和智慧的狭隘看法。用柏克的话来说，他们正“试图把对理智、学识和品位的赞誉限制在自己或自己的追随者身上”，并“对他人口诛笔伐”。36亚当·斯密提到教条主义的“系统中的人”，他们“自以为聪明”，“似乎认为自己可以像手在棋盘上排列棋子一样轻易地安排一个大社会的成员”。37斯密对哲学王的整个概念感到厌恶，他宣称：“在所有的政治投机者中，至高无上的国王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38
在人类理解力的巨大光谱上的某个狭窄切片中，专家的优势没有被否定。被否定的是被赋予了一种普遍优越性的专门知识，说这些专门知识应该取代更为广泛传播的各种知识。哈耶克说：“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被恰当选择的专家可能处于掌握所有现有最佳知识的最佳位置。”但是，他又补充道，在涉及其他类型的知识时，“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有一些优势，因为他拥有独特的信息，并可能做出有益的运用，但是这些信息只有在决策是由他做出或在他的积极配合下做出时才会有用”。39由于知识被认为既零散又分布广泛，所以多数人的系统性协调取代了少数人的特殊智慧。
这种系统性协调既不是计划好的，也不是由智慧的少数人强加的。用18世纪一名重农主义者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演化出来的自然秩序。40正是这些重农主义者创造了自由放任这种说法。类似的推理在亚当·斯密那里也能找到，他是这个学说最著名的倡导者：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但是自寻烦恼，而且是沽名钓誉，想要得到一种权力，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而又自认为有资格行使权力的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3]41
市场仅仅是许多演化出来的决策系统程序中的一个。家庭、语言和传统也属于此列。有限的观念的信徒非常依赖这些程序以做出比任何特定个人所能做出的决策更好，无论与其他个人相比，他们多么有才华或知识多么渊博。
简而言之，从一个特定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知道和理解不同的概念出发，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就下列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最好的社会决策是由拥有最多特定类型的知识的个人做出的，还是由动员和整合了分散在许多人中的知识的系统性程序做出的，即便这些知识在具体个人身上并不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