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启示

观念最终取决于对人的本质的某种感觉——不仅仅是人既有的实践，也包括人最终的潜能和局限。认为人性的潜能远远超出了当前表现的人，他们所持有的观念与认为人是悲剧性的有限生物的人截然不同，后者认为人类自私和危险的冲动只能通过社会设计才能限制，而这些设计自身又会产生不受欢迎的副作用。威廉·葛德文和亚当·斯密分别是这两种社会观念——无限的和有限的观念——最清晰也是最相符的典型代表。然而，对于这两个有着漫长传统的社会思想来说，他们既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当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9的时候，他表达了无限的观念的本质，其中的根本问题既不是自然，也不是人类，而是制度。根据卢梭的观点，“人不是天生相互为敌的”，70霍布斯在《利维坦》（Leviathan）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政治制度的武装力量是防止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唯一手段71，否则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相互为敌，生活会“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暂”。72尽管孔多塞的无限的观念引导他去追求一个个人“自然倾向”与社会公益相一致的社会；73但是哈耶克的有限的观念引导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社会不可或缺的规则要求我们做许多不愉快的事情。”74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本来就不能与社会公益相一致，而必须刻意服从于社会公益，尽管这会产生不愉快。

既然在无限的观念中人类的能力更大，在背后引导这些能力的意愿就显得尤为重要。围绕意愿的词汇和概念——“真诚”“承诺”“奉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无限的观念框架下讨论的核心内容，这种观念追求的政策，也常常以预期的目标来描述，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停止人对人的剥削”或“社会正义”。但是在有限的观念中，人类直接完善其意愿的能力非常有限，意愿的意义更有限。柏克曾提到“人类缺陷的有益影响”以及“最无可置疑的美德的恶果”。75亚当·斯密的整个自由放任经济学暗示了意愿和结果之间缺乏对应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收益并不是资本家意愿的一部分。

在有限的观念中，社会进程不是根据意愿或者最终的目标来描述的，而是以被认为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系统特征来描述的，比如“财产权”“自由企业”或者宪法的“精确构建”。这两种观念不仅是目标不同，更根本的是对这些目标与不同事物的联系的看法不同。无限的观念直接表达了所期望的结果，有限的观念对此并没有直接言明，它表达了被认为有助于实现期望结果的程序特征，其中诸多不愉快的副作用作为权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

在某个时期，社会思想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如此，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厘清有关人性和社会因果关系的关键假设，正是这些假设将一些人划分到有限的观念的阵营，而将其他人划分到无限的观念的阵营。尽管这种划分并不能将所有社会理论家囊括在内，但也涵盖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和过去两个世纪持续的意识形态冲突。

纵观无限的观念的传统，它相信愚蠢或者不道德的选择能够解释世界上的邪恶，相信更明智、更道德和更人道的社会政策就是解决办法。威廉·葛德文在其《政治正义论》中对这种无限的观念的详尽阐述对从18世纪的无数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伏尔泰、孔多塞、托马斯·潘恩和霍尔巴赫是其中著名的代表——身上发现的观念进行了总结和系统化。这种方法在19世纪由圣西门（Saint-Simon）、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和其他费边主义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得以发扬。到了20世纪，它能在哈罗德·拉斯基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倡导司法能动主义的整个学派中找到回声，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理论方面的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实践方面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

相比之下，考虑到人类固有的道德和知识局限性，有限的观念认为世界上的罪恶源自有限的和不愉快的选择。因此，他们依靠特定社会程序的系统性特征，比如道德传统、市场或家庭改善罪恶并促进进步。他们认为这些程序是演化出来的而非设计好的——它们依靠社会互动的一般模式，而不是用特定政策让特定个人或群体直接得到特定结果。这种在亚当·斯密那里发现的关于人类能力的有限的观念也能在其他一系列社会思想家那里发现，从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到斯密同时代的埃德蒙·柏克和《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再到法律领域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经济学领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一般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等20世纪的人物。

并非所有的社会思想家都符合这种二分法，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卡尔·马克思就不行，并且原因截然不同，我们将在第5章中阐述这一点。其他一些人在两种观念之间采取中间立场，或者是从一种观念转变到另外一种观念。目前，观念的冲突仍在延续，因为人们尚未选定立场或者不可逆转地做出承诺。

尽管做了必要的提醒，但这依然是一个重要且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人们对人性的最初理解，与界定社会观念的知识、道德、权力、时间、理性、战争、自由和法律的整体概念高度关联。这些相关性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加以探讨。

由于各种信仰、理论和社会思想体系分布在一个连续体（甚至是一个多维连续体）上，在某种意义上，用较少的有限的观念和较多的有限的观念取代这里的二分法可能更加合适。然而，二分法不仅更加方便，而且也抓住了差异的重点。事实上，没有人相信人类是百分之百无限的，也没有人相信人类是百分之百有限的。把某位思想家置于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观念的传统之中，不仅要看他是更多地提及人类的限制还是更多地提及人类未开发的潜能，而且要看限制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特定理论的构成和运行中。在理论中把这些限制作为核心特征的人，持有的是有限的观念；没有把这些限制作为分析的组成部分或核心部分的人，持有的是无限的观念。根据定义，每一种观念都会遗漏一些东西——事实上会遗漏大多数东西。有限的和无限的观念这种二分法基于人类固有的局限性是不是观念中的关键因素来决定的。

这种二分法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合理的。这些认识人类和世界的不同方式，引发了不同的结论甚至是尖锐的分歧，并在从正义到战争的一系列议题上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不仅仅是观念的差异，更是观念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