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像“拥护共和”纪念金币

发行金币的目的其实并非引文中官样文章所说的那般冠冕堂皇。根据海关《蒙自口报告书》记载，真正原因是银根紧缩。主要是云南财源以往仰赖个旧矿场所产之锡出口换取大量现金，此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国际锡价在欧战终止后跌落、南洋锡加入竞争、滇锡纯度不如南美新法开采矿区所出且内含砒霜，导致最大客户美国不再购用等）而滞销。个旧锡业之萧条可由矿工人数从一战期间的11万人骤降为停战后的3万人可知。然而，进口物资反而增多，造成现金流失，当局遂下禁令管制银圆出口，而商人却将在外销货所得留置境外以便偿付进口货款来对应。如此一来，银圆更加缺乏。对此困境，富滇银行只有发行纸币应付，这样便造成纸币充斥市面，于是民间囤积之风更盛，形成恶性循环，富滇银行亦受其害。

一战结束后，银价上涨，金价下跌，欧美黄金大量售至远东地区，此时滇锡在香港的存货亦换得黄金30余万两。富滇银行于是大肆购买金条及外国金币，认为银价高涨若发行金币将不会被熔化改售，因为此“当银币拾圆”的金币，其材料只值银币8圆。据说刚发行时“农民疑为铜质，尚未肯收用，宁愿收用纸币”。

五圆金币在次年初才发行，初期两者通行无碍。不过唐像金币有法定面额而缺乏价值弹性，且找零不便，对市面交易帮助有限；加上这一年银价也开始滑落，金币价值倍增后，“该金币遂泯然无迹”。虽然年底时公告禁运金币出口，但金条、金叶形式的黄金依然可取得出口许可，故1919年共有价值关平银314 262两的黄金自云南出口。

海关资料显示，十圆金币在1919年10月发行至年底时已达900万圆，即相当于90万枚。其他数据表示，次年的五圆金币到秋末冬初时已超过600万圆，即至少120万枚；不过亦有五圆金币的发行额折合100万圆及30万圆的说法，若属实，则其数量在6万～20万枚。由于金价的持续上涨，商人有利可图，纷纷把这些金币运往沪、港甚至缅甸销售，1922年富滇银行发出通告限期收回，委托金铺熔化后售至沪、港等地。这两种唐像纪念金币因为是代督军省长公署制造而交富滇银行发行的，故云南造币厂历年统计报表上未列，准确数量无从查证，但存世不多。

1916年（民国5年）伦敦市场上金银的比价是30.1∶1，此后逐年下跌，到1919年金币发行时跌至16.3∶1，次年更是滑落到15.3∶1，但探底后旋即回升至25.5∶1，1922年时达到27.4∶1，后市更高，币材价值是面额的两倍自然会令钱币从市面上消失无踪。所谓“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其实是唐继尧利用当时金价低落的机会，想在云南实施金银复本位制，以取巧方式解决因银币缺乏引起的金融困境，美其名为“永志不忘”，而非真心“拥护共和”而纪念。不过，这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枚真正流通的金币，比起其他只是样币或制成而没有发行的金币，应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与历史意义。此外，唐像币还是金、银、铜3种材质俱全的近代机制币，值得大书特书。