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结果联系时间过长
有时，行为引起了某种危害结果产生的危险，但是这种结果并没有立刻出现或尚未定型，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出现或定型的。这时，因果联系表现出较长的时间性特点，这可能会给案件的处理带来不便。例如，给他人造成器质性损伤，器官机能被损害的程度无法一时确定，需要经治疗稳定后，才能确定。拳打他人眼睛，造成肿胀，当时两眼看不见任何东西。但这显然只是暂时的失明，并不能以此结果作为认定行为构成重伤的依据，需要在治疗后，视其伤势稳定情况，以不能再恢复的损害程度作为行为的实际损害结果。这时，从行为发生到伤害结果的最后认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再如，伤害他人，伤害结果无法确定，医治效果不明显，伤情时好时坏，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出现了严重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如果因果联系时间不太长，尚不会对定案造成多大损害，但是如果这种因果联系拖延了很长时间，如何对案件进行处理，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例如，有个罪犯伤害他人，引起脑震荡，治疗一年多时间，出现死亡结果。此结果发生仍是由脑震荡伤害引起的。这种情况的发生，有的使案件长期不得结案，有的结案后又发生了严重后果，从而使判决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的立法采用了一些限制方法。例如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保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限制因果关系联系时间的功能；英美习惯法中对于认定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年零一天”规则，要求死亡结果只有发生在行为后的一年零一天之内时，方可认为是该行为所引起，这也是为了限制因果关系的联系时间。严格来说，这些限制方法是不符合因果关系客观性要求的。因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只要结果是某原因造成的，无论其持续多长时间，这种联系都是存在的；反过来，只要结果不是某因素造成的，无论它们出现的时间间隔如何短，也不能认为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通过法律予以中断，这不符合因果关系客观性的要求。不过，这样立法也有其功利的考虑，可以避免案件审理上的一些困难，如果从法律性上理解其意义，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对于这种情况，还是应当坚持客观性原则，不宜人为地规定一个标准，强行中断事实上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不过，为了诉讼的便利，也可以考虑采取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如果因果联系时间不是过分地长，等结果确定后再进行判决不至于产生多大不利影响的，可以等结果固定后再行判决；如果因果联系时间确实太长，等结果确定后再判决可能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的，可以根据审判当时治疗情况和伤势发展趋势，由有权威的医疗鉴定部门预测最终可能固定的结果，作出鉴定结论，司法机关以此鉴定结论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如果后来结果的最后发展与鉴定结论相符，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不符合，则视情况而定：如果相差不大，只能对量刑结果产生轻微影响的，可不提起再审；如果原判偏轻，就不再考虑加重责任；如果原判偏重，也不用提起再审，但若所判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时，可在采取减刑、假释措施时，作为一个因素考虑；如果最后结果的出现导致原判明显失误的，则必须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如果医疗观测鉴定结论可能涉及判处生命刑的，则不能作为判处死刑的根据。对这类案件，还是暂时搁置一下，等最终结果确定后，再行判决；如果判决时认为伤情已经确定，即行作出了判决，但是判决后又出现了严重后果的，如果行为人对这一结果的产生无法预见，则不需要考虑改变判决问题；如果行为人对这一结果能够预见的，则可按照前述纠正原判的原则处理。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2]《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43页。
[5]［前苏联］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翻译出版，第177页。
[6]吴建国：《唯物辩证法对偶范畴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7]［前苏联］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翻译出版，第177页。
[8]［前苏联］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翻译出版，第177页。
[9]［前苏联］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翻译出版，第178页。
[10]斯米尔诺夫：《概率范畴及其辩证内容》，转引自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翻译出版，第178页。
[11]吴建国：《唯物辩证法对偶范畴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12]库德里亚夫采夫：《违法行为的原因》，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https://www.daowen.com)
[13]参见列克沙斯：《民主德国刑法理论中的问题》，第35页。
[1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盗窃通讯设备犯罪的规定》（1990年7月10日）。
[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几个问题的解答》（1991年10月17日）。
[16]转引自陶龙生：《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载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论文选辑》（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66页。
[17]陈朴生、洪福增著：《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62页。
[18]陈兴良、曲新久：《案例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19]转引自［美］哈特、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版，第33页。
[20]转引自［美］哈特、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版，第35页。
[21]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1987年8月31日）。
[2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1987年8月31日）。
[23]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翻译出版，第628页。
[24]［日］大壕仁著：《犯罪论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翻译出版，第104页。
[25]［日］大塚仁著：《犯罪论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翻译出版，第105页。
[26]参见［日］大塚仁著：《犯罪论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翻译出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